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应多了解父辈经历的苦难

　　“家事、国事、天下事，都牵动着我的港澳情怀。每天我都看新闻，特别是今年6月以来，时刻关注着香港的局势。”

　　近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创会会长陈佐洱在接受新京报独家专访时谈及当下香港局势，他说，香港从来都是中国的组成部分，过去、现在、将来都是。香港青年人应该多了解一些过往父辈们在殖民管制下经历过的苦难历史。

　　出生于1942年的陈佐洱，曾任中新社福建分社社长、总社港澳台部主任，1987年底被调往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工作。1994年3月，距离香港回归还有三年零四个月时间，又从港澳办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常驻代表，专门负责磋商香港政权交接的具体事宜。在中英谈判的最后日子里，陈佐洱代表中方主谈了14个议题。

　　最近，他的一本纪实文学《交接香港：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再版、一本思考集《我的港澳情怀：走过的路和思考》都由中国文史出版社相继出版发行。

　　谈港澳办工作

　　现场记录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

　　新京报：你原先在新闻界工作，后来是如何走上国务院港澳办工作岗位的？

　　陈佐洱：1987年3月，我在中新社以福建分社社长的身份进京兼任了总社港澳台部主任。9月，台湾《自立晚报》派了两名记者到大陆采访。在中台办领导下，总社派我和几位同事负责接待他们。

　　这两位台湾记者到达时是9月15日凌晨。机舱门一开，我迎上去说：“欢迎，欢迎。等你们38年了！”这句话立刻被现场的记者捕捉到。后来听说得到了邓小平同志肯定，我才放下心。

　　这之后，中央好几家单位想调我去，但我选择了国务院港澳办，因为按工作的年龄，还赶得上10年后香港回归祖国。

　　新京报：你曾参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陈佐洱：《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中国就着手起草了这部史无前例的法律。根据“一国两制”，把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具体化和法律化。

　　我到港澳办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李后、鲁平领导下，负责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的有关事务。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基本法草案完成的第2天，邓小平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讲话，是你记录下来的。

　　陈佐洱：那是1990年2月17日上午，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起草委员和工作人员。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小平同志一开始讲，鲁平副秘书长就示意我赶紧记下来。这就是现在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

　　谈香港谈判

　　就先头部队提前入港问题和英紧急谈判

　　新京报：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常驻代表后，你具体参加了哪些谈判工作？

　　陈佐洱：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是专门处理“交接香港”具体安排的临时性外交机构，下设不同的专家组。我担任过14个专家组的中方组长，主谈了包括防务与治安交接、财政预算案编制、政府资产移交等议题，最终全部与英方达成共识。

　　新京报：你觉得最具挑战性的一次谈判是什么？

　　陈佐洱：最有挑战性的是解放军先头部队提前开进谈判。1997年6月16日上午，我突然接到中央方面的电话，指示我带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立即与英方开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先头部队提前进入香港问题。

　　新京报：为何如此紧急？

　　陈佐洱：原来，一般理解是解放军驻港部队应于7月1日零时香港回归中国时开进。1997年5月4日，中央领导在听取汇报时发现，上述方案存在严重缺陷，假如中国军队7月1日零时才进港，抵达各个营地尚需2到3个小时，这意味着驻军到位前香港将出现防务真空。

　　中央领导人指示，刚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决不能一分钟不设防，必须立即组成一支先头部队，携带武器装备于7月1日零时以前进入香港，确保零时开始有效履行全香港的防务责任。

　　新京报：你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陈佐洱：接到任务后，我和团队立即研究方案。翌日上午就开始了五天五夜的谈判。我首先将先头部队提前进港的议题分为人数、路线、军营、时间和装备五个方面知会英方，遇到了强烈抵制。谈了三天，从高方案打到中方案、若干底线方案，仍然没有拿到最需要的东西。

　　新京报：最终是如何达成协议的？

　　陈佐洱：我和英方代表包雅伦走在双方代表团的最后，他轻声用英语试探问：“我们两个人再谈谈吧？”我俩就往回走，进入一间小储藏室。他直截了当问我：“中方还能作哪些松动？”

　　我思索后回答：“中方可以再作两个重要让步：第一，可以放弃开进位于九龙闹市区的枪会山军营，但港岛的英军总部和赤柱军营一定要进。第二，可以再调减些先头部队的人数。”我用很诚恳的语气强调说：“前提是英方也必须持灵活态度!”

　　21日气氛骤变，双方迅速就先头部队进驻达成一致。

　　新京报：政权交接的那一刻，你是什么心情？

　　陈佐洱：那一刻，我找不到“热泪盈眶”“激情澎湃”的那种狂喜感觉，只是默默对自己说：“不辱使命，我做到了！”

　　谈“一国两制”

　　不断探索推进取得了许多有益经验

　　新京报：作为亲历者，你在新书《我的港澳情怀》里多次阐述了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可不可以谈谈这个话题？

　　陈佐洱：这本书是我多年来在践行“一国两制”路上的思考、学习心得。“一国两制”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实践和理论创新空间，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重大课题。

　　新京报：你怎么看22年来“一国两制”的实践？

　　陈佐洱：中央一直关注香港回归后实践“一国两制”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探索推进“一国两制”实践、适应发展变化的治港良策，取得了许多规律性认识与有益经验。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定为“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十七大报告指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重大课题”；十八大报告表述为“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权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十九大报告又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以上表述体现了党的治港治澳理论和实践的不断丰富深化。

　　谈香港青年

　　对发生在香港的一些事件感到很痛心

　　新京报：前几年你曾说，香港民心向背，关键在于争取青年人。你对当前香港青年人怎么看？

　　陈佐洱：香港回归以来的每次政治风波都是围绕管制权落在哪种政治力量手里进行的，今年6月份以来发生的事也不例外，问题的实质不是要不要民主、民主少一点多一点、慢一点快一点的问题，当前香港的首要任务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蚍蜉撼树谈何易”！

　　在诸多港澳事务中，我特别关注香港青年和教育问题。在我认知中，历代香港青年都有志气、有朝气，继承着“狮子山下”精神。但近年来发生在香港的一些事件，频频出现受到了蒙蔽和诱惑的青年学生身影，我感到很痛心。这背后“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的教育问题很糟糕，值得深刻反思。

　　香港从来都是中国的组成部分。香港的青年人必定会擦亮眼睛，立足香港、拥抱祖国、放眼世界，应该记住先辈们经历过的苦难历史，记取自己走过的这段曲折路程，会更加成熟，会在新时代有大的作为。

　　谈外交感悟

　　外交如上甘岭战役都是为捍卫国家利益

　　新京报：最近一段时间，彭定康频繁出来对香港事务发表看法。你怎么看？

　　陈佐洱：他现在在英伦三岛胡言乱语，不过是奄奄一息的殖民主义者的哀鸣。

　　新京报：有媒体评价你在谈判中以“强硬但讲道理”著称。你怎么看？

　　陈佐洱：我常说外交是不流血的战场，打法虽然和上甘岭战役不同，但同样是为了捍卫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

　　新京报：你曾说“外交是妥协的产物”，怎么理解？

　　陈佐洱：作为一名外交官，必须置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国家利益得到维护的前提下适当满足对方一些关注也是需要的，这是为了谋取国家更大更长远的利益。谈判是不可能一边倒的，假如可以一边倒，何须谈判呢？其实，社会上人际的事，很少不是妥协的产物。

　　新京报：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陈佐洱：现在我退休了，生活中天天看新闻，家事、国事、天下事都离不开我的港澳情怀。国庆临近，有朋自港澳来京，我乐意和他们叙叙旧。

　　新京报记者 何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