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守护者的故事

　　经历了种种历史劫难的敦煌，到20世纪上半叶，已是千疮百孔、满身伤痕。自然的冲击、人为的损耗、时代的颠簸，不断剥蚀着这片土地上重重叠叠的记忆。它依然处在被遗弃的境遇里，似乎无望地等待着被抚慰的那一天。陆陆续续地，有人来了，有人走了，来来去去的人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悲欣与苦乐。不过也有一些人，来了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将自己一生的命运与这个地方紧紧缠绕在了一起。

　　莫高窟九层楼

　　常书鸿：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

　　第一个来了没有走的人是常书鸿。1936年，旅法画家常书鸿已经在法国度过了将近十年的光阴。通过日日夜夜的努力，他已经在法国艺术界小有成就，并且与好友王临乙、吕斯百等人在自己的巴黎家中成立了影响深远的“中国留法艺术学会”。

　　有一天，常书鸿从卢浮宫出来，遛到了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在淘书时，他发现一部由六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图录》，这对于他是陌生的东西。他好奇地打开书壳，看到了1907年伯希和在敦煌拍摄的三百余幅壁画和塑像图片。一时间，常书鸿被震撼了。这些1500多年前的古画图片虽没有颜色，但其笔触的奔放甚至比现代野兽派的画还要粗壮有力。常书鸿爱不释手地翻着，直到塞纳河畔的暮色慢慢变浓。

　　次日，他循着卖书人的建议，又在吉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掠去的大量敦煌唐代绢画，再次受到震动，他决定像自己喜爱的画家高更一样，义无反顾地离开巴黎，奔向他的塔希提岛——敦煌。于是在一个秋雨蒙蒙的日子里，常书鸿把妻子和女儿留在巴黎，只身回到北京。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他用了六年才走到敦煌，从巴黎蒙巴纳斯的画家，脱胎换骨成了敦煌的泥瓦匠与苦行僧。

　　初到敦煌时，莫高窟的境况令常书鸿感到痛心：许多洞窟被曾经借居此地烧火做饭的白俄军队熏得漆黑；大多数洞窟的侧壁被王道士随意打穿；许多洞窟的前室已经坍塌；几乎全部的登窟栈道都已毁损；融化的崖顶积雪沿着裂隙渗下，壁画受潮发生起鼓酥碱现象；从鸣沙山吹来的流沙如瀑布一般从崖顶流下，堆积到洞窟，无人清理。常书鸿不得不暂时放弃画画，干起了石窟管理员的工作。首先要做的事是修建一道围墙，把绿洲围起来。之后的几十年，常书鸿每年都要种树，绿色从最初的小小一片杨树逐渐向北面延伸，今日已经郁郁葱葱。

　　在莫高窟，有一座名叫九层楼的倚崖高楼，檐角挂着名叫“铁马”的铃铎，不管春夏秋冬，都在微风中摇曳作响，尤其是寒冬静夜，清越的铃声穿过林杪，格外幽远宁静。常书鸿很喜欢九层楼，尤其是新雪初霁时。后来妻子带着女儿来和他相聚，但终于忍受不了敦煌的艰苦，留下一双孩子不辞而别。妻子出走后，他的心时时发痛，每当此时，他就会听到九层楼的风铎传来清脆的铃声。特别是夜晚，他凝望着石窟，在深蓝的天空下，不知不觉就和满天繁星一起沉入梦乡，产生了幻觉：壁画上的飞天闪着光芒向他飞来，悄声挽留着他，请他不要走。

　　后来的日子里，常书鸿也随敦煌遇到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劫难。在和池田大作聊天时，他轻轻地谈起解放前小女儿得了急病，因为敦煌没有医疗设备，街上交通也很不方便，五天之后这个小女孩就死了。研究所的人员在她的坟前献了花圈，上面写着：“孤独贫穷的人们敬赠。”再后来，“文革”来到，常书鸿在敦煌经历了许多心酸的事情，但是在写回忆录时，他只是简简单单说了句：“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

　　莫高窟第130窟

　　临摹者：一画入眼中，万事离心头

　　在莫高窟的诸多洞窟中，130窟有着特别的意义，凝聚了几代艺术家的心血与命运。

　　此窟体量巨大，甬道宽阔，开凿于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窟内立有一尊莫高窟的第二大佛，因为在九层楼内第一大佛的南边，亦被称为“南大佛”。甬道南北壁上绘有敦煌壁画中最大的供养人像——时任瓜州晋昌郡都督的乐庭瓌一家。南壁画像是著名的《都督夫人礼佛图》，画的是都督夫人太原王氏及女儿的供养人像。

　　这组供养人像原被宋画覆盖，1908年伯希和来莫高窟时，表层壁画尚在。到40年代初期，张大千在陪同于右任参观时，剥去了壁画表层，露出了其后的唐代壁画。他在早年的记录中写道：“甬道两壁画，几不可辨，偶于残破处，隐约见内层朱色粲然，颇以为异，因破败壁，遂复旧观。”张大千这一剥所引发的舆论暂且不提，不过这幅名声大噪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因此加速了脱落消逝的速度。

　　1955年，当段文杰看到这幅壁画时，距其被剥去表层不到10年，但已经日渐模糊，所以段文杰当即决定对此画进行整理临摹。如今，原作已经漫漶不清，段文杰所完成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复原临本，已成为后来研究者的重要依据。

　　对于敦煌来说，段文杰的到来是幸运的。当年敦煌艺术研究所面临关停的命运时，常书鸿出外奔走，众人皆陆续散去，而段文杰却在兰州固执地等了常书鸿一年，之后也和常书鸿一样，再没有离开过敦煌。他的壁画临摹经验一直沿用至今，临摹作为一种重要学术研究的观念也渐渐被确立下来。为了忠实壁画原貌，临摹者首先要锤炼描线技巧，因此每个初到莫高窟的年轻画家，都会首先被告知，“先收起艺术家的浪漫和激情”，“先喝惯这里的水，吃惯这里的饭，临摹十年，再谈创作”，然后在段文杰的带领下进行描线的基础训练。赵俊荣就是其中之一。

　　见到赵俊荣时，他正在临摹那幅《都督夫人礼佛图》。已经退休多年的他，仍会每日临摹不辍，遇到刻苦认真的学生便倾囊相授、悉心指导。在他看来，壁画临摹其实也是艺术创作，只是大家常常不以为然，愿意投身于此的年轻人也常常得不到认可。现在的敦煌仍需大量的临摹者，因为壁画每天都在消逝，只是很多人要么不愿，要么力有不逮，已经很少有人能安下心来，面壁数十年，去认真传承临摹的技艺，这项工作也渐渐被冷落。

　　赵俊荣1977年来到莫高窟，那时的洞窟大多无门，夏天酷暑，冬天严寒，因为光线过暗无法工作，没有电又不能点灯，赵俊荣只能用自制的反光板采光。有时候没有现成的反光板，他就收集烟盒里的锡纸做反光薄膜，用镜子在洞窟外面反光。如此度过多年。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画工，在敦煌的一生只做了这一件事。段文杰先生常说：“一画入眼中，万事离心头。”这种心境，如今是多么的可贵。

　　宕泉河

　　工匠：“全所上下，没有人不敬佩”

　　在莫高窟前，三危山下，有一条名叫宕泉河的河流，敦煌当地常作大泉河。根据莫高窟壁画故事，前秦建元二年前后，和尚乐僔站在宕泉河河谷的悬崖上，看到三危山在夕阳下射出万道金光，圣洁无比，于是凿壁建庙，经几百年的建设，形成了今日的莫高窟。第148窟的《唐陇右李府君修功德碑记》记载，“前流长河，波映重阁”，说的便是宕泉河。

　　在宕泉河畔，有一座隐蔽低调的墓地，埋葬着1949年至今的27位莫高窟人。在宕泉河畔长眠的人中，除了钻研业务的学者，也有手工技艺突出的工匠们。比如窦占彪。几乎每一个敦煌人在回忆起过去的人事时，都会想起这位老人。

　　1943年，由常书鸿独辟草莱苦苦支撑起来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在抗战胜利的前夕却被国民政府撤销。常书鸿好不容易从内地招来的艺术家、学者和工作人员，或因生活无法维持，或耐不住敦煌的艰苦与寂寞，纷纷散去，只剩下两名青年工人还忠诚地跟着他，这两名工人，一名叫范华，另一名叫窦占彪。

　　曾在敦煌生活过多年的美学家高尔泰回忆：“石窟保护部的老工人窦占彪是个奇人……脸狭长而脑门特大，下巴向前抄出，个子瘦小佝偻，走路有点瘸。读书无多，木讷寡言。但技艺高超，而且绝顶聪明。十多年来，在石窟保护和加固工程中出过许多好点子，也解决了不少专家们束手无策的难题。说到他，全所上下，没有人不敬佩。”樊锦诗也对这位老先生称赞有加：“窦占彪师傅很聪明，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几乎每个洞窟都离不开窦师傅爬上爬下修修补补。有的塑像离开了墙，是窦师傅想办法重新固定好，使塑像恢复了原位。我曾经请窦师傅帮忙砌一个灶，砌好后他也不坐下歇会儿，连一杯水都没喝就走了。提到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不能忘了窦师傅，他很了不起。”在著名的“甬道搬迁”（西千佛洞有两个石窟，距离敦煌50多公里，壁画和塑像病害严重，李云鹤将其分解搬迁，复原到了莫高窟北区石窟）中，窦占彪也用他的泥瓦匠功夫出了大力。

　　常书鸿记得，在调査南部高处的一座晩唐洞窟196窟时，他与潘絜兹、董希文、窦占彪上去工作，蜈蚣梯（一种相当危险的独木梯）却不知什么时候翻倒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被困在距地近30米高的洞窟中。他们试图沿着七八十度的陡崖往上爬，却险些摔下山崖。后来是窦占彪一个人爬了上去，再用绳子把他们一个个吊上去，才脱离险境。

　　还有一位埋葬在此的人——霍熙亮，常常被大家所怀念。霍熙亮是跟段文杰同一批到敦煌的人，也是学美术出身，既会临摹也能搞研究，对壁画的断代很精准，还善于用考古方法发现一些人们不知道的经变，为人也很谦逊。当年常书鸿只问了一句“你愿不愿意跟我去敦煌莫高窟工作？”霍熙亮就爽快地来到了敦煌。这个多年待在四川的山东青年刚去敦煌的时候，完全不适应敦煌的环境，没有几天，皮肤就开始干缩皴皮，周身奇痒，但他一声没吭，也在敦煌待了一辈子。赵俊荣曾师从霍熙亮临摹两年，相伴近三十年，他很感慨，现在记得霍熙亮的人不多了。

　　莫高窟北区

　　考古“民工”：在尘土中发掘文物

　　在来到敦煌的人里，有许多是抱着奉献一生的决心主动前来，也有许多是因为命运的因缘际会与偶然。樊锦诗的先生彭金章便是如此。

　　当年，多年两地分居的彭金章为了妻子，放弃了自己在武汉大学一手建立的考古专业，来到敦煌陪伴樊锦诗。初来时，他怀揣着抛弃一切的想法，但没想到在这里再次找到自己为之奋斗的学术事业。从1988年开始，主持了莫高窟北区石窟两百多个洞窟的清理发掘工作。

　　由于北区以往没有进行过整体考古清理发掘，所以对于北区洞窟的性质和功能，长久以来都没有定论。关于这些洞窟的性质有各种猜测，有人认为是供每年赶庙会的香客们住的；有人认为是放羊人圈羊用的；有人认为是供游方僧暂住的；也有人认为是画工居住的画工窟。

　　清理发掘北区的工作很复杂。由于北区洞窟没有门，千年沙土积累至今。在那些发掘清理的日子里，彭金章像民工一样，每天扑在尘土中。七年里，他对北区洞窟进行了六次考古发掘，几乎筛遍了北区洞窟里每一寸土，发掘出了大批珍贵文物和遗迹。其中，25个瘗窟（瘗埋死去僧人遗骨）的发掘，填补了这类洞窟在敦煌地区的空白，为后来者研究北区洞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实，樊锦诗也想过离开敦煌，她也曾有过多次犹豫和徘徊。在樊锦诗最初的想象中，敦煌文物研究所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地方，但是1962年真的去了敦煌实习，樊锦诗看到的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面黄肌瘦，穿得都是洗得发白的干部服，和当地的老乡并没有什么不同。她最初来到敦煌的目的，就是做莫高窟考古报告，只是后来时代和个人命运的巨变，无限地推迟了这项工作。半个多世纪后，樊锦诗才终于还了一点“债”，出了考古报告第一卷。

　　心情不好的时候，樊锦诗也和常书鸿一样，总是往九层楼的方向走一走，在九层楼窟檐的铃铎声、三危山的遥远侧影中，她可以无所顾忌地哭一哭，哭过之后，许多东西也都慢慢淡去了。她很喜欢第158窟的涅槃佛，每当苦闷和烦恼时，总会去看一看。樊锦诗觉得，这尊涅槃佛充满了一种不可言说的美，表现的并非“死去的佛陀”，而是“佛陀的安眠”，因为他还没有完全对这个世界闭上眼睛。

　　敦煌博物馆

　　守护者：“常有济世之能”

　　在莫高窟，也有许多无名画家们居住的洞窟群，被称为画工洞，里面高度很低，难以直立，画工们都是蹲着或是伏在地上精心绘画、雕刻。他们没有社会地位，生活贫困，只是因为对宗教的虔诚，毕生从事着壁画和彩塑的创作。现存有关画工的资料很少，只能偶尔在壁画题记和敦煌遗书中看到，敦煌文献里记载了这样一个事实：开掘洞窟的石匠和画家们由于贫困，不得不将孩子作抵押来借钱维持生活。

　　在许多敦煌人看来，这些无名的画工是伟大的。马德就是其中受到画工精神感召的一位学者。

　　马德一直对莫高窟心存向往，但他说自己最初并不像常书鸿先生那样怀抱着那么崇高的理想和志愿，他只是单纯地憧憬，想要找个好工作。1978年10月11日早晨，在西部边陲的交通枢纽柳园镇，马德拨通了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电话，接电话的人正是常书鸿。按照常书鸿的指点，马德到设在柳园镇的西藏物资局综合公司的仓库，找到在那里检点和整理文物的史苇湘和霍熙亮，在他们的安排下，马德搭乘所里拉汽油的解放卡车，当晚就到达了莫高窟。

　　那个年代，做研究的人手非常缺乏，一个人常常要身兼数职，所以马德经常是一边在发掘窟前遗址，一边被同事叫去操作打印机、刻蜡版等活计。1985年的时候，马德从《敦煌研究》编辑部调入敦煌遗书研究所，被分配专门从事敦煌遗书中石窟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很自然地接触到敦煌古代工匠文献。马德被这些古代的工匠们感染了，一头扎进了研究中。

　　马德常常被身边有着工匠精神的前辈和同事所触动。他曾亲眼看见，六十多岁的李其琼、欧阳琳同年轻人一起，不分昼夜地趴在洞窟内冰冷的地面上赶制壁画摹本；六十多岁的孙儒僩在二十几米高的加固危崖的脚手架上指导施工；施娉婷几十年如一日，一字一句地阅读几万卷敦煌文书，并重新编写目录。他还曾跟随年近八旬的霍熙亮，攀登甘肃安西东千佛洞的悬崖峭壁，霍熙亮的敏捷和矫健，让他这个从小在山里跑惯的年轻人都叹为观止。在这些人的身上，马德看到创造敦煌艺术的古代匠师的身影。

　　在敦煌工匠等学术研究之外，马德还在着力研究敦煌的吐蕃文化。为了30卷《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出版工作，马德忙碌奔走了多年，虽然现在他也早已退休。这套合集卷帙浩繁，收录了许多珍贵的藏文遗书，而这些遗书很多都是由敦煌博物馆收藏，均为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所出。

　　说起敦煌的吐蕃文化，还要顺便再提起霍熙亮。1979年，甘肃酒泉柳园镇车站的一个大型仓库内，堆放了大量等待被回炉的镀金藏铜佛，它们是“文革”中破“四旧”被随意破除掉的“特殊”物品，谁也不知它们为何出现在这里。敦煌研究所得知这个消息后，便派霍熙亮、史苇湘、孙修身三人前往柳园组织检点这批文物。霍熙亮看到这些精美的佛像时，呆住了。起初，他们只选佛像，后来觉得宗教法器、喇嘛的生活用品也有无法估计的价值，便都没有舍弃，来来回回翻拣了三次，整整干了120多天。这批被精选出来的文物，小心存放在研究院的饭厅及洞窟等地，由霍熙亮保管。他把相当部分的精力和时间用于保护这批文物，直到它们全部归还西藏。

　　在敦煌博物馆馆长石明秀的办公室里看到这套书籍时，大家都不禁感慨：敦煌不只有莫高窟。除了莫高窟，敦煌石窟还有西千佛洞、瓜州县榆林窟等许多洞窟，除石窟外，还有敦煌七里镇汉墓、义园湾晋墓、文化路晋墓、孟家桥唐墓、党河古墓等多处遗址，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仅看敦煌博物馆所展出的诸多藏品，就能感受到这一点。

　　回想起“文革”期间，虽然每个人都经历了许多痛苦往事，但敦煌文物研究所没有一幅壁画和一尊彩塑被破坏，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没有人出于自己的私念放弃保护莫高窟的责任，我们得以感受到某种精神的存在。敦煌藏经洞唐代文献《二十五等人图并序》中这样描述敦煌的匠人们：“虽无仕人之业，常有济世之能，此工人之妙矣。”想来，所有在敦煌默默奉献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济世”之人吧。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