中国经济走向理性的探索之路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无疑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两次会议。这两场会议背后，有高层的开明人士，有莫干山上的124名年轻人，有不再年轻的经济学家群体，也有来自海外的华裔。这些背景不一、经历迥异、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带着同样的问题意识和改革热情汇聚成改革的浪潮。

　　实际上，这两次会议背后的经济改革推动者也是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者群体的缩影。巴山轮会议亲历者、时任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赵人伟将80年代称之为自己探索真理的黄金时代，而与此同步，中国也在经济转型道路上探索。就这样，一批经济学人和国家的命运交织勾连在一起，一步步合力逼近真理和经济理性。

　　【开栏语】

　　新中国，70年。70年里，沧海巨变，波澜一搅，尽显壮阔；70年里，风波激荡，掀开一角，也尽是坎坷。

　　巨变与激荡，壮阔和坎坷，是70年大幕上的光影。光影所及之处，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革新轨迹，清晰可见。

　　国运更新，渐臻富强，要总结经验，题眼或许就在于：顺势、知势、谋势。70年前，新中国成立，就是顺时代之势。晦暝之夜，渐启黎明；积贫之相，由此刷新。1978年，改革开放启幕：从市场经济孕育到体制机制创新，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企改革……蹊径竞启，春笋拔地，画卷铺开，印着“中国经济奇迹”。奇迹谱就，也因“知势”。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到了转型节点，“舟至中流唯击楫”，击楫之下，才不畏深水，才有了今日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奋斗出来的，也离不开谋势。以奋进姿态，继续向改革要除弊力度，向开放要发展空间，舔舐制度痉挛，破除条框束缚，正是谋势之果。

　　顺势、知势、谋势，对应着行与思。慎思而后笃行，行自至远；笃行后又慎思，思即明鉴。录其行思，知往鉴今，以更好地观进路、谋未来，这便是我们推出“70年中国经济行·思·录”的意义所指。（佘宗明）

　　【时代背景】

　　农村改革燎原铺开 城市经济改革蓄势

　　1982年，中共中央历史上的第一个农村“1号文件”正式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30年大争论一锤定音，农村改革很快燎原铺开。

　　在农村改革如火如荼进行时，城市经济仍多实行计划经济体制。1982年秋举行的中共十二大仍然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强调的是指令性计划。1983年，主张“商品经济论”的经济学家薛暮桥还被批评“有知识分子的劣根性”。

　　但城市经济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城市改革应该如何改？从“文革”十年的困惑中走出来的中国学者在为中国的前途未来而忧虑着、讨论着、争吵着。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和改革热情，由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四个年轻人发起，124位青年学者聚集在杭州莫干山举办了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这就是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它后来被认为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

　　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历时8天，会议讨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模式、价格双轨制、农村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政企分开等多项成果被决策层吸收。在莫干山会议一个月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迈出了关键性或转折性的一步。

　　改革方向已经确定，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如何进行运转和调控？距离莫干山会议一年后，在中国高层的推动下，“巴山轮会议”应运而生。中外经济学者齐聚“巴山”号游轮上，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过渡步骤、宏观调控的手段、宏观调控的条件等多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不少讨论成果亦被决策层采纳。

　　“没有1984年10月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关于商品经济的论断，就没有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有关市场取向改革的探讨。有了巴山轮会议的进一步探讨，就大大地推动了1987年十三大关于‘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论断的形成和1992年十四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目标的确立。”巴山轮会议亲历者、时任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赵人伟说。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两次会议的一批青年经济学者第一次站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前端，后来这批经济学者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坚力量。其中，参加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人有马凯、周小川、陈元、孔丹、肖捷、吴晓灵、陈锡文、周其仁、王小鲁、贾康等，楼继伟、郭树清等人参加了巴山轮会议。

　　124位年轻人

　　1983年，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当时刚从浙江大学研究生院毕业两年、33岁的刘佑成被任命为该中心副主任。在此之前，和同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刘佑成的人生也被裹在时代浪潮中并随之起伏——他当过矿工，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进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年考上浙江大学经济学专业研究生。

　　80年代初，他在浙江组织成立青年经济学学会。“经过‘文革’这一代中青年都有思想，有报国热情，应该搭一个平台让浙江省内方方面面的中青年学者说话。也因浙江青年经济学会的工作，我和北京发生了组织上的关系，结识了一批青年学者，这才有了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世纪80年代有两次莫干山会议，另一次在1982年举行）。”

　　和1200多公里外的杭州一样，从黑龙江、云南、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区回京的插队青年聚在一起交换书籍、交流思想，处处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气息，又夹杂着质疑与思考。时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的王小鲁也是其中一员，“那时通过朋友互相介绍，认识了莫干山会议的几位发起人。”

　　1984年的上半年，张钢找到了王小鲁说，正和几位青年学者商议，在莫干山举办全国青年经济学者会议，邀请王小鲁参加莫干山会议论文的评选工作，论文入选者可以参会。

　　王小鲁无疑是论文评选负责人的合格人选。1978年从山西插队回京后，他的一篇文章被后来的社科院内部刊物《未定稿》主编林韦看到，在《未定稿》创刊后破格成为编辑。在当时，《未定稿》是国内思想解放的前沿阵地。其中，在市场经济改革取向之前，《未定稿》就刊登过主张商品经济的文章。“当时不能说市场经济，但说商品经济大家都明白是指市场经济。”

　　按照四位发起人商议，王小鲁担任论文评审组组长，周其仁、卢迈、宋廷明、曹远征、贾康等人参与审阅论文。“一共收到了1300多份论文，最终选出了124份。”贾康回忆，他推荐的与会作者中有一位是西藏交通局的作者。“题目写的好像是关于交通管理体制改革的，我觉得这样的文章作者有其独特的地区代表性，所以作了推荐，后来还真的入选，到会上见到他，感觉是超乎想像的年轻，看上去也就是二十挂零的一个小伙子。”

　　就这样，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和改革热情，四个年轻人相遇了。在他们四人的努力下，124位40岁以下的年轻人聚集在杭州郊区的莫干山，揣着为中国探路的激情共同站在了改革的浪尖。

　　两代人对话

　　根据分工，莫干山会议中，刘佑成负责与浙江省委、省政府沟通，联系安排浙江省参与发起单位和参会中青年学者的选定工作等。在这之前，全国性的会议多由政府机构内部发起、以行政方式组织，政府从未支持过民间发起、全国性的青年学者会议。

　　为什么浙江省政府支持了这次会议？“一方面，浙江的体制改革走在全国前面，市场经济比较活跃。另外，在1984年的春天，邓小平刚来过到杭州，浙江省政府对整个改革趋势比较敏感。”如今回顾，一位莫干山会议的亲历者说，会议初衷是为促进体制改革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研究平台，其中有几位来自北京、具有官方身份的青年学者参与。

　　这些北京的同志有来自国务院的田源、李湘鲁、孔丹等人。孔丹在这次会议性质的转变中扮演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莫干山会议召开前，孔丹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孔丹和莫干山会议发起人时有聚会，探讨中国经济。1984年夏天，孔丹和同学李湘鲁陪同张劲夫在杭州考察，他将莫干山会议的情况向张劲夫汇报，并将整理出的会议观点材料呈送给了张劲夫。9月8日，张劲夫在杭州汪庄二号楼和10位来自莫干山会议的年轻人代表见面。

　　“张劲夫说，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酝酿怎样把农村改革推向全局，因此需要一些思路、方案。当时的国务院负责人认为，年轻人的思想比较活跃，明确提出要两代人对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话。现在中央正研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你们有好的意见，可以吸收进去。”当时担任会议记录的刘佑成还记得，在会议最后张劲夫让开一个中青年学者的名单，他给有关方面打招呼，帮助中青年研究问题。

　　在《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中，孔丹谈到莫干山会议：“使学者、学子直接跟改革的决策中枢沟通，让他们发表意见并吸收他们的意见，应该说在那个时期这种互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和水平。我虽然离开了理论界，但还是起到了一个联络、沟通和推动的作用。”

　　时隔多年，一位与会者感慨：“莫干山会议得以举行的大气候是中央提倡‘两代人对话’的精神。这种精神之下，莫干山会议成为一次集体论证重大经济决策的试验。”

　　实际上，在80年代改革大潮中，中青年的研究力量介入到改革决策核心成为常态。1986年，国务院启动“价税财联动”改革方案研究，希望在1987年推出价格、税收、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形成宏观层面以间接调控取代直接调控的新体制框架。方案办的主任和副主任分别是高尚全、吴敬琏，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批青年学者。

　　“方案办老中青相结合，十几个年轻人分成若干小组，郭树清和我在综合组，肖捷、楼继伟在财税组，吴晓灵、李剑阁在金融组，马凯、田源在价格组，周小川在财贸组。那么多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讨论问题，每天都有思想交锋。”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回忆，虽然一年后方案办撤销了，但它就像高级培训班一样，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在90年代和新世纪的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少人成为发改委、财政部、‘一行三会’等部门的负责人。”

　　不再年轻的经济学家群体

　　在确定“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方向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如何进行运转和调控，同时如何把脉当时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

　　在中国高层的建议下，国家体改委（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出面）、社科院、世界银行联合发起主办巴山轮会议，研讨宏观经济管理问题。这次会议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包括经济决策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在他们中，除了郭树清、楼继伟等几位年轻人，以老一辈和相对中年的经济学家为主。

　　当时薛暮桥已81岁，安志文66岁，马洪65岁，刘国光62岁，高尚全56岁，吴敬琏55岁，周淑莲56岁，张卓元52岁，赵人伟52岁。经历了大半生动荡时光，他们在1978年后终于有了一张安静的书桌。“这十年我终于可以好好工作了，我把十年称之为‘探真’阶段，探索真理！”赵人伟说。

　　而在中国确立市场改革的取向之前，孙冶方、顾准、薛暮桥、于光远等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在50年代已开始艰难地向真理探索，这些探索为80年代的经济改革取向埋下了星星之火。

　　1956年，孙冶方发表题为《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的论文，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在计划经济时代提出要重视和尊重价值规律的文章。1957年，顾准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后来，顾准因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但两人的观点在当时无异于标新立异。除了孙冶方、顾准，薛暮桥、于光远也提出了“不合时宜”的观点。薛暮桥认为，要改革清一色的公有制经济制度，要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等。而于光远提出凡是进入流通过程的、加入交换按等价交换原则进行的产品都是商品等观点。

　　“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在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三大权威，他们都在经济部门担任要职，在实际的工作中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张卓元说，中国80年代的改革取向和转型不是一蹴而就，不能忽略第一代经济学家在改革前的探索。

　　第一代中国经济学家因“不合时宜”在1978年之前经历坎坷，而如今这些“不合时宜”为他们赢得了声誉。但在时代转折之前，顾准于1974年去世，孙冶方的身体也越加虚弱。1982年，正在牛津访学的赵人伟获悉孙冶方得了肝癌。一年后，他就去世了。

　　孙冶方去世后，他的同事、朋友等一批不再年轻的经济学家投身改革浪潮。根据赵人伟《中国经济学界的演化（1978-1996）》一文中的划分，陈岱孙、薛暮桥、于光远等老一代经济学家，以及刘国光、董辅礽、厉以宁、吴敬琏、黄达、孙尚清、张卓元等中老年一代经济学家，在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年轻一辈的青年学者合力推动中国的改革。

　　“在改革开放初期，领导人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具体运行并不特别清楚，比较重视经济学家的意见，经常叫我们去座谈会、起草政策文件。”80年代以来，张卓元参与起草中央文件十多次，他至今记得起草文件所在地玉泉山的风景，优美又寂静。

　　一个海外华裔

　　巴山轮会议除了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参会人员还有来自东欧的或对东欧的改革富有经验的经济学家和来自西方的经济学家。这些来自外国的经济学家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亚诺什·科尔奈、弗·布鲁斯、阿莱克·凯恩克劳斯、奥特玛·埃明格尔等。

　　“在市场经济取向已走了一段路的情况下，需要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邀请了很多的西方学者。”赵人伟说，这些国外学者基本都是由林重庚邀请。

　　林重庚，出生在菲律宾的华裔。在1980年世行董事会批准中国恢复世行席位后，世行派他率团考察中国的经济情况，后来世行委任他担任驻华代表处首任首席代表。

　　在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前，林重庚已和中国高层有过多次往来。1982年，他组织了以牛津教授弗·布鲁斯带队的东欧经济学家来华，帮助中国领导人了解部分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经验，这就是1982年的莫干山会议。

　　“改革初期，国内经济学界就改革的推进方式有很多争论。1982年的莫干山会议，东欧的经济学家在与中方学者们交流后认识到，中国应该采取渐进式的办法。实际上，1982年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是中国改革初期引进、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和原苏东改革经验的重要探索和尝试，这个过程中，林重庚起了重要的作用。”彭森说。

　　而在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看来，“他（林重庚）长期在世界银行工作，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情况非常了解，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经验。在中国改革的初期，可以为中国改革的方向提供参考使之做得更好。”余永定在和林重庚的接触中感受到，作为华裔，林重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有感情。“他全力向中国传达这方面的想法，同时联系很多西方的知名经济学者到中国进行访问，传播改革发展经验。”

　　除了解东欧改革思想，中国从世界银行的两份经济考察报告中认识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正当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明显发觉苏东改革思想和经验的局限性时，现代经济学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中前所未有的应用，对中国融入主流经济学思想理论和迈向市场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林重庚在《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一文中写道。

　　巴山轮会议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为中国经济学界人才走出国门开辟了一条道路。

　　据林重庚忆文，巴山轮会议后，凯恩克劳斯爵士认为中国的青年学者将在未来的经济改革中大有作为，但他们缺少良好的现代经济学训练。回国后，他向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林至人提议设立“经济培训项目”。于是1986年至1994年，中国每年有5-7名具备经济学专业背景和综合潜质并已参与改革实践的年轻人到牛津大学学习。

　　彭森是“中国经济培训项目”的学员，在牛津学习14个月，回国后参与了国内的多项改革。“这段学习经历让我学会用全球眼光、现代经济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特别是用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问题。”彭森说。

　　另一位项目学员余永定后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活跃在经济学界，曾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他回忆说，“林至人为经济培训项目费了很大的力气，对项目学员学术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郭树清、彭森、卢中原、华生等学员回国后，对中国的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

　　采写/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实习生 徐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