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有为：深圳要继续保持敢闯敢试的精神

　　39年前的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获批成立，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自此，这个原本叫“宝安”的县城，迎来了新生！39年间，深圳迎来了巨变，从“小渔村”到国际化大都市，发展成就举世瞩目。2019年8月18日，深圳再次进入世人的眼中，这一次，深圳将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任。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深圳靠着“敢闯敢试”激发了创新活力，靠着“敢为人先”创造了“中国奇迹”。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9周年之际，新京报记者专访了深圳前市委书记厉有为，共同回忆那段“拓荒”往事。

　　【综述】

　　深圳改革的拓荒者

　　1990年12月，时任湖北省副省长的厉有为结束对罗马尼亚一个合作项目的访问，刚落地北京，被告知中组部要找他谈话。

　　“我之前一直在地方和企业闷头干事，从没进过中组部的门。当时一进门，中组部部长就说要把我调到深圳特区工作。深圳特区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啊，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说，甚至特区是做什么的我都不知道。”但厉有为还是服从组织安排，一周后“稀里糊涂来到了深圳”，担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深圳市委党校校长。

　　1990年，深圳已成立特区10年，但当时正处在巨大的争议中。厉有为回忆，当时很多人指责说“深圳姓资不姓社”“深圳就剩下五星红旗挂在那儿，其他都变颜色了”。刚到深圳的厉有为面临巨大的压力，好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改革开放路线要100年不动摇”，深圳的改革开放得以继续推进。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时任市委书记的厉有为开始探索完善深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据深圳前副市长张思平在《深圳奇迹》一书中的记载，在这一时期，厉有为领导和直接推动了深圳市产权制度改革，把财产占有社会化作为产权改革的总方向，为深圳市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等不同类型的产权改革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厉有为还率先在全国进行政府审批制度改革，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要求的新型政府进行大胆的探索；此外，厉有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五大体系和形成市场经济的四大机制（后来完善为市场经济十大体系和五大机制）。

　　如今，深圳已成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创新型城市，诞生了华为等一大批世界级高科技公司，而这得益于厉有为在任时力推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在1995年深圳市的党代会上，厉有为提出“二次创业”的想法，力推深圳发展高端服务业、金融业、高新技术产业。他还力排众议拍板在南山划出11.5平方公里的土地，提出“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如今，深圳南山已被称为“中国硅谷”。

　　改革就是破旧立新，厉有为的改革之路曾遭遇重重阻力和压力。在退休时，他写了一首名为《血路》的诗，记述他以拓荒者姿态投身改革开放的种种心境：风口浪尖弄潮头，改革必伴热血流；血路杀得伤遍体，夕阳染红孺子牛。

　　这首诗也是深圳改革大潮中的拓荒者的心境。吴南生、梁湘、李灏、厉有为等深圳的拓荒者们，在改革的浪潮中冲破旧体制、探索新体制为深圳发展探路，也为中国从计划经济突围、向市场经济转型探路。他们创造了历史，并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这将被时间铭记。

　　发展市场经济，政府首先要培育市场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国家设立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五个经济特区。如今来看，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最为瞩目，原因是什么？

　　厉有为：确实在五个经济特区中，深圳发展得最成功，原因可能有几方面。

　　第一，中央和党的正确方向、路线是根本。在小平同志的倡导下，让深圳进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试验。

　　第二，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发展市场经济时，我们始终把握一个有机的链条：首先，政府培育市场。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因此，发展市场经济）政府必须首先做培育市场的工作，市场主体需要什么，政府就培育什么；其次，市场解放政府，在全国率先减少行政审批，由审批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由政府全面配置资源转变为市场为主体配置资源；再次，政府解放企业。政府取消了企业的主管部门、行政级别、经营范围限制，取消了由政府决定企业待遇，转为由企业经营效益等指标决定企业职工待遇；最后，市场经济改革的落脚点放在解放企业的生产力上，探索和建立了市场经济十大体系，五大运行机制。

　　其中，十大体系中的社会分配体系进行了财产占有的社会化改革。市场经济试验容易产生两极分化，如何避免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这就要把少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发展为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现在看，正是财产占有的社会化改革，使得深圳人的财产占有比较合理，现在深圳的基尼系数为0.39左右，基层的群众都买得起汽车了。

　　我还想强调的是，在广东、深圳，广大的外来劳务人员创造了今天的深圳，为改革开放建设贡献了力量，但他们还没享受到一些城市居民应该享受的、在民生保障方面的权利，下一步改革开放要重点关注社会财产占有和分配、人群之间关系和社会和谐等问题。

　　第三，注重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深圳已被人称为中国的硅谷，成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创新型城市。

　　第四，形成了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1992年，深圳特区获得立法权后，打破按不同所有制立法的老框框，按企业组织形态立法，包括股份有限公司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条例、股份合作公司条例、合伙公司条例等，给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法律环境。此外，深圳还在全国第一个设立了保护外来劳务工条例，保护广大劳动者的权益。自获得立法权至今，深圳共制定法规228项，其中先行先试类110项、创新变通类58项，这两类法规占制定法规的74%，有力保障了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高科技企业应学习华为专注主业不断创新

　　新京报：深圳已成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创新型城市。深圳产业结构的调整政策由你提出并主导，当时怎么想到朝高新技术产业方向发展？

　　厉有为：建特区初期，由于没有条件，吸引到深圳投资的“三来一补”企业大多是产业链末端的、附加值低的甚至是污染环境的企业。这些企业无法支持深圳的可持续、高速的发展，还破坏生态环境。于是，市委市政府决定坚决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淘汰落后产业。在城市规划修编中确定了两个目标：一是把深圳建设成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二是把深圳建设成区域性金融中心。于是，市委市政府决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三来一补”企业，要么转型升级要么退出深圳，实行“腾笼换鸟”。

　　这项工作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阻力很大，比如这些所谓低端的产业是我们当初请过来的，现在让人家淘汰掉。当时这一改革也损害了个别村民的利益，当时有村主任联名给省委写信告状，说我破坏安定团结。好在当时在省委领导谢非同志几次来深圳调研后，省委决定支持我继续推行产业结构调整，并决定在深圳召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场会，并把这一经验从深圳推广到广东其他地方。

　　新京报：总结来看，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崛起的因素有哪些？

　　厉有为：我想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重视人才。当时我们实行两手抓：一手是从长远着眼抓教育，招聘教育人才、提高师资待遇，创建深圳大学、深圳高级职业技术学院。另一手是到市外、国外去招聘人才。1992年我率团到美国几个著名大学去招聘，那是我国第一次到海外招聘人才。现在已有近12万留学归国人员在深圳创业。

　　二是建立科技市场机制，这部分前面已经说了。但要强调的是在市场调节不到的地方，由政府来调控。政府围着企业转，只给企业提供服务，而不干扰企业发展，不向企业索取这要求那。以华为为例，任正非创业初期，团队只有十几个人，当时他们有技术有产品有市场，就是没有资金，贷款又没有担保、没有抵押。我组织调研后，建议市建设银行行长惠小兵去华为调研，惠行长决定给华为3000万元贷款。当时任正非引进人才，我们人事局、住宅局等都为其提供了帮助，科技局更是全面围绕华为进行服务。

　　三是大力推动科技人员和经营者持有股权，形成了企业内部强大的动力机制，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在深圳90%以上的高科技企业实行科技人员持股。

　　四是奖励创新，推动研发，保护知识产权。

　　五是进行高科技产业发展空间布局的大调整。在南山区建立高科技产业园，园内有吸收国内名校的研发机构和孵化器。在坪山、坪地两镇设立龙岗大工业区，特区内不再摆大工业项目，只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研发机构及金融等高端现代服务业，现在这个目标完全实现了。

　　新京报：中美贸易摩擦给深圳高科技产业带来的影响多大？如何应对？

　　厉有为：中美贸易摩擦会对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带来一定影响。但美国阻止不了我们前进，现在的形势是愈挫愈奋，愈挫愈强，从这一点看，特朗普是在激励我们。我认为，深圳的高科技企业都应该学习华为现在的做法。

　　华为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无人区”，但华为仍然在往前冲。华为没有去发展房地产等主业以外的产业，没有说哪里赚钱就往哪里发展，而是专注在信息技术产业。你看华为一年的发明专利逾万件，占深圳全部发明专利的一半以上。总之，在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深圳的高科技企业要在主业上发力，增加投入，不断创新。

　　同时，对于政府来说，要继续做好为这些高科技企业服务的工作，要为这些企业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帮助、鼓励企业克服困难。

　　在深圳工作的干部一定要有拓荒牛精神

　　新京报：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出台，深圳要达到中央提出的要求，面临哪些挑战，如何破解？

　　厉有为：在深圳建立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对深圳一个全面的、全新的、更高的目标要求，这对深圳既是机遇，也是很大的挑战。

　　其中一个挑战是，如何继续保持、发扬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的拓荒牛精神？深圳要继续一如既往，要继续保持敢闯、敢试、敢承担、敢负责的精神状态。

　　第二个挑战是政府机构的改革和转型。较大幅度精简机构和人员，解决行政经费支出比例过高的问题，使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民生，使党政机关更精干，更有力推动政府转型。这种探索对全国也有示范作用。

　　第三个挑战是基础教育的普及和投入。现在深圳花了很多资源在本科院校分校落户深圳的建设上，我认为可以鼓励一些顶级院校的研究机构落户深圳，没必要吸引太多本科院校在深圳设分校，这些院校的人才你可以从外地随时选来，何必来占用深圳有限的土地资源？

　　我当年去国外招聘时发现，很多人的疑虑是子女的教育。因此，要想留住优质的人才，深圳真正要重视的是补齐基础教育的投入和普及方面的短板，建设一大批优质的基础教育阶段学校，下功夫提升基础教育的水平。现在中央要求普及高中，深圳现在学位缺口较大，可以考虑集中办规模较大的高中校区。

　　深圳必须解决房价过高的问题

　　新京报：早在1988年，深圳就借鉴新加坡、香港发展房地产市场的经验，出台了住房制度改革方案。目前看，和很多城市一样，深圳的发展被房地产困扰。在这方面该如何改革？

　　厉有为：确实现在深圳最大的问题是房价太高，房子都住不起了能留得住人才吗？房价、地价过高也会增加企业成本，恶化企业生存和投资环境。深圳应该下决心解决这一问题。如何解决？我认为走市场化的道路可以解决好这个问题，使得创业者和打工者都能各得其所实现安居乐业。

　　第一，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放开对商品房的各种限制措施。商品房这一块让买得起房的人去买单。另一方面，政府要组织建好管好公租房（廉租房），公租房要占到30%-40%左右。目前的比例太低、供应的范围太窄。政府组织建设公租房的资金，在内地城市可能有问题，但在深圳没有问题。政府可以用商品房的收入补贴公租房。能留住人才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此外，在放开商品房限价的同时，对符合深圳产业发展的工业用地项目，政府应采取低价政策。

　　第二，现在深圳有大规模的小产权房，我建议按照两条原则解决小产权房转为大产权房：一是符合城市总体规划，二是建筑质量符合建筑标准要求。符合这两条的小产权房在适当补地价和罚款后可以转为大产权房，但“转正”后有一个限制条件，就是此房出租时必须与公租房同价，政府可以把这部分转正的小产权房房源纳入公租房体系。

　　第三，房地产商的开发资金要主要依靠自有资金，而不是主要依靠国家银行贷款，这样国家就没风险了。

　　中央早就提出建立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深圳可以向中央申请深圳房地产改革按市场经济规律方向先行试验。

　　大湾区内应该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新京报：今年2月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近期又发布了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粤港澳一体化建设如何突破体制障碍获得成功？

　　厉有为：要建成世界级的湾区，在目前实际情况下，我们要通过顶层设计解决几个问题。首先，香港、澳门与深圳、珠海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要自由流动问题。在大湾区的核心区域内生产要素应该做到自由流动，不然很难建成世界级的湾区。要做到这样，就应该把深圳和珠海建成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

　　其次，在珠三角九个城市间的经济活动中，实现经济活动同城化。可首先在深、莞、惠三市先试验，然后扩大至九市。

　　再次，大湾区内有五种法律存在，省级立法、香港立法、澳门立法、特区授权立法、较大城巿立法，在大湾区内如何适用法律？要有顶层设计和适当变通。

　　新京报：深圳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高度，今后港深关系如何处理？

　　厉有为：首先，深圳今天取得的成绩与香港的支持与合作分不开。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在人才、资金、经济发展模式等多方面向香港借力。

　　现在深圳在经济总量、人均居住面积、生态、社会环境等方面均上升到新的高度，这种情况下港深关系该如何发展？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几方面做工作：一方面，按照《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的有关要求，深圳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进行全新、全面的探索，以达到中央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深圳要成为稳定香港、促进香港繁荣发展的基地和桥头堡。比如，可以尝试给香港居民在深圳工作、生活、受教育的公民待遇等。在香港一侧落马洲有深圳的土地，可以与香港共同开发，共同发展。

　　深圳不能与香港割裂，一定要在大湾区框架内增进合作。香港在金融、外贸、航运等领域仍保持着巨大的国际优势，这些地方仍值得深圳大力学习。总之，港深两地要继续深化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共同为囯家做出更大贡献。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实习生 徐子林 程泽

　　B04-B05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逯仲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