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诺奖得主斯宾塞：中国正全力实现中等收入过渡

　　近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平稳增长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速为6.2%，低于2018年的6.6%，这是中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体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增长受到全球极大的关注。中国正在经历的GDP增速放缓现象是否值得忧虑？中国是否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近日，新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A.Michael Spence）。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短期的外部因素导致的，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这也是一个自然的变化过程。他还认为，中国经济将继续向上增长下去。“我非常肯定，基本上中国正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实现中等收入的成功过渡。”

　　2001年，斯宾塞因“信息不对称”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发展中国家也有一系列深入研究，尤其是中国和中国经济有颇深的了解。他曾多次为中国经济重要议题提出建议。他牵头编撰的《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一书，获得了2017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斯宾塞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基本揭示了当代信息经济的核心，在信息技术完全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今天依然适用。他认为，信息技术带来的最重要变化是模式变化，而不仅仅是工具的变化，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中国经济处在转型阶段，增速放缓很正常

　　新京报：中国GDP增速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趋势，2019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为6.2%。你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斯宾塞：近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短期的外部因素导致的。全球贸易形势的紧张，事实上已经使得全球经济受到影响。我认为，如果没有贸易摩擦，中国经济增速将回升至6.5%-7%。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速从原来的8%-9%放缓到现在的水平，这个变化是自然的。当一个国家进入高收入行列，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它不会保持9%速度的增长，最根本的原因是追赶效应不再像以前那样强大。

　　目前中国处在非常复杂的经济转型阶段，这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经济增长的步伐。这个不用担心，是很正常的，你也可以在其他国家中等收入转型的例子中看到同样的现象，中国只不过是因为经济规模大而较为受到关注。发达经济体一般会维持2%-3%的增长速度。

　　我也强烈认为，我们应该对所有国家，尤其是中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进行更多维度的评估，而不仅仅是通过GDP来评判。例如，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不包括在GDP中，所以在那些还处于快速增长阶段的国家来说，通常会有更多的污染。如果改变我们的衡量方式，把环境作为衡量经济的一部分，那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经济评估会下降。衡量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引导我们去关注真正需要关注的东西。

　　新京报：你是否认为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斯宾塞：我不这么认为，我对中国很有信心。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你画一组国家经济增长图表，它们在达到中等收入之前高速向上增长，达到之后大多数都减速了，甚至停止了增长。我知道的很少的几个例外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我非常确定中国将继续向上增长下去，直到它开始放缓，因为那时它变成了一个高收入国家。我非常肯定，基本上中国正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实现中等收入的成功过渡。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当你观察经济增长的动态时，会发现有很多曲折。也就是说，加速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不过，从商业角度来看，在中等收入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许多东西的需求开始迅速增长，例如人均收入大约达到3000美元时，人们就开始购买汽车。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抓住了这个阶段，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新京报：你认为目前中国金融体系中最大的风险有哪些？

　　斯宾塞：我不认为（中国）金融体系存在很高的危机风险。如果出现危机，国家有足够的资产来应对。就最近的历史来看，全球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通过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来缓冲经济，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和重工业的投资上。这是一个好主意，尽管在当时是有争议的。但当前的金融体系已经不一样了。

　　我认为另一个需要重视的情形是，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如果人们购买资产，一般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最终都会与国有机构挂钩，那么他们认为国有机构会担保或救助他们，这意味着他们认为这一资产没有风险。因此，风险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被系统性地扭曲了。西方的解决方案是让私营部门来做，但这可能不是适合中国的解决方案。

　　近期中国监管部门提到一些与“国有企业的专业化”相关的说法，他们的意思应该是让国有金融机构完全由市场因素驱动来做决策，无论是在财务方面，还是在产品或服务方面，这可能会奏效。另外还有通过出售国有金融机构股权的方式，将这些公司变成公众公司。但这一方式的关键在于资本市场需要建立高度的透明度，传递真实有效的信息，需要对公众公司的信息披露进行严格的规定，如果公司有欺诈行为将受到严厉惩罚。事实上，资本市场的本质几乎就是信息鸿沟，填补这一鸿沟的主要途径是独立审计和信息披露要求。

　　中国金融市场还有一个显著的积极迹象是，中国有快速增长且非常有效的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它们正在为许多初创企业提供融资，这是很好的情况。有很多国家没有融资基础设施，这是限制企业发展规模的一个主要问题。

　　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经济最大威胁是跨界

　　新京报：传统经济行业如何拥抱数字经济，如何利用新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

　　斯宾塞：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首先，在许多行业，很多公司实际上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其次，人们倾向于关注公司本身，这不是坏事，但他们也需要把目光放到更广泛的范围。其中有一点，这个世界的特点之一是你不知道你将要面对的竞争对手是什么。我敢打赌，10年前，中国和美国的银行一定认为它们的竞争对手是银行，而不是互联网公司，汽车公司10年前也不会认为谷歌会成为它们的竞争对手。预见到未来的变化，这很难做到，但这是传统经济企业必须做的。

　　大约两年前，麦肯锡做了一项研究，对美国经济各个领域的数字化程度进行了详细评估。结果很有趣，尽管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公司和整个经济的数字化形成过程，但在实际中很多行业都被抛在了后面。不同行业之间的数字化程度差距非常大。

　　这实际上是说，传统经济行业的转型不仅仅是要拥抱技术，数字技术带来的也不仅仅是工具的改变。如果仅仅是工具的改变，那么传统经济只需要使用新工具就好了。数字技术带来的是模式的改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企业的对手是来自于别的行业，因为数字技术带来了跨界的模式。在这个时代，传统经济最大的威胁是跨界，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更大的挑战。

　　新京报：信息技术被认为重构了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覆盖面和数字化程度不同，你认为信息技术是扩大还是缩小了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

　　斯宾塞：答案是动态的。创新的应用一般会经历两个阶段。当创新出现时，往往是首先被中、高收入国家采用，接下来才是其他的国家，这一阶段（国家间）经济差距是扩大的；但后来低收入国家追赶上来，这些国家在后期跑得更快，所以这一阶段差距在缩小。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往往有一个先分离然后聚合的过程，我认为这是创新应用的一个相当普遍的模式。

　　新京报：在全球互联的时代，各国如何更好地合作？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斯宾塞：实际上现在全球互联的想法已经有些过时了。随着互联网受到监管，很多国家出于数据安全、隐私、或者一些被认为有害的互联网内容的角度考虑，制定了一些监管互联网的规则，并且不同国家之间的规则是不同的。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曾经相当开放的互联网，正在变得有点支离破碎。因为监管的介入，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在互联网上跨境流动。

　　现在最大的挑战，也是大家都认为重要的事，是尽量去减少网络封锁，努力就允许尽可能多的信息、知识和沟通等自由流动的监管规则达成一致。这样，人们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企业业务可以正常运转而不受干扰。事实上，互联网最重要的是数据的流动，大量的数据，如果流动受到破坏，全球经济就会受到影响。

　　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