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 不想将这些孩子，概括为社会问题的样本

　　当我们谈到孩子时，总会在不经意间将其概念化、样本化,他们真实的心灵状况常常不为我们所知。在无数的话题和讨论中，在广阔的空间与时间中，孩子本身常常是寂静的。

　　好在还有人去回应这种寂静，并将寂静背后的语言尽力翻译出来。从2015年3月开始，作家袁凌一直在默默参与一个探访乡村儿童的公益项目。他和摄影师赵俊霞搭档，走访了十余个偏远省份的近百位孩子及其家庭,记录下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悲欣与成长。

　　他忘不了这些男孩和女孩，于是写下其中的36个故事，将其命名为《寂静的孩子》。

　　重访地下室

　　进入这些孩子的世界是困难的

　　袁凌多次讲起他在四川大凉山探访时的一次经历。

　　那是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袁凌趁着村里的人们还没出来，去外面方便。南方的山区普遍没厕所，这是袁凌和赵俊霞两年来不得不面临的窘境。就在他准备方便时，突然从田地里蹿出十几条野狗，向他围拢过来。袁凌一下子就蒙了。这个场景久久停留在袁凌的记忆中，它所造成的冲击直接与袁凌对中国很多乡村没有厕所的震惊体验缠绕在一起。

　　探访的过程中，常有类似的外在困境。因为地理距离遥远，常常要不停换乘、翻越雪山，甚至贴着万丈悬崖行路，沿途气候变化剧烈。在偏远山区，缺水缺食是常态，没有床的时候，袁凌就睡在木板、草堆或者烂棉絮上，还睡过和猪圈顶头的床。有时候，不缺食物也是一种折磨。在内蒙古时，没有蔬菜，只能吃肉，到第四天时，袁凌看到草原上有专给牛羊过冬种的青储饲料，便冲上去，抱着饲料大嚼。

　　这四年的采访与写作对袁凌的身体损耗极大。高血压、肠胃病、甲状腺等问题都找上了袁凌，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再也不年轻了。

　　除了外部困难，进入这些孩子精神世界的内部困境尤甚。采访袁凌的当天早上，他还在试着写出那些没有收录书中的孩子的故事。但很难。因为需要再次全身心地浸入到当初的情境中。

　　袁凌的探访笔记记得很详实，厚厚一大摞，每一个他认为有价值、有表现力的细节都会记下来。顺着这些零零散散的文字所形成的记忆隧道，他得以最大可能地重返心灵现场。虽然这些故事如今看似很平静，但实际上袁凌在写的过程中费了巨大的心力。在这许许多多个孩子中，他一直没能将第一个探访的孩子写进书中，因为太过沉重。袁凌将那种感觉形容为重访地下室——地下室太黑，下去一次就再也没勇气下去第二次了。

　　有时，就算没什么悲伤，只是呈现欢乐也很累。“那些散落的、看起来没有什么明显叙事线的生活细节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它是一种情绪，是生活里面蕴藏的一种东西，你得用你自己的理解将这些琐碎的细节拎起来、编在一起，编的同时，里面也有东西。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不只是乡村

　　那些被动陷入寂静的孩子们

　　还有很多很多没有被袁凌写下的孩子。比如周莉莎，这是袁凌在云南遇见的一个蓝嘴唇病女孩。头一年探访时，她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袁凌的笔记本上，清清淡淡的，如同茉莉花瓣。第二年再去，女孩已经去世。这个面容清秀的女孩喜欢文学，死前的遗愿是让爸爸把她参加学校作文竞赛得的奖状带回来。

　　那些写下的孩子，每一个都有曲曲折折的故事。有患有癫痫病，时时需要忍受电击之痛的女孩；有患有白血病，日日忍受化疗之苦的男孩……患有纤维病的小男孩明泽像个诗人，看到窗外远山的雪景会说，“好多白头发，没了，就变成绿头发”；患有鼻窦炎的牧羊少年宝安与袁凌站在一起时，说的却是“我们的话被风吹走了”……

　　袁凌写下他们，也写下了背景中另外一些寂静的孩子：因哥哥患病而习惯于不受注意，讲话声音轻到听不见的小妹妹；同住化疗病房，突然就消失不见的长胡子的小姑娘……有大峡谷的孩子，有山脚下的孩子，有布满地雷的遥远国境线的孩子，有窄窄的河西走廊移民村的孩子……还有大火后田里剩余的青色，阴雨后地上冒出的蘑菇，炎热阳光下被催黄了的忧郁的香蕉……

　　看着这些孩子，袁凌常常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就像尼采所说的“超人”之后的末人，没有权利也没有信心要孩子。整个社会及文化上有意无意的忽视，使得真实乡土的痛苦与衰亡，孩子们的成长困境被遮蔽了。“大家都知道乡村要沉没了，所以人们都去城市，哪怕在城市没有位置，也要先撤到去往城市的船上，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个沉没的乡村。”

　　但并不只是乡村。袁凌后来意识到，不仅仅是乡村有留守儿童，城市也有。当时，一个公益组织发起了一个“寻找城市留守儿童”的项目，邀请他去参加，但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找到。

　　后来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袁凌遇到了几个孩子，写下了几篇以城市为背景的故事。“自杀宝宝”天天和曾经因为“留守”而变得敏感多疑的然然都是城市里的孩子；和乡村的孩子比起来，他们具有更多的个体性质，和家庭、环境之间的冲突与距离更加明显，问题也更隐秘更幽暗，更需要内在的观察。还有那些跟随父母漂泊在城市边缘，不属于乡村、也不属于城市的孩子们，他们都被迫陷入了某种寂静。

　　倾听与理解

　　接触、写下他们就是写作目的

　　谈到城市的孩子，袁凌并不看重宣传时的“中产阶级家庭”这个标签，包括乡土、底层、异乡、大病、留守、单亲等等。袁凌觉得，这些名称与标签并不是核心问题，它们只是各种社会状况之下产生的症状，在这本书里，只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孩子。

　　城乡之间的巨大分裂、造成留守和流动儿童的社会经济因素、家庭亲子关系的缺陷等，确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但这不是袁凌的出发点。“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我感受到的只是这些孩子本身的状态，他们需要我们去倾听，去理解。因为各种各样的社会态势，我们平时可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看到的只是各种概念，如今我有这么一个机会，去接触他们，写下他们，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写作目的。”

　　袁凌的写作，常被视为特稿或非虚构，但实际上，它们并不等同于特稿写作，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非虚构写作。非虚构中有大量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写作，袁凌的书写方式溢出了这种书写传统。

　　在他的写作中，常常有细腻的情感表露，一切自然风物皆含深情，但袁凌却又把力度控制得恰到好处。袁凌不避讳这种情感表达，只是要看这种情感表露到什么程度：首先不能虚构情感，再者不能用情感去评判、定义对方的生活。在这种书写中，“我”是次要的，只是作为生活的见证者，自然表露一些感情，但不能强烈带入。

　　袁凌不喜欢承担某种社会功能的写作方式，不喜欢特稿式的以小见大，不喜欢去写一个可以作为社会参考的样本，不喜欢强情绪引导，不喜欢故作深沉的“零度写作”。“我其实很排斥这些。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这个场景就是这个场景，不来就看不到、想不到，我没有办法通过媒介、通过某种理性认识去推导出这个场景。它背后可能含有一些东西，但不是我能推导下去的。它也不是一个象征，象征不解决问题。”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