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逝世50周年 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

　　2019年10月7日，是陈寅恪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日。他在德国留学时，就被傅斯年尊称为“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被清华学校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时年仅35岁，又被公认为“教授的教授”。近百年来，他的学术在历史文化领域是“大神”级的存在，他的风骨更是中国读书人的火炬和标杆。

　　读书种子 学术大神

　　陈寅恪在欧美留学多年，沉心追求学术而非学位，不拿博士装点自己门面，是个自在、自然、自得的“秃头”海归。但大家都佩服他的学问渊博，没有什么人质疑他的学术功底。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礼记·学记》）在德国留学期间，陈寅恪结识傅斯年、赵元任、俞大维、金岳霖、何思源、罗家伦、姚从吾、段锡朋、毛子水、徐志摩等中国众多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

　　1923年2月，毛子水入柏林大学。夏天，傅斯年也从伦敦大学转入柏林大学，见到毛子水便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毛子水《记陈寅恪先生》）

　　当时留学生的风气都求先博后专，都有很强的求知欲，都有在学术里求创新的雄心，渴望成为一代宗师。陈寅恪常说：“读书须先识字。”他所通“除近世重要文字外，还有希腊、拉丁、梵文、巴理文、中波斯文、突厥文、满文、蒙文、藏文等，供他参考应用的总计不下十六七种。”罗家伦因此称赞，陈寅恪在这批留学生中，“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个人”。（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留学生年轻、单身，荷尔蒙旺盛，不少人在男女关系上玩得过火。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记赵家》中回忆，“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呢。”只有嗜书如命、自律甚严的“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陈寅恪是旷世奇才、史学大师、文化巨匠、思想名家，其学术成就涵盖历史、哲学、语言、宗教、文化、文学等领域。1937年2月22日，胡适在日记中称赞：“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1938年7月29日，胡适写信英国剑桥大学，推荐聘陈寅恪为教授时评价，“在我这一辈人当中，他是最有学问、最科学的历史学家之一。”

　　傅斯年评价道：“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李慎之称陈寅恪是“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陈寅恪学贯中西，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又是西方主流文化的引进者。吴宓在《空轩诗话》中记载，1919年留学哈佛大学与陈寅恪相识，“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清华西洋文学系1930级学生季羡林，曾旁听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课程，回忆“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季在德国留学11年，又经陈寅恪向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院长汤用彤推荐，聘为北大副教授，仅隔一周，就晋升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年仅35岁。

　　治学严谨 名著涌现

　　陈寅恪治学极为严谨，不仅学术原创，授课也原创，有个极其自信的“四不讲”规矩，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教授慕名前来听课，甘为学生，北大史学系主任郑天挺赞誉陈寅恪是“教授的教授”（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

　　他是世家子弟，从小耳濡目染，博览群书，却不尽信书，富有批判性思维，主张“不动笔墨不读书”。他习惯阅读时眉批，在空白处记录思想的火花，包括考证、注释、心得等，字极细密、无标点。

　　可惜抗战期间，他的很多手稿、笔记、著作、藏书毁于战火之中。他右眼已失明，左眼劳累过度即将失明，病贫交加，严重缺乏参考资料，仍然在昏暗的灯光下，撰述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分别于1940年4月和1941年2月完稿。他解释自己如此执着的动机是“国可亡，而史不能灭”。1944年12月，陈寅恪“唐代三稿”的另一名著《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稿。

　　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在全球汉学界声名远扬，各章节均由资深汉学专家撰写，反映中国史研究的一流水准和最新动向。此书第3卷《隋唐史》给予陈寅恪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肯定陈抗战时出版的两部名著和四五十年代发表的许多论文中，“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主要贡献是对不同的对立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分析”，坦承“此书的每一章节都很得益于陈的研究成果”。（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上卷）》，第一章导言，“制度变化”节）

　　晚年陈寅恪的封山之作，是为明末清初的烟花女子柳如是立传。自1953年撰述，至1963年完稿，约85万字，耗费宝贵的十年光阴。不少人惋惜以陈寅恪的学问如此“小题大做”不值得。但对他而言，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是要借传修史，“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陈寅恪《赠蒋秉南序》），为这个受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秉笔直书，“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柳如是别传·缘起》），从而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学术宗旨升华到民族信念的高度。

　　傅斯年、陈寅恪两人都想写部《中国通史》。1947年5月7日，傅斯年列出学术计划，“编一本社会学的刊物，写一部中国通史，并建立‘傅斯年讲坛’”。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中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可惜一位在台湾英年早逝，一位双目失明、在大陆又遇上连续的政治运动，两位史学大师都没有写出来。钱穆写出来了，就是名著《国史大纲》。

　　陈寅恪扩展了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和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著作的形式很传统，提出的问题很新颖，考证的思路很现代。常以考古与文献互相释证，以中文与外文互相补正，从原始史料中发掘义理内蕴，甚至以诗证史，开拓新史料、新研究、新观点。

　　《柳如是别传》就是通过诗文来考证历史的典范，以丰富的史料、精密的考据，凸显陈寅恪史学理念、治史方法、学术精神，浓缩其一生的学养、志趣和感悟。刘梦溪在《陈寅恪的“自由”与“哀伤”》中认为，《柳如是别传》“其价值绝不在一部通史之下”。

　　共赴国难 坚守气节

　　“七七事变”后，日寇侵略的气焰极为嚣张，中华民族已到最危险的时候。与傅斯年坚决抗战、抗战必胜的意志有别，陈寅恪、胡适、张伯苓、蒋介石等对全面抗战的前景曾经悲观。

　　据吴宓1937年7月14日的日记，“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耶。”

　　尽管对当年国民心性“下愚而上诈”的概括，极为精炼精妙，陈寅恪仍然捐躯赴国难，坚守民族气节，冒着全家生命的风险，多次拒绝日伪的威逼利诱。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他因英德战争滞留香港，经济十分窘迫，长期饥饿，周身乏力，卧床不起。“已不肉食者，历数月之久”；“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更有安全风险，陈有三个女儿，“两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陈寅恪《致傅斯年》，1942年6月19日）

　　香港倭督及汉奸开价20万军票（折合四十万港币），逼他筹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教科书，他竭力推托；汪精卫之妻陈璧君（或派代表）与伪“中山大学”校长一道，诱迫他出来任职，他称病不起；北平伪“北京大学”校长钱稻孙以月薪伪币千元诱招，他严词拒绝；日本人送来面粉，他不肯接受，来人扔下就跑，夫人唐筼就将其分送给共患难的邻居们。

　　1942年6月18日，通过傅斯年、朱家骅、俞大维等亲友和多批国民党中统局港澳地下工作者前赴后继的力助，陈寅恪一家终于逃脱魔爪，顺利离港抵桂林。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去世。3月22日，中研院召开第一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开幕前两天，蒋介石下手令，指定选国民党中央执委、交通部长、前北大教授顾孟余为院长，引起中研院学术大咖们的集体义愤和反弹，合伙向蒋介石唱对台戏。

　　开幕当晚，蒋介石在官邸邀请中研院评议员们晚宴，对于未见过的人一一问询，礼贤十足。评议员并不领情，默契联手“忤旨”不选顾孟余，不是对顾不满，而是以此抗议老蒋政治干预学术，宣示学术界的“正气、理想、不屈”。

　　陈寅恪醉心学术，平时向来不问闲事，这次不顾失明、体弱，硬撑着由昆明去重庆开会，就为投胡适一票。他在开幕晚宴上与蒋介石首次见面，对蒋印象不佳，认为其高高在上，才不配位。

　　宴罢赋诗《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又将此诗送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吴宓品评。

　　吴宓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又在清华共事多年，对陈诗隐喻当然心领神会。1940年4月23日抄存，并在诗后附记：“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

　　3月23日，评议员开会投票选举新院长。陈寅恪第一个发言，公开支持学术自由，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私下说得更直率，我们总不能选几个蒋先生的秘书（按：指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等候选人）做院长。

　　中研院总干事、化学研究所所长任鸿隽接着发言称，在国外，任政府要职的人都不能做院长，可以不选他。第三个发言是傅斯年，提出缓冲、折中的方案，为蒋介石、诤士们各找台阶：保留三四个候选人，如果与政府关系很疏远，蒋介石不会圈定，中研院也办不下去。

　　正式投票有29人。傅斯年8月14日向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信报告选举结果：翁文灏23票、朱家骅23票、胡适21票，顾落选。竺可桢当天日记的记录为：翁文灏24票、朱家骅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任鸿隽4票、竺可桢2票，蒋介石指定的顾孟余仅1票。

　　依据中央研究院章程，院长票选前三人，由国民政府从中择定一人。投胡适票的人明知蒋介石不愿胡适做院长，明知抗战更需要胡适任驻美大使，也要凭良心投废票，就为向最高掌权者宣示：学术界自有公道，学术界可行民主！

　　独立精神 自由思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语出《诗经·郑风·风雨》。原意为情诗，表达女子强烈思念丈夫的渴望、煎熬情感，汉代《毛诗》引申为“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蔡元培多次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诗句，勉励北大学生、中央研究院同仁。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从容自沉，衣袋中留有一封前一日写给家人的遗书，开头四句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梁启超、陈寅恪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既知王国维内心之挣扎，亦知中国知识菁英生命之沉重。梁启超在王国维墓前致悼辞，解释王自沉之因，是“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按：语出《论语·微子》）的精神”；“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

　　王国维去世两周年后，清华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现矗立于北京清华大学第一教学楼旁），缅怀国学导师。陈寅恪撰写碑文，立意非凡，解读王国维自沉是“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还借题发挥，揭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文末黄钟大吕之声奔腾四溢：“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这篇碑铭，堪称中国文化史的杰作之一。不仅对王国维自杀、傅斯年欲自杀的动机是经典解读，而且对中国知识菁英的文化传承和生命价值也是经典解读。

　　王国维非愚忠于爱新觉罗氏，傅斯年非愚忠于蒋氏。二人皆具极强自尊心和敏锐度，皆对礼崩乐坏乌烟瘴气绝望，对传统文化可能泯灭忧虑，对知识菁英独立自由坚守。非殉一人、殉一姓、殉一党，而殉文化、殉气节、殉使命，与儒家“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的理念一脉相承。

　　纪念碑铭所言的“俗谛”，暗指当时流行的国民党行动指南“三民主义”。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口述答复中国科学院时予以确认，而且进一步阐释，“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此时陈屈居广州岭南大学，他上了国民党的撤退飞机，离开北平，虽未离开大陆，但当时的政治氛围，不可能返回清华继续任教授。

　　1953年8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员名单，陈伯达为负责人，成员有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杜国庠、胡绳、尹达、刘大年等。同年10月，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拟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11月21日，陈在清华的学生、时任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汪篯南下广州，带着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信，拜访邀请陈师北上。

　　历经24年的坎坷曲折，双目已失明的陈寅恪婉拒北上，由夫人唐筼执笔。12月1日口述作出最终答复，由汪篯记录，第一句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最后一句说“我（写）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全文最有分量的一句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陈寅恪以两个不可能实现的前提条件，接受进京任职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实质是拒绝。

　　陈寅恪以“独立”为中国士族至高无上的气节，以“自由”为中国学术至高无上的灵魂，超越政治、权力、金钱、人情，超越一切世俗意义的“赞誉”、“名利”和“成功”。他认为：“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1929年6月问世起，成为中国无数读书人独立思考、追求自由、卓尔不群的信念火炬，也应是清华大学之魂、中国大学之魂。对有的清华学子而言，其穿透力、感召力甚至胜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李慎之称这句格言，“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而且一定会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李慎之《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

　　□叶胜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