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凤雅家属诉陈岚案：精英想象勿踩踏底层尊严

　　视点

　　不论陈岚与小凤雅一家之间横亘着怎样的天堑，是非曲直都要归于法律。

　　2019年8月14日，王凤雅去世一年之后，其家属诉微博大V、作家陈岚侵犯名誉权案，在上海开庭审理。这将“小凤雅之死”再次带回到公众视野内。

　　自“小凤雅之死”事件以来，围绕这家人“诈捐”、“虐待”、“弃疗”、“重男轻女”的质疑一直未曾停止过，小凤雅母亲杨美芹甚至患上了抑郁症。为了清白与尊严，小凤雅家人决定起诉这场舆论风暴的始作俑者陈岚，讨要一个公正的说法。

　　这场诉讼是小凤雅一家的“尊严之争”

　　应当说，这起诉讼的最终走向如何，还是要看法律的依法裁决。但是，从小凤雅爷爷一直强调的“尊严”与“清白”中，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公正的强烈渴望。

　　这种渴望，首先源于在舆论场中双方话语权的严重不对等。从去年事件发酵开始，面对网友的指责，小凤雅家人就一直在否认与辩解，且得到当地相关部门的背书。但在铺天盖地的网络声讨中，这个普通农村家庭的声音就像沉默的螺旋，淹没在被大V带动起来的群情激愤中，缺少同情，匮乏理解，让他们一家，在这一年中经历了很多煎熬。

　　有媒体报道称，小凤雅死后半年里，谩骂和威胁声，依旧像个幽灵，通过电话和短信方式，传递到小凤雅爷爷王太友和母亲杨美芹那里。且不论小凤雅家人诉求合理与否，这种网络暴力本身就是非正义的。

　　如果说，网络与短信上的谩骂，还可以选择性忽视，那农村舆论场对他们的冷漠，则彻底将这家人陷入孤立境地。这种与周遭生活环境的被动割裂，与人情冷暖的莫名变化，是一种更为严厉的惩罚。

　　以前，小凤雅爷爷王太友是真正受人“尊敬”的，走在路上，熟人见到都要先“敬”一支烟，然后再一起聊天说活，但现在多数人选择“敬而远之”。

　　在熟人社会的农村，于一个朴素的家庭而言，这是一种无声的惩罚。而村民舆论评价的骤变，在他们看来显然是不公平的。某种程度上，摆脱在村民中的负面评价，可能才是他们此番起诉陈岚的更大动机。王凤雅爷爷说，“当我胜诉，陈岚向我道歉时，我就可以拿着判决书，大声宣告我们是清白的了。”这句话所陈述的对象，正是当地村民。

　　所以，不管法院的判决结果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尊重这家人找寻尊严的努力，这首先是他们的权利。

　　基于两种生活经验的价值观碰撞

　　对这次诉讼，前一天晚上，被告陈岚就在微博上表示，她一定会出庭应诉，她表示此举是为保护“千千万万患病儿童的医疗权和生存权”的理想而斗争；但陈岚口中的“理想”在小凤雅家人那里，得到的回应是“毫不理解”。

　　某种程度上，正是她所谓的“理想”，才导致了小凤雅家人苦苦追寻“尊严”的窘境。两个看起来都极为正面的词汇，在立场对垒的双方那里，变成了一组矛盾体。

　　小凤雅爷爷的一句话，或许道出了真相的某一面：“我们是普通农民，她是城市精英”。农民/精英这个未必准确的身份划分，清晰地表达了两个群体存在的巨大隔膜。这无非是说，陈岚这样的社会精英对小凤雅家人这样的农民，存在太多偏见。

　　王凤雅事件，其实发展到现在，对其中的细节与纠葛，都缺乏一个权威说法。但是，陈岚甫一介入，就给这家人盖上了“虐待儿童”的戳。她可能是抱有善款被滥用的担心，但在缺少调查的情况下，这种认定无疑是一种武断判定。尽管后来陈岚在微博上向这家人表示道歉，但不久之后，道歉又被删除，足见她心中的隔膜仍未消除。

　　这种不太客观的想象，来自两个阶层迥然不同的生活经验。陈岚作为知名作家，属于典型的精英阶层，她未必能理解农村人面对贫困与疾病时的无助；同样，作为社会底层的小凤雅一家，对来自精英阶层的“莫名指摘”，同样也会觉得是一种冒犯。

　　就像奉俊昊新作《寄生虫》所呈现的那样，台阶上层的雇主一家，把下雨当成情趣；台阶下层的宋康昊一家，遇到下雨就如遇灾难，毫无容身之地。基于两种生活经验的价值观发生碰撞，有时候总是难以避免。

　　但不论陈岚与小凤雅一家之间横亘着怎样的天堑，是非曲直都要归于法律。

　　只是希望，当下一次类似慈善纠纷发生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精英面前，底层的被救助者，能够有更多发言与辩解的机会，而不只是蜷缩在一隅，被误解，被“指控”，被堵塞了任何伸张尊严的机会。

　　□王言虎（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