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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导《决胜时刻》、监制《我和我的祖国》热映;从业四十年“不焦虑不紧张”,拍完《建国大业》系列成历史专家,称现在是中国电影最好时刻

黄建新 希望后辈们能迅速地把我们碾碎、踢走

2019年10月11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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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新执导的电影《决胜时刻》
黄建新监制的影片《我和我的祖国》
十年前上映的电影《建国大业》,拉开了该系列三部曲的序幕。
黄建新城市三部曲(上:《站直啰,别趴下》《红灯停,绿灯行》,下:《背靠背,脸对脸》)。
黄建新先锋三部曲(左起:《黑炮事件》《错位》《轮回》)。

  提到黄建新,想到的是十年前的《建国大业》、正上映的《决胜时刻》这类主旋律大片,他是导演;还有今年国庆档爆款《我和我的祖国》,他是监制。每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他都能交出让人记忆深刻的作品,记录下新时代的角色年轮,风格迥异的大片背后都站着这位中国金牌监制。

  黄建新个头不高,经常架着一副眼镜,永远笑呵呵的,低调且谦逊。从《错位》《站直啰,别趴下》到《埋伏》,从先锋三部曲到城市三部曲,他执导、监制的作品特色鲜明,且口碑从来坚挺。他的电影里,有改变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也有很多生活在观众身边的老百姓。四十年来,黄建新完成了从导演到监制的完美转身,尽管他是中国电影市场上难得的能“扛票房”“扛口碑”的电影人,但在一部部电影大获成功之后,黄建新并没有急于将名气变现,对作品,他始终充满真诚。他更愿意去发掘新人,为中国电影培养更多的后备力量,问他还有什么急切的事情,他笑笑,“希望年轻的一代能赶快把我们碾碎。”

  自己拍的电影,从来不看第二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不少电影人纷纷拿出诚心之作为祖国庆生。近期的电影中有两部不得不提,一是9月20日全国上映的《决胜时刻》,另一部是国庆档票房冠军《我和我的祖国》(后简称《祖国》)。这两部备受好评、引人关注的影片,都与同一个人密切相关,那就是黄建新。

  剧组里的人都喜欢用“万能”二字来形容他,更贴切的应该是四个字——精力无限。陈坤曾说黄建新是他遇见的导演里最悠然的一位,即使全剧组都在着急、焦虑,但他永远都把笑容挂在脸上,无论事情怎么发展,他都能解决。《决胜时刻》中再次扮演周恩来的刘劲觉得,似乎什么困难都难不倒黄导,无论时间再怎么紧、任务再怎么重,他总能给全组人吃下定心丸。

  黄建新喜欢把很多人觉得艰巨的任务化繁为简,他说:“拍这么多年戏,包括最早的电影,我都没焦虑过或睡不着觉,一歪头就着了。”

  电影《决胜时刻》从诞生之初就被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极短的拍摄周期,从迅速组成项目创作五人团队,再到正式开机五地拍摄,以及远赴俄罗斯买回七十年前开国大典的彩色胶片并进行4K高清修复融入电影,每一步都在黄建新“每天只睡两小时”的坚持下逐渐成形,连续很多天带病熬夜几乎成为他的拍摄日常,“你说累不累?累,但拍电影就是这样,再苦再累也得坚持,这没得商量。”

  紧迫的拍摄周期难道就真的不会令他紧张和焦躁吗?反复追问下黄建新依旧淡然:“我是那种一旦要做这件事,就必须达到自己要求的底线,呈现的结果也不能低于这个底线,但这事做完就过去了。就像我拍的电影从来没看过第二遍,也从没跟观众一起看过电影,拍完,就跟我无关了。批评也好,喜欢也好,都跟我无关,我已经做成了,要开始想别的了。”

  拍完“建国”系列三部曲,成了近代史专家

  对拍电影,黄建新始终是充满热情的,但他讨厌重复。《决胜时刻》的项目最开始出现在黄建新面前时,他觉得这类历史事件都拍过了,关于解放战争到开国大典的电影、电视剧不胜枚举,如何拍出新意、找到一条历史的新路是他最看重的。

  虽然说《建国大业》上映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但这个周期在黄建新看来并不长,“重复是肯定不行的,那个时候的语境和现在也不一样,现在大家更关注个体,最终我们想注重于个人、个体角色的表达,直到找到了何冀平创作剧本,我突然觉得这是可以拍好的。”

  《建国大业》拍摄周期100天出头,最终只拍了90多天;到了《决胜时刻》时间更紧,81天的拍摄周期除去转场,实际只有67天,所有人都认为很难拍完,黄建新也不由得感叹这次真的激发了全组人的超能力。

  从《建国大业》开始,他就是片场最有激情的那个,他的监视器旁边永远都放着笔记本电脑,照着剧本拍了一半,他说“停!大家休息一会儿”“大家等我10分钟”,然后开始在现场飞快写剧本,再接着拍。今年四部国庆档影片他占了两部,在剪辑室做后期时,他发现说话没人搭理,回头一看,工作人员全在沙发上睡着了。

  尽管他总是笑呵呵的,但对电影的要求却从不怠慢,拿《决胜时刻》来说,很多戏绝对不是一条过就完事,基本要拍五六条选择最好的。“一条过就不是常态,我的戏平均要拍五六条,这些都是需要的,除了演员的表演,外界也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行业里最多的某位著名演员拍了57条,至于是谁就不能告诉你了。(笑)”

  另外一部《祖国》,描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里7个重要历史时刻中普通人的经历。在宏大的历史视野下,七位导演从细节出发,从人物出发,以情感为核,用心、用情、用光影讲述每一个“我”和“祖国”的故事,“这样一部全新样式的影片,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全新的挑战。电影要赋予每一个角色最浓的情感,也要寻找到观众内心深处最真挚、最珍贵的那份情感。”

  黄建新笑着说自己没操什么心,7个导演分7组,每组都有自己固定的符合风格的搭档,只有充分表达,作品才有灵魂,保证导演自我风格的呈现和创作独立性。

  拍主旋律,黄建新也被很多人不理解,他说自己也听过很多不同的看法,“我没当回事,一是你自己要拍的;二是我拍《建国大业》《建党伟业》都快变成近代史专家了,这就是我的收获,你现在问那段历史,我基本上可以全部给你说出来。”

  处女作《黑炮事件》

  被嘲讽“傻子都能拍”

  黄建新的电影之路是从片场的摸爬滚打开始的,虽然干的是场记、导演助理这类“勤杂工”一样的工种,但由于他细致认真又谦虚好学,厂里人都喜欢找他干活儿。那时他的绰号叫“救火队”,哪个剧组有问题,就把他派去哪里帮忙,一年他跑了三个组。

  彼时,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电影业也在探寻新的出路,时任西影厂厂长的吴天明慧眼识珠,起用包括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等在内的一批颇有才华的年轻导演。黄建新也按捺不住那颗跃跃欲试的心,1986年上映的电影《黑炮事件》是他首次独立执导的作品,作为处女作,这部荒诞讽刺喜剧展现出了犀利的批判风格,片中对历史变革中知识分子的无奈精准呈现。黄建新也因此成了一名先锋导演。

  “我那时候也不被看好,就像第五代导演刚出来的那阵,也会被骂得很惨,有人甚至说你不就把一个镜头架在那里拍了四分钟吗?这样的电影,傻子都会拍。”他自嘲就是个傻子,因为他坚信真正好的东西,时间过去多久,依然是好的,就像《黑炮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的典型影像文本,至今仍被看作是黄建新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电影史上最优秀的处女作之一。

  入行四十年

  现在就是中国电影最好的时候

  从1979年入职西安电影制片厂,今年65岁的黄建新已经入行整整四十年。他不仅在《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中表达对中国社会和心理变迁的细致观察;也一手打造出《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三部曲,为此后的主旋律电影树立标杆;他曾监制多部华语大片,被誉为“中国影坛第一监制”……《投名状》拍摄期间,演员档期冲突,黄建新果断组建拍摄B组,在有效的时间内将演员戏份拍摄完成;在《智取威虎山》中,他顶住压力支持徐克花费1000万成本拍摄“打虎上山”,又将徐克钟爱的四场大场面动作戏压缩为三场。

  随着身份的转变,他每时每刻都对这个行业有着全新的思考,他曾多次谈到了制作拍摄主流电影的意义——推动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发展,让电影人懂得为观众服务。可是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从技术、创作、投资、运营、宣传、发行等环节全面提升。他说,现在就是中国电影行业最好的时候,“年轻电影人这么多,有量就一定能出佳作,有人一直找你就是幸运,如果大家都在找你,你就好好想想怎么把自己的能力变得更强。”

  他说自己不是没有遇到过挫折,也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乐观,“刚开始我的电影也遇到过上映问题,后来我妈问我,你的原始动机是什么,善良还是投机?我说是善良,她让我坚持下去。”黄建新扶了扶眼镜,“我一生都是这个准则:不善良的,那你就要改;如果你是善良的,那就坚持吧。”

  ●对 话

  “拍电影,不是为了被高估的”

  新京报:《建国大业》上映过去十年了,大家都说你对主旋律题材已经驾轻就熟。

  黄建新:我都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全对,这太难拍了(笑),各个层面要求是不同的,你要达到一个平衡点很难。

  新京报:为什么选这条路?

  黄建新:也没有特别去选择这条路。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总希望通过很多人的努力,让大家意识到这些作品是未来电影产业的根本。我做监制也会有烂片,比如关系好来监制一下,我会觉得可以这样拍,但如果你要拍好电影,我就得讲原则了。那天在豆瓣上看到一部电影根本不是我监制的,也写的我名字,特无奈。

  新京报:监制到烂片后悔吗?

  黄建新:不遗憾,你就那点儿本事,撞上好电影就撞上了。下次修正,重新再去撞就是了。

  新京报:现在网络上对于你早期的作品有很多解读,你有看到这些评论吗?

  黄建新:网上的评论我会看一下,才发现原来他们是这么看这个电影的。比如《黑炮事件》的结局就有七八十种解释,我哪想得到啊(大笑),就一个结尾,看着这么多解读就觉得好玩。

  新京报:你不看自己以前的作品是觉得艺术是有遗憾的,怕看到不满意?

  黄建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去年他们和我说,大家开始讨论你的《错位》了。现在都在说AI,突然发现你三十年前就已经写了这个,说你好厉害。我就笑着问真的吗?我早忘这事儿了。因为我不会沉浸在具体的事里,永远关注的是下一步想做什么。就像我当导演当得最好的时候突然改了,去当监制了。

  新京报:为什么要在这么多个身份里切换,还乐此不疲?

  黄建新:因为我是双子座嘛(笑),一会儿喜欢这个,一会儿喜欢那个。天生的,我自己都管不了(笑)。有时我在现场正拍戏,一听那边汽车坏了,就去修车了,修好又回来继续拍。每部电影对我来说都是,这个事做完了,就看观众觉得可看还是不可看,他们觉得能看就没白干。

  新京报:你一直很注重提携后辈,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黄建新:没什么,因为他们迟早要把我们碾碎,我们迟早会被踢出去。当年,我们站在人家肩膀上挺得意,但后面你也会被取代,我希望他们能用更强的能力把我们迅速踢走。(大笑)

  新京报:有人说你是第五代里被低估的一位导演。

  黄建新:我就这么大本事,拍电影不是为了被高估,你就是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挺值的,就行了。

  采写/新京报记者 周慧晓婉 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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