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伍德·安德森 真正的生命史就是一部瞬间史

　　编者按：1919年，43岁的美国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出版了短篇集《小城畸人》。这部以其俄亥俄故乡为背景的故事集，为作者赢得了文学界的赞誉，后来也成为安德森被福克纳形容为“我这一代美国作家的父亲”的重要原因。整100年后，回头审视这部作品，它依然值得认真欣赏。

　　小镇文学的先驱

　　《小城畸人》是舍伍德·安德森最负盛名的小说集，也是他奠定自身文学成就的重要作品。集子收录了二十余则俄亥俄州温士堡镇居民的日常故事，主要出场人物有瑞菲医生、柯蒂斯·哈曼牧师、本特利一家以及威拉德一家，其中汤姆·威拉德与伊丽莎白·威拉德的儿子乔治是统领全书的核心人物。二十余篇故事中，直接围绕威拉德一家展开的故事就有五篇（《母亲》、《无人知晓》、《死亡》、《世事洞明》、《启程》），此外，小镇上的人也多多少少愿意将他们的故事讲给乔治，他们如翼·比德尔鲍姆那样“对乔治·威拉德产生了类似友谊的感情”，亦无论这种感情以怎样的形态表现出来。如此一来，几乎同所有故事发生联系的乔治，便成了我们观看温士堡镇众生百态的棱镜。

　　在我们这个时代，安德森俨然已是“小镇文学”的先驱。这一点似乎是安德森为数不多的荣耀之一。可这种被人称道的系列叙事，在今天也泛滥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且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他另一部分文学成就的遮蔽。正如小镇文学真正的开拓者埃德加·李·马斯特斯如今已被世人遗忘，安德森在涉及温士堡人内心挣扎时采用的瞬间叙事，也殊少得到我们注意。换言之，乔治为我们提供的，绝不仅仅是指向温士堡人的一项观看活动，他还提供了一种可以称其为领悟的观看之道——在他笔下，小镇上的人始终都在经历“顿悟”的瞬间，然而“顿悟”从不指向得救，反倒将他们引入更为难堪的境地。一般来说，他们不外乎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以杰西·本特利与爱丽斯为代表的在地者。《心诚则灵》一篇，作者勾勒了一个渴望在上帝辅助下建立产业的幻想家，在《历险记》中，被抛弃的爱丽斯则终生留在小镇，徒劳地等待着那个不会回归的情人。小说结束时，她脱掉衣服，发狂一般跑入雨中，不久又仓惶归来，“顿悟”到这样的“真理”：“许多人必须孤寂地生和死，即使在温士堡，也是一样的。”第二类是以帕西瓦尔医生、哈曼牧师为代表的觉醒者。关于前者，在他向乔治讲述自己的童年之后，忽而告诫他要改变自己待人接物的态度：“我要使你心中充满憎恨和鄙夷，这样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优越者。”这仿佛就是帕西瓦尔医生“顿悟”得来的人间真谛；哈曼牧师“顿悟”之事则是上帝阴差阳错地在一个裸女身上显圣。第三类是以赛思·理契蒙与乔治·威拉德为代表的逃离者。赛思与乔治都是早慧者，也都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置身人群的岑寂，因此渴望到大城市。不过，“温士堡人”的烙印注定他们会重蹈翼·比德尔鲍姆或沃什·威廉姆斯的老路。

　　病症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失语症

　　即便是那些终其一生留在温士堡的人，也多半经历过意识的觉醒，这一点能够解释安德森对情节的拒斥。如果意识的觉醒是心灵的间隙，是瞬间和片断，那么表达心灵也就可以到心灵及其衍生的地方为止。毫无疑问，选择这一形式同作者对生命的思考有关，在他看来，“真正的生命史就是一部瞬间史。仅仅是在那屈指可数的瞬间里，我们才得以存在”。两相来看，觉醒既是温士堡人悖论性质的日常，也成全了作者别具一格的创作特质：在那种带有梗阻色彩与激烈风格的瞬间书写中，瞬间决定了一切思想或行为，其余篇幅则不过是这一瞬间向前或向后荡开的余波。小说集开篇有一个类似引言的《奇人与奇闻》，乍看起来和小说毫无干系，但如若读得够仔细，便会意识到安德森所说的“真理”即是温士堡人渴望在生活中察觉的真相。他们日夜思索，忽而如获开悟，领略到“真理”滋味，也正是“真理”使他们变成了更加孤独的畸人——因为顿悟本质上就是无法交流的失语，它产生“真理”，也完全也得益于此。所以“真理”又是反对对话的结晶形体。

　　因此，我们可以说温士堡人为“真理”所困，也无妨说他们被孤独摧折，但究其根本，他们的病症是时代赋予小镇的失语症。瑞菲医生将内心絮语写在硬纸片上，久而久之这些藏在兜里的硬纸片就变成了纸团（《纸药丸》）；威拉德的母亲在婚后因生活的不如意成了“幽灵般的高个儿”，也因为这一点，她虽冀望儿子逃出小镇，却说不出自己真实的想法（《母亲》）——甚至弥留之际，也未能将遗产留给乔治（《死亡》）；杰西·本特利与柯蒂斯·哈曼牧师皆是信徒，于是温士堡人的身份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将对话者转向上帝（《心诚则灵》、《上帝之力》）。

　　对温士堡人来说，失语症还有另一重转化形式，那就是他们直接由沉默走向宣讲或行动。沉默是拒绝交流，宣讲与行动则径直跨越了语言的交流功能，所以两者仿佛相反，实质殊途同归。宣讲派的代表人物是乔·韦林，作者对他的描写可堪击节：“他像一个小小的火山，平静了好几天，然后突然喷火。……他被种种念头所困扰，而且在一念引起的痛苦中，简直难以抑制。话语从他嘴里翻滚踉跄而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微笑浮现在他的唇边。他牙齿上的金镶边在亮光中闪耀。他一把抓住一个旁观者，便开始讲起话来了。旁观者无法可逃。”（《点子王》）但乔·韦林说的又非正常人可以理解的话，某种意义上，这又是沉默颠倒过来的形式，是无法言说的悖谬形态，自然，也是倒错的述行行为。与之相仿的还有凯特·斯威夫特，她在自己昔日的学生乔治身上发现了文学天赋与男子汉的魅力，为此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要做他的导师还是求爱者，是故在话语和行为上出现了尴尬的混淆（《女教师》）。

　　转折时期现代人的彷徨无依

　　乔·韦林与凯特·斯威夫特尚且介于言语和行动之间，反观爱丽斯与埃尔默·考利，他们甚至连这一点都难以做到，所以转向了赤裸裸的暴力（《历险记》、《“古怪”》）。交流的问题是比瞬间的“真理”或恒久的孤独更能彰显温士堡人困境之处，也是在这里，作者的笔力被最大程度地释放。我无意认为安德森预先触碰到了一个后现代的思想议题，即对话在质疑基要主义及其变体问题上的重要，无论他在这方面与马丁·布伯的“我与你”或伽达默尔的文本理论有多少相似，我们与其说安德森更强调交流的必要，还不如说他是在发掘与照亮一个转折时期的现代人彷徨无依、求而不得等等内心隐疾。这些畸人求助于乔治·威拉德之于事无补，正如杰西·本特利与柯蒂斯·哈曼牧师求告上帝无济于事一般，而一切都发生在被作者厌恶的现代，在小说中他简练地描绘了这个时代的景象：伴随着工业革命、海外迁徙、火车与城市的出现，新闻出版业迅速发展，“世界历史上最物质化的时代开始了”，但是“美丽而孩子气的天真烂漫”却永远消失了。

　　安德森曾发出过如是哀叹：“啊你们，斯蒂芬逊，富兰克林，富尔敦，拜尔，爱迪生，你们这些工业时代的英雄，你们是我们时代中的神……其实你们的成功毫无意义。……古老时代有许多可爱的人，他们现在有一半被人遗忘，但是当你们被人遗忘时，他们会被人记得的。”这段话让人想起哈罗德·布鲁姆对安德森的指责：他的作品不过是一首“咒语散文诗”，其中有审美自觉，却无艺术家的讽刺意识，布鲁姆由此认为安德森仅仅是一个带有缺陷的说书艺人。但是，如若我们继而回忆起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一文对故事本质的界定，这关于孤独个人的哀叹与分解，难道不正是一种智慧的象征吗？

　　□徐兆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