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海中的庸常奇迹

　　如果历史的每一个瞬间都化为一粒沙土，那么敦煌应该是最适合凝视历史的地方。在这里，风吹过连绵的戈壁和大漠，将沙土扬起，弥漫在空气中。这些扬腾在空中的沙土，既是千万年历史的见证者，本身也塑造着历史。沙土夯成砖石，砖石建起城市，城市又在岁月侵蚀中化归尘土——这听起来像是某个阐述万物轮回、周而复始哲理的寓言，但在敦煌，它就是触手可及的现实。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鸣沙山，这座巨大的沙丘，宛如沙海掀起的波涛，长久地俯瞰着山麓的敦煌城。从很古老的时代，敦煌人就发现自己必须学会与沙共处。一份公元七世纪的敦煌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述道：“鸣沙流山，其山流动无定，峰岫不恒，俄然深谷为陵，高崖为谷，或峰危似削，孤岫如画，夕疑无地，朝已干霄”。沙山的朝陵夕谷的无常变化，一如过去数千年来发生在这里的朝代更迭，时世迁易。自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立敦煌郡以来，这里历经汉、魏、晋、前凉、后凉、西凉、北凉、北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吐蕃、归义军政权、宋、西夏、元、明、东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准噶尔部、清、民国二十余个政权的统治。乱世与治世相继、繁盛与衰落相迭，这里的每一粒沙砾，都见证了这片土地兴衰变易的历史。

　　然而，另一份时代稍晚的文献《元和郡县图志》在记载鸣沙山时，又写道，这里虽然积沙成山，每每有人登临，沙山便“随足颓落”，但“经宿吹风”，一夜之间，这座沙丘便“辄复如旧”。纵使屡遭朝代更迭，时世迁易，但敦煌依然伫立在这里，从《史记·大宛传》中张骞向汉武帝报告“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将敦煌这个名称纳入中国史册以来，到150年后东汉应劭在《汉书·地理志》的注释中将敦煌解释为“敦，大也；煌，盛也”，长达一千余年的历史中，这个名字和它的解释一直沿袭至今，无论哪个政权统治这里，用这里的沙土建造起怎样的建筑，而这些建筑又在历史的长风中消逝复归尘土，敦煌这个名字却始终在这里。

　　如果历史迁易如流沙变幻，那么敦煌就是流沙本身，变与不变，无常与恒常之间的界限，在敦煌这里如此完美地消弭于无形。今天的旅行者来到这里，扑面而来的风中尘沙，一如千年前它们拂过来往这里的戍卒官兵、粟特商人和求法僧侣的面孔一样，睁开眼睛，凝视着漫天黄沙——历史正在无尽的时空中勾勒她昔日的容颜：尔时，此地被称为“敦煌”。

　　玉门关

　　废墟中的浪漫与千年前的庸常

　　暗蓝与褐色在遥远的地平线上相接，偶尔可以看到一团团模糊的黑色，那是戈壁上的衰草。这是从敦煌市前往玉门关遗址的漫漫长路上唯一可见的单调景色。此时正是黎明前天地间最晦暗的时刻，夜空中的繁星已经黯然隐退，但太阳尚未升起，唯有一轮冷月孤寂地嵌在寥廓的夜幕中。

　　但只需耐心等待数刻，奇迹便会发生。天际忽然泛起隐约的白光，初升的太阳宛如有魔法的火焰一般，点燃了夜空中败絮般灰色的云层，在地平线上腾起青色和赤色的烈焰，护送着朝阳冉冉升上空中，将辉煌的金色恩赐给广袤辽阔的戈壁。终于，可以看到玉门关遗址浮现在道路的尽头。尽管那只是一个青黛色的小方块，但也能让人蓦然升起一种强烈的怀古之情。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如今已是脍炙人口。站在玉门关的遗址前诚然能感受到诗人胸中豪迈之气。一如诗中所形容的那样，玉门关遗址确实是一座戈壁上孤独的废墟，越是走近它，越能感受到岁月剥蚀给它带来的一种坚韧而崇高的美感，就像一位沐浴在朝霞下的暮年英雄，沉默地埋藏着自己金戈铁马的辉煌过往。

　　比起玉门关遗址，它的另一个更官方的称谓“小方盘城”似乎就不那么具有想象力，这是一个来源于元明旧称的清代俗语，《元史语解》中将其称为“都尔伯珍”，《元史》中又记载为“朵里伯真”，这是蒙古语“方形”之意，清代来到这里的移民因为不习惯蒙语，因此将其改用汉语直接译为“小方盘城”。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颇为形象的描述，因为它确实是座四四方方的废墟，像极了地图上用来表现关隘的图示。但在唐代之后，随着中原政权对西域控制力的消退，玉门关也由一座现实中的关隘成为了书本上的一个文学典故。当18世纪清帝国重新将西域纳入版籍之后，玉门关已经成了一个古老的传说。成书于1760年的乾隆《敦煌县志》中对玉门关的介绍完全照抄前代史籍，而对于它的位置，只写了一句“今其遗址不可考矣”——它的重新发现要再等一个多世纪。

　　1907年4月，英国探险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前往敦煌的途中，被这座庞大的建筑所吸引。在这座被他标注为“T.XIV”的遗址中，他发现只要站在城墙上，“不仅在一定距离内可以俯视整个谷地，而且可以瞭望两侧和北边的广大高地。从这个制高点上，我可以看到从T.XI到T.XIX这九个破败的烽燧，这足以证明T.XIV要塞的重要性”。斯坦因也发现，这里遍生芦苇和灌木足以喂马，西北边的沼泽也有可供饮用的泉水。考古学专业训练的敏锐眼光，让他推断这里是这段长城烽燧的“司令部”。

　　之后的发掘证明了他的推断，甚至比他所想的还要精确，发掘出的不少汉代木简文书都明确提到了玉门关的军官，其中有几件文书是发自或写给地位相当高的人的，“所获的文书使我很快得出结论，公元前一世纪东汉末年的玉门关一定就在这里”。

　　一个困扰了中国人数百年的谜题，看来就这样被一个来自异域的探险家轻而易举解决了。37年后，中国考古学家夏鼐，在斯坦因的考古报告的指引下，再度造访这座遗址。“这是汉代边防要邑，所弃置的汉简，决不仅仅斯氏检去的那几根”，夏鼐如此在考察笔记中写道：“我似乎在黑暗中听见汉简在地下伸懒腰，叹气说：已经睡了二千多年了，我要出来见见日光。”1944年11月5日，夏鼐和他的同事在斯坦因考古报告中标注曾发掘出汉简的深沟里，又连续找到了三枚汉简，在第三枚汉简上，夏鼐看到了这样三行文字：

　　“酒泉玉门都尉护众侯畸兼行丞事，谓天总以次马驾当舍传舍，诣行在所，夜□传行从事。如律令。”

　　汉简上“玉门都尉”四个字，让夏鼐更加确定这里是玉门关的遗址。比起斯坦因考古笔记近乎冷峻的专业理性，夏鼐的记录难以遏制内心激动之情：

　　“用手摩挲这些汉代遗留下来的木片，恍惚间打破二千年时间的隔离，自己似乎也回到汉代去，伴了汉代的戍兵在这里看守烽台，远处沙尘腾起，一匹飞骑送来故乡家人的信牍，或京师返郡的公文。手里所持的汉简，墨迹如新，几令人不敢相信这是二千余年前的东西。”

　　夏鼐富于激情的记录充满了罗曼司的想象，一如前面引用的王昌龄那首著名的边塞诗让人胸怀激荡，心往神驰。但罗曼司的想象与史实之间，横亘的却是千年时空。正是这些墨迹如新的汉简，证明了这处遗址很可能并非历代文人歌咏不绝的玉门关遗址。随着越来越多写有“玉门都尉”字样的汉简出土，现代的考古学家推断这里应该是玉门都尉府，确切地说，仅仅是一间办公室。真正玉门关的遗址至今尚未确定真身所在，唯一能确定的是，它就沉睡在距此不远的荒原衰草之下。因此，从总体上说，这里仍能称为玉门关遗址，因为它确实在这里，只是肉眼凡胎无法穿透脚下的沙土看到它而已。

　　汉简上的文书也证明，试图凭借激情的想象穿过时间的屏障所看到的过去，就像诗人笔下的文采华章一样，着力捕捉到的是旭日初升的戏剧性瞬间，但绝大多数时候就像白日下的戈壁一样，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庸凡日常。戍兵的生活并不总是摇摆于思恋家乡与金戈铁马之间，戍守生涯的主要填充物是日复一日重复劳动和各种日常琐细。譬如，烽燧的日常看守和巡逻，每月这项乏味的工作由三名士卒平摊，每人轮流十天，如果轮到小月29天，那么最后值班的那个人就能幸运少干一天。巡逻戍守时，陪伴戍卒的除了同袍之外，就只有一条狗。大多数时候，都只有一人一狗相伴生活。与乏味工作相匹配的是这些戍卒的出身，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从帝国各地征召而来的农家平民，被送往这片辽阔广袤戈壁上的边境要塞服役，粗糙的性格更像是戈壁上的沙土。考虑到汉代的识字率，这些戍卒很可能全都大字不识，他们可以接受命令，却未必能读懂写在木简上的命令原文，更遑论作诗抒发情怀，或是阅读春闺梦中人寄来的家书。

　　汉简中时或出现的“徒”字，证实这些被发往边塞的戍卒中甚至还会有囚犯。因此，也就不必奇怪这里也会发生犯罪案件。绝大多数是小偷小摸，一枚出土于遗址烽燧的木简就写道，“步偷隧六石，具弩一完”。偶尔也会发生大案。一枚发掘于距遗址不远名为“一棵树”烽燧的木简，密密麻麻地写着一道通缉令，通缉一名叫田博的越狱犯。他与一名叫宽中的人连坐一起被投入临泾大牢，在牢中竟然说动死囚王博等人跟他一起越狱逃亡。木简描述了这名越狱犯的外貌特征：“年卅十五六，为人黄色、中、壮、美发、少须……衣皂布单衣，白绔、□□□履、戈韦、沓帻，冠小冠，带刀剑，乘革色车，毋盖。驾騩牡马，载黑弩二，熊皮服，箭鬲各一，箭百七十枚”。史料缺失，让我们不知道这名携弩带箭的危险逃犯最终被抓获没有，唯一能肯定的是，他肯定不会威胁到两千年后的我们。

　　玉门关遗址展现了汉代边塞军事生活中庸常的一面，与史书中那些围绕玉门关的重大事件形成了鲜明对比。这里没有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威震西域的铁血往事；没有班超出使西域以吏士三十六人威服鄯善的赫赫功勋；更没有戊己校尉耿恭被匈奴围困连年，带领二十六名手下杀出血路，东归玉门的悲壮史诗。这些故事诚然让人或血气上指，或扼腕慨叹，但玉门关遗址真正让人动容的是它的庸常。遗址中出土的那些寻常器物，从麻袋的碎布到篮子的残片，从筷子到锅刷，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些昨天还出现在你家里的寻常物件，如今正作为出土文物陈列在玻璃展柜里——时空的阻隔并不需要靠想象来打破，这些真切可见的熟悉的古人器物，已经靠着它们庸常平凡的熟悉感引起了我们的共鸣。

　　悬泉置

　　流沙坠简里的日常奇迹

　　如果还想找到更多这种细节的共鸣，悬泉置是个绝佳的选择。从汉至唐，这里都是敦煌通往西域的重要驿站。与玉门关如今已是闻名于世的必来景点不同，悬泉置遗址无路可通。不谙路途的探访者，很容易被GPS导航系统引入歧途，与它渐行渐远。只有开着马力强劲的越野车的敦煌本地老司机，才能带你在戈壁上一路颠簸，来到这片僻处三危山脚下的遗址。

　　这是一片真正的荒原，除了考古人员铺就的木头栈道和钉在地面上的定位木桩，很难相信这片与周围戈壁别无二致的地方，就是考古界如雷贯耳的悬泉置遗址。1990年10月，考古人员在这里发掘出三万五千多件木简。蕴含内容之丰富，让人足以为那个时代勾画一幅栩栩如生的素描写真。在一份题为《过长罗侯费用簿》的简牍中，可以找到西汉著名使臣长罗侯常惠一行前往乌孙途中，路过悬泉置吃的饭菜：

　　“入羊五、其二睪、三大羊、以过长罗侯军长吏具。入鞠三石、受县。出鞠三石、以治酒之醸。入鱼十枚、受县。入豉一石五斗、受县今豉三斗。出鶏十只（双）一枚、以过长罗侯军长史二人、军侯丞八人、司马丞二人凡十二人。其九人再食、三人一食。”

　　另一枚木简，则以命令的口气，要驿站做好准备接待即将到来的破羌将军辛武贤：

　　“破羌将军将骑万人从东方来，会正月七日，今调米、肉、厨，乘假自致受作，毋令客到不办与，毋忽，如律令！”

　　可以想象，在大军饱餐一顿之后，这支队伍就要开出玉门关，远征乌孙了。但悬泉置的价值并不仅仅是为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充当脚注，更多的内容，则是驿站日常事务的琐细，其中不乏富有人情味的微末小事。我们知道在木桩标明是马厩的地方，曾经豢养着一匹牡马，它高五尺九寸，有着杂色的花纹。看守马厩的厩佐欣给它起了个很英气的名字“公式鸿”。它九岁，正是壮年，却因为肺病倒下，不吃不喝。欣给它请了两名兽医遂成和建为它诊治，但最终还是没能挽救它的生命。它死的这一天是建昭元年八月丙寅朔戊辰，也就是公元前38年9月9日。比起那些刊于史书却莫详生卒年月的大人物，这匹死于两千年前的马的忌日，却因为马厩主人的悉心记录，再加上时间的帮忙得以流传至今。不能不说是个让人莫名感动的微小奇迹——即使再微不足道的生命，也有资格被历史拣选在这世上留下曾经存在过的印记。

　　但在悬泉置最重要，也是最令人惊叹的奇迹之一，是一枚编号VI91DXF13C②:30的木简。这是一枚残简，上面只有24个字，但内容却意义非凡：

　　“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

　　这枚木简的奇迹之处在于它上面的“浮屠”二字是明确的佛教用语。再联系到最前面的“少酒薄乐”，更是带有佛教清规戒律的色彩。尽管这枚木简并没有明确纪年，但是考虑到发掘时和它放在一起的木简东汉光武帝在位的建武到安帝在位永初年间，所以这很可能意味着在东汉初期，敦煌就已经是一个佛教信徒的聚居之所，甚至用一幢佛教建筑“浮屠”来命名一片居住区。

　　这是最早明确记载佛教传入中国的出土文献之一。联想到敦煌未来将以号称“千佛窟”的莫高窟而闻名于世，这枚两千年前随手刻下又被时间传输至今的木简，就更像是一个带有征兆色彩的预言。站在悬泉置遗址之上，如果愿意带着某种敬虔之心，按照木简的编号标注的“F13C”去寻找它出土的地点，你会发现另一个庸常的小小奇迹：

　　那里是两千年前的厕所。

　　□郭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