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的敦煌

　　佛国，是敦煌的另一个名字。即使是在当代，敦煌城市的建设者们也着力将这里打造成一片神佛相会之地。佛陀说法时洒下漫天花雨的飞天，是这座城市的标志。她们轻盈飘然的曼妙身姿，飞扬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仿佛裟椤双树下的佛陀特意从印度跨越时空赶来，面对这里的游客讲经说法。

　　所以，无怪乎今天来到敦煌的旅行者，大都会带着一种瞻仰奇迹的朝圣心情。朝圣的中心，就是莫高窟。雄浑连绵的崖壁上，布满佛龛的莫高窟如今已经是敦煌的象征。2010年拍摄的纪录片《敦煌》中，莫高窟几乎等同于敦煌。但就像前面已经描述的那样，敦煌并不只有莫高窟。同样，在敦煌，莫高窟也不是唯一的千佛洞。与它相隔一座鸣沙山的地方另一端，同样有一座布满洞窟的崖壁，被称为“西千佛洞”。

　　西千佛洞

　　尽管“西千佛洞”这个名称，很明显是以“千佛洞”莫高窟为中心的陪侍，但根据文献记载，它的开凿时间比莫高窟更加久远。初唐时期的《沙州图经》援引一本魏晋之际成书的《耆旧图》称“汉……造一佛龛，百姓渐更修营”，似乎在汉代，这里就已经有人开始修造佛龛。魏晋之际，敦煌确实已经成为了一个西北地方的佛国。《魏书·释老志》里这样描述晋末十六国时代的敦煌：“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公元400年，高僧法显一行抵达敦煌，在敦煌休养一个月后，西出大漠，开始了他史诗性的西行求法。

　　在法显记述其求法旅程的《佛国记》中，曾经多次提到一种佛教圣迹——石窟。这些石窟是当年佛陀坐禅入定和阿罗汉结集经之处，它们有些是自然的洞穴，但也有人工开凿的石室。在佛陀寂灭后，这些作为圣迹的石窟往往会供奉佛影或是佛像。这种凿山为窟的风习同样也通过中亚传播到敦煌地区。西千佛洞的开凿，或许正是法显所见到的石窟在敦煌的复刻版本。只是它早在法显西行之前，就已经开工。而后，公元366年，也就是法显从敦煌西行求法的34年前，由一位叫乐僔的法师首先“造窟一龛”，接着，又有一位名叫法良的禅师自东来此，“于僔师龛侧，更即迎建”。开启了敦煌的佛国时代。

　　然而，西千佛洞的参观者或许会对这里感到失望，尽管这里的风景比莫高窟更加秀丽，古木苍天，长河蜿蜒，更符合人们心中的佛国净土形象。但经过清点，这里的洞窟只有16个，最早的第7窟建造于北魏末期，比莫高窟现存最早开凿于北凉时期的275窟要晚出将近80年。而这还算是西千佛洞仅存的硕果。来访者会发现西千佛洞的崖壁上有许多洞穴，里面积满碎石沙土——它们是昔日的洞窟，千年来的风沙侵蚀本就让它们性命危殆，夏季暴雨导致的洪水，则给了它们致命一击。许多洞窟被冲毁，其中很可能就包括文献中记载的那个开凿于汉代的佛龛。

　　但纵使如此，西千佛洞仍然保存了一些莫高窟难以得见的微妙细节。在第7窟的顶部角落里，居然留下了画了一半的飞天，朱红色的轮廓仍然留在墙壁上，但画师却没有给它添上眉眼衣着和颜色。这片古怪的红线草稿就这样留存千年，同样未完工的，还有一尊塑了一半的佛像，充当骨架结构的木棍和稻草从包裹的泥胎中滋露出来，龇牙咧嘴地望着困惑不已的参观者。这些半成品固然让人可以了解那些美不胜收的敦煌壁画绘制的初始过程，但对富于想象力的参观者来说，它们倒更像是不情不愿的工匠在罢工示威，对他们的不公待遇表示抗议。

　　默默无闻的匠人，可以说是敦煌石窟工匠们的群像写照。在石窟的壁画中发现人名并不稀奇，壁画下方那些供养人的旁边总会有块带颜色的长条榜题写上他们的姓名。除非岁月侵蚀磨灭了这些墨迹，不然他们的名字终会留存于世。但他们只是投资人。真正的营造者却很少留下姓名。在莫高窟的290窟的壁画中，出现了辛仗和、郑洛仁这两个名字，现代学者们认为他们应该是画匠的姓名，但这些姓名并没有正式地写在供养人旁边的榜题上，而是被覆盖在壁画层的下面，这多少能让人感到一种面对自己的作品想留名而不得的无奈。唯一一个大胆的画师，有个霸气凌人的名字：“平咄子”。他很大方地把姓名签在了莫高窟303窟一幅僧人供养像的旁边，字写得比画像还要大：“僧是大喜，故书壹字。画师平咄子”。

　　但除了这位平咄子和包括那两个把自己姓名藏在壁画下层的其他12名画师之外，就再难找到作者在自己的创作品上留下的姓名了。倒是一些文献中留下了这些工匠的人生细节，但很多都是令人鼻酸。在一份题为《乙未年赵僧子典儿契》的文书中，一名叫赵僧子的塑匠，因为“家中户内有地水出来”，但手上却没有修补工具材料，只得将“腹生男苟子”抵押给亲家翁贤者李千定六年，以换取“麦贰拾碩，粟贰拾碩”。在典契中，赵僧子不得不承诺“如或典人苟子身上病疾、疮出、病死者，一仰兄佛奴面上，取于本物”，最左边是他和儿子的画押。

　　“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是官家婢”，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七世纪著名打油诗人王梵志的诗卷中如此哀叹道。当今天的游客在大佛窟高达35.3米的弥勒佛像前瞠目惊叹，投身膜拜时，或许很难想到如此宏伟的巨像也是由像自己这样渺小甚至身份更低微的工匠胼手胝足建造起来的。

　　莫高窟

　　伟大与渺小的强烈对比，就以这种令人震撼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不得不承认，这正是当初建造这尊大佛时期望达到的效果。这尊由低微工匠辛勤劳动建造的弥勒大佛，是敦煌的官员们给远在千里之外帝都的至高统治者，传奇女帝武则天献上的一份厚礼。建造大佛的695年，这位女皇刚刚在群臣的唯唯逢迎声中，给自己加上了浮夸得可怕的“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的尊号。“慈氏”正是弥勒的意译汉名。翻看编纂于这一时期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就会看到，在这场举国称颂最高统治者的竞赛中，敦煌作为西北边境的名城，同样不落人后。证明君王圣德感天的祥瑞被成批制造出来，一名叫阴嗣鉴的乡民发现一只五色鸟“头上有冠，翅尾五色，丹嘴赤足”，周围还有“群鸟随之，青黄赤白黑色具备”，这只鸟很快被官方解释为“代乐鸟，天下有道则见也”。另一面官员则宣称在冬至这天看到天上出现“五色云扶日，阔一丈已上，其时大明”，这自然是“圣神皇帝陛下受命之符”。这些敦煌上报的祥瑞中，甚至包括一匹得了白化病的狼，只是因为这只狼侥幸没有伤害人畜，就被宣扬成“白狼见，犬戎服，天显陛下仁智明悊、动准法度，四夷宾服之征也”。官员的上奏中还包括一首据称取自民间百姓传颂的歌谣：“圣母皇皇，抚临四方，东西南北，无思不服”——这般文质昭彰合辙押韵的四字谀辞，显然不可能出自当时识字率不足百分之五的纯朴百姓之口。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敦煌千佛洞的兴衰确实与权力休戚相关。洞窟的修造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政治手段。现存最早的北凉石窟中，弥勒菩萨交脚而坐的雕塑占据了很大部分，正是因为占据此地的北凉君主沮渠蒙逊是弥勒虔诚的信徒。他的从弟沮渠京声正是弥勒信仰的经典《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的译者。北朝莫高窟的兴盛，也同样是靠驻守敦煌的两位官员，北魏宗师元荣任敦煌太守后，被封为东阳王，在他统治敦煌的20年间，莫高窟开窟建龛达到了一个高潮。继武则天时代的弥勒大佛之后，721年，另一尊弥勒大佛在它的南部开始兴建，尽管在敦煌发现的文书《莫高窟记》中称这尊大佛是沙州僧人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发愿建造，但也需要注意它的建造时间正是唐玄宗开启开元盛世的第九年。

　　至高统治者鼎盛的权力造就了敦煌最恢弘的大佛与最华美的洞窟。权力的盛极而衰，也同样将没落的阴影笼罩在敦煌上空。一份在莫高窟发现的吐蕃文书折射出乱世诡谲的气氛。这份吐蕃文书是五位粟特人写给他们首领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提到山东被一个名为张忠志的军阀所占据，在他的治下，“居民下颚贴着胸，会将年迈的双亲互相交换烹杀食肉”。这里的张忠志，指的就是后来成为成德军节度使的李宝臣。张忠志是他本来的名姓，他一生中变换过三次名字。作为唐玄宗宠臣时名叫张忠志，投靠安禄山后，被其收为养子，改名安忠志。755年，安禄山起兵反叛，安忠志成为他手下得力干将，但随着安禄山被杀，安史之乱渐次平定，张忠志又再度易主，改投唐廷，被唐肃宗封为成德军节度使，赐姓李，更名李宝臣。由此，他在山东割地自雄，建立起对抗唐廷的独立政权，并且与其他节度使勾结，由此开始了一直绵延两个世纪的藩镇之乱。

　　此时的敦煌也随着唐帝国的分崩离析而动荡不安。这封书信之所以用吐蕃文写成，正是因为敦煌在786年后被安史之乱中趁火打劫的吐蕃吞入腹中。它所诞生的时间，正是敦煌最混乱的时代。敦煌的其他文献显示，在吐蕃统治的62年间，当地的商业贸易几乎恢复到以物易物的状态，粮食成为唯一的货币，人们用粮食交换日常用品，也用粮食来还债。

　　这段占领时期在848年被终结，此时吐蕃内部土崩瓦解，一位名叫张议潮的汉人将军便趁机集结军队将吐蕃人逐出敦煌。他统军出行的赳赳威势，被图绘在莫高窟的156窟的墙壁上。这个洞窟也因此被称为张议潮窟。张议潮本来可以像李宝臣一样，割地自雄，与唐廷分庭抗礼。但他却选择向唐廷称臣，上表请求获得朝廷赐予他官位和合法的身份，使用朝廷颁布的年号和历法，奉唐廷正朔，甚至最后将军政大权托付给自己的侄子张淮深，以69岁老迈之身躬亲前往帝国京城长安。他所率领的军队被唐廷赐名为“归义军”，表彰张议潮对朝廷的忠义之心。

　　敦煌莫高窟的98窟绘制了一套这个忠义家族的画像，最前面是开创者张议潮，跟在后面的是他的法定继承人张淮深，接着是索勋，他是张淮深弟弟张淮鼎的姐夫，在892年至894年担任归义军节度使。这些画像给人一种错觉，认为让人觉得家族内部权力交接得相当平稳。但实际上，在这幅怡怡乐乐的画像背后，隐藏的是一场谋杀与背叛的权力游戏。张议潮本人在长安去世，不久后，张氏家族便发生内乱。首先是张淮深的两名庶子杀死了自己的父母和六个兄弟。但两名杀人凶手并没有夺权成功，他们又被张议潮的儿子张淮鼎消灭，后者掌权也仅仅只有一年便猝然死亡。接替他的却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的姐夫索勋。但十一个月后，索勋又被张议潮的第十四女推翻。这位强干的女子将自己的侄子，张议潮的孙子张承奉推上节度使的宝座，号称是复辟张氏统治，却让自己的三个儿子掌握实权，将张承奉抬为傀儡。两年后，张承奉又发动政变，终结了自己姑母的统治。

　　此时，唐王朝也走向了它的末路。908年，唐朝覆灭两年后，敦煌人才知道自己效忠的王朝早已不在。张承奉旋即自立为“金山白衣天子”。但这位自封的天子并没有得到上天庇佑，三年后，他就不得不向步步进逼的回鹘俯首称臣。又过了三年，他本人也被自己的手下沙洲长史曹议金取代。曹氏决定奉中原王朝为正朔，无论这个中原王朝究竟是哪一个。这保证了曹氏在敦煌的权力延续了116年，那幅描绘张议潮父子以及索勋的历代归义军节度使的壁画，正是他下令绘制的杰作，在这幅壁画的对面，是曹氏家族的壁画。

　　但绘制这些壁画的工匠们，他们在这场乱世中的命运又如何呢？幸运的是，无论是吐蕃的占领者们，还是归义军的统治者，对他们来说，都需要工匠来营造自己的殿堂，粉饰供养的佛寺洞窟，这些修造工程无不需要手工匠人来完成。在一份题为《丁未年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呈设宴账目》的文书中详细记述了这些工匠为归义军官厅打工受到的待遇，“泥匠二人，早上馎饦，午时各胡饼两枚，供七日，食断。铁匠史奴奴等二人，早上馎饦，午时各胡饼三枚，供一日，食断。”尽管并不丰盛，但足以果腹。这似乎证明，比起那些耗费巨资营造佛像修饰佛窟的权贵豪门，神佛更青睐这些亲自用双手塑造描绘自己身姿的卑微工匠们。在佛法所谓的娑婆世界，权势犹如过眼云烟，唯有高超匠技创造的精美艺术会传承古今。

　　万佛峡

　　归义军时代被认为是延续了唐代敦煌的遗韵。丝绸之路尽管随着唐代的覆亡而衰落，但敦煌仍然保留着某种开放宏大的精神。然而，政治的混乱吞噬了它的活力。1036年，西夏攻陷敦煌。从此，敦煌的历史进入了一种半晦暗的状态。但晦暗中也并非没有光亮可循。这光亮来自于莫高窟东方的另一片峡谷。那里峡谷两边的崖壁上，同样布满了数以百计的洞窟。1074年，一名驻锡这里的僧人惠聪在第16窟的甬道中写了一方题记，描绘了他眼中的这片峡谷：“谷内甘水长流，树木稠林，白日圣香烟起，夜后明灯出现。”

　　这就是万佛峡，今天被人称为榆林窟。与莫高窟在权力庇佑下的辉煌灿烂相比，万佛峡更像是一位养在深闺少人识的端庄仕女。比起莫高窟前游客蜂拥的终日喧嚣，这里可谓一片洗心静地。即使是在夏日正午，你也能听到穿过山谷的河水滔滔有声。由于峡谷两侧皆有崖壁遮挡，所以这里的壁画更少受到风蚀和阳光的暴晒。如果不是清代那些好心而虔敬的信徒和匠人，用自己拙劣粗糙的技艺强行修缮了一些壁画的话，那么它的光彩会更加摄人心目。最令人惊叹的，就是那些西夏壁画。诚然，这个朝代在这里留下的记载太过稀少：息玉、嵬名、杂谋、播杯、麻尼则、骨匹，只有这些用西夏文字写成的姓名和只言片语的题记，见证了这个朝代在这里留下的印记。但这种空白恰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让人愿意去想象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候，在这个地方留下这些引人入胜的杰作。

　　当你站在第3窟的文殊普贤变的巨大壁画面前时，你会怀疑自己误入了另一个介于凡俗与神圣之间的奇异空间。莫高窟的唐代壁画固然华美富丽，丰富夸张的色彩令人目眩神迷，但你会很清楚地知道那是色彩与线条在众声喧哗，在高歌舞蹈。

　　但当你凝视第3窟的壁画时，这种色彩的喧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宁静的邀请，邀请你进入壁画中。这种宁静的摄人魅力，正在于那种近乎写实的真切感。尽管很清楚，壁画描绘的是佛国世界，但仔细看去，画面上的神灵和异兽，又犹似人间。菩萨身上衣带的褶皱，合掌向佛的善财童子，乃至于海中的摩羯大鱼，如果不是其中的一只鱼的额头上多了一只眼睛，它几乎就与普通的鲤鱼别无二致。勾勒细致的水纹配上峡谷中河水涛声，仿佛真的在流动。盛放的莲花，如果不是因为大得夸张，就跟河中生长的莲花一无异色。

　　而这幅画最奇妙的地方，是站在河岸悬崖上，双手合十敬拜菩萨的一名僧人。他的身后牵着白马，白马驮着的经书放出七色瑞光。而站在马旁看护经书的，是一位人模人样的猴子。毫无疑问，他们就是中国最闻名的一对搭档，西天取经的唐僧和他的徒弟孙悟空。

　　这对师徒为何会出现在这幅壁画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神话般的故事确实是发生在榆林的一段历史。在前往万佛峡的路上，会经过一片庞大的废墟。这片被称为“破城子”的遗址，是唐代常乐县城的旧址。这里正是《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玄奘法师西行求法途经的一个重要地点。正是玄奘在这里停留说法期间，他收下了一位名为石磐陀的胡人弟子，而他正是孙悟空的历史原型。

　　历史变成传说，传说又成为经典。一如佛陀本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智者和导师，却被赋予神通成为传说人物，他的生平和话语也变成了经典。凡间与佛国之间或许只隔着一道时间的薄幕。只要轻轻揭开，两者便会融为一体。尽管这只是个简单的道理，但还是有必要在这座被世人称为万佛峡的佛国圣地点破出来：佛国即在人间。

　　□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