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寻找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逻辑

　　从1979年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算起，马勇进入历史学行当已经整整四十年。前年，他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退休，本以为即将开启安逸的晚年生活，孰料，几所大学闻讯后，纷纷邀请其担任特聘或客座教授，社科院研究生院也返聘其为学生继续授课，他还应邀在一些音频平台开设了中华文明通史和清史课程。

　　他的写作和出版从未停止，不时有文章见诸报端，还有多部书稿在整理之中。今年10月，马勇的新书《现代中国的展开：以五四运动为基点》在“五四”百年纪念之际出版，成为今年出版的少数以五四为题材的专著之一。

　　在马勇看来，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继“殷周之际”、“周秦之际”之后的第三次历史大转型，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社会转轨的重要节点。这样颇具贯通性的历史视野，正是马勇区别于许多近代史学者的重要特点，他的治学之路是从古代史开始的，机缘巧合进入了近代史领域，不过，这也成就了他更宽阔的历史研究之路。

　　读书经历：从煤矿工人到史学科班

　　1956年，马勇出生于安徽濉溪，因为贫穷，那里被当地人自嘲为“安徽的西伯利亚”。他后来在回忆自己的求学之路时说，与同时代的城里人相比，他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早期，都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的，没有机会接触太多书籍。

　　直到1979年考上安徽大学，他才从一名退伍回乡的煤炭工人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当时的合肥交通闭塞，像一座孤立无援的孤岛，而安徽大学的历史系也刚成立不久，缺少有经验的教师。闭塞的好处是让人能安心读书，大学四年，马勇从侯外庐主编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出发，将图书馆能找到的思想史著作通览了一遍。

　　他把全部精力都用于攻读中国古代史料，经史子集，四部并重。对于比较难理解的作品，比如《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说文解字》，以及从《史记》至《清史稿》中的思想家传记、《经籍志》《释老志》《艺文志》等，他都曾手抄过一份，借此加深理解和记忆。

　　扎实的阅读原典，让他后来顺利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成为史学大家朱维铮的硕士。朱维铮师出名门，是陈寅恪、钱玄同、孙冶让的再传弟子，在中国经学史、史学史、思想文化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都是权威，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马勇跟随朱维铮读书三年，攻读中国文化史，从生活做派到研究兴趣和研究方法，莫不受到其影响。一些熟悉的朋友打趣地说，“就连抽烟的姿态都和朱老师一样。”马勇对年长自己二十岁的恩师极为佩服，将其视为人生榜样，并在很长的时间里有意地模仿，他所做的课题也对朱维铮多有承袭，比如秦汉史、儒学史、章太炎思想、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

　　马勇至今感激在朱维铮门下受到的专业史学训练，他不仅因此打开了眼界，更习得了治史的方法。在电脑尚未普及的年代，治史者都需要抄写大量卡片、做札记，以备随时查阅，而朱维铮让学生不要抄卡片，而是到需要用的时候再翻书，一次记不住，再翻一次，如此重复，不仅可以强化熟悉史料，更是训练记忆力的良方。

　　在朱维铮的指导下，马勇完成了以《西汉的<春秋>学》为课题的毕业论文。向来以犀利敢言、当面批评不留情面著称的朱维铮，对这位爱徒赞誉有加。后来论文出版，朱维铮为之撰写序言称，“马勇的这本著作，力图超越传统的经今古文学争论，从文化史角度，重新认识西汉的全部《春秋》学……他是勤奋的、踏实的，没有沾染有的小文人那种浮薄油滑习气，显示他属于有希望那一面的青年学者，治学具有顽强的毅力。”

　　后来的马勇果然不负所望，在史学道路上开凿出一片新天地，对老师既有承袭，也有拓展，而他的研究重心也从古代史悄然转向近代史。

　　近代史所：不以著述为诉求，而以学问为目的

　　马勇曾说，自己一生的许多选择都是被动的，包括工作单位和研究课题。

　　从复旦毕业后，朱维铮本想为其争取留校任教的机会，但因人事问题未能如愿，后又帮其谋求到上海师范大学，以及王元化主持、黄万盛主持的上海社科院比较文化研究中心。当时上海的单位进人特别困难，机缘巧合，马勇因到北京访学，进入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并在此度过了三十个春秋。

　　读书期间，马勇悉心攻读的是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古代思想史，他信奉老一辈学人“三代秦汉以下无学术”的说法，对近代史用力极少。而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近代史研究，确实也未能摆脱“革命叙事”、“阶级分析”的传统，学术被政治捆绑，为意识形态服务，并无纯粹的学术。

　　在《我的学术起步》一文中，马勇回忆道，当时“晚清史是前辈学者下过不少工夫的领域，但相对于我那时比较熟悉的古代史，近代史许多问题在那时还没有人触及。时间的原因，时代的原因，总而言之，三十年前的中国近代史与古代史比起来，犹如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都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尤其在“政治挂帅”的环境下，对前朝历史的解读不免受到诸多干扰。令马勇印象最深的是对资产阶级和洋务运动的重新评价，随着思想解放的风气渐开，先前风靡几十年的“革命叙事”悄然打开了一条裂缝，那种政治保守、文化陈旧的叙事方式，逐渐被追求客观真相的历史叙事所取代。

　　研究者普遍相信，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除了政治革命和制度变革以外，还有一个建设和发展的问题。因而，对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改良主义、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先前比较负面的事件，以及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争议人物，都有了更为积极的评价。一些过去的禁忌话题，也开始有了讨论的空间，“近代史越做越像一个学科”。

　　正是在这个当口，马勇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并深度介入了其后三十年近代史由政治到学术的转向，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思想的进步。他主张，“要把晚清史还给清朝，让清朝的历史成为一个完整的单元，让清朝的历史研究经典化，就和研究唐史、明史一样，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障碍。”

　　与同时代的许多知名学者不同，马勇开始写作的时间较晚，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他自称是一个旁观者和受益者，而非参与者。这与他所接受的教育息息相关，他在安徽大学和复旦大学读书时，没有发表的欲望和能力，而朱维铮等前辈学者也谆谆告诫，在50岁之前不要写东西，一定要踏实读书。

　　进入社科院以后，所里的老先生们也不主张年轻人太早发表文章。当时的近代史所学术气氛浓烈，评职称也不需要看论文或著作数量，而是看是否有真学问，而这一切“全凭老先生的感觉”。

　　自称“话痨”的马勇，坚持“述而不作”，心无旁骛地苦读了五年，狠补近代史的课，读到许多此前没有接触过的材料，包括一些港台书和旧报刊。此时的读书，不是以著述为诉求，而是以弄清问题为目的。加上在校的七年，他已坐了十二年的冷板凳，那是他一生中最集中读书的时间。大量的阅读积累，为后来的研究写作筑下了厚实的根基。

　　学术三十年：寻找历史逻辑，努力打通文明史

　　马勇在《作为艺术的历史学》一文中如是说，“一个历史学者，如果不能持续地阅读和耐得住寂寞的沉思，那么他无论如何聪明，都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小聪明’。历史学研究需要建立在大量阅读和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之上。”

　　十余年毫无功利心的阅读，让他能够厚积薄发。终于，在近代史所前辈张德信先生的提醒和讥讽下，马勇打破了自己述而不作的传统，从1991年开始了职业的历史写作生涯。

　　短短数月间，他集中精力连续写出了《辛亥后帝制复辟思潮平析》《辛亥后尊孔思潮评议》《黄老学与汉初社会》《严复晚年思想演变之重估》《辛亥革命后复辟思潮的文化审视》《李斯的思想品格与秦文化政策的得失》《公孙弘与儒学中兴》《清政府对百日维新对检讨与反省》《民族主义与戊戌维新》等几篇文章，这些都是他研究多年的主题，驾轻就熟，一气呵成，每篇均在一万五千字左右，相继发表在大陆和港台的学术期刊上。

　　上世纪90年代，政治保守主义一度成为学术界的主旋律，受此影响，马勇比较集中地研究了严复、梁漱溟等提供的保守主义方案，以及他们在近代中国的实践。稍后，他承担了“近代中国通史”集体项目中的甲午至辛丑时段，让他得以从政治史视角重新思索中国人在那时的追求和实践问题，以及晚清帝国如何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走到排外、新政，直至王朝覆灭。

　　此后的二十年间，马勇的思索也大致围绕着这些问题来展开：从晚清到民国的演变，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逻辑？各派政治力量、思想家、政治家究竟提供了怎样的方案？实践与理想究竟在哪些环节出了问题，让一个老大帝国不是通过变革获得新生，而是付出了王朝终结的代价？他试图给出合乎历史逻辑的解答。

　　他埋首于故纸堆中，钩稽沉思，深入历史细部去探寻谜底，相继写出了《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超越革命与改良》《中国文明通论》《重寻近代中国》《重新认识近代中国》《“新知识背后”：近代中国读书人》《晚清二十年》《晚清四书》《晚清笔记》等著作。他将中国的近代转型放在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兴起和民主化浪潮涌现的世界背景下来考察，试图提供一套新的阐释话语。

　　与此同时，他还做了大量个案研究，为严复、章太炎、梁漱溟、蒋梦麟等人物撰写传记，并参与众多人物年谱长编和全集的编纂，这些基础性的编纂工作耗时费力，不被计入学术评价体系，却嘉惠学林，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巨大便利。

　　马勇在今年出版的新书《现代中国的展开：以五四运动为基点》之中，试图跳出“小五四”和“大五四”的传统分析框架，将五四运动放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从明清两朝不断发生的东西冲突与融合，开始论述五四运动发生的政治和文化必然性。五四运动爆发的百年来，许多知识分子都自觉地以“五四精神”为向导，以“五四之子”自居，然而，围绕“五四”的激进与保守、正当与非法等问题一直争论不断。作为一位素有现实关怀的历史学者，马勇将“五四”议题与中国现代化转型并置，同时抛弃了此前一些学者政治立场先行的做法，将五四运动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和全球化浪潮中进行考察，分析清末民初新教育、新文化、新政治、新伦理的诞生和发展过程。

　　在马勇看来，“只要人类继续存在，历史学对既往的历史就会不断提出新解释，就会不断有新的艺术类型的创造。历史学是一门常说常新的艺术化、人文化学问，它永远都不会固定在任何一种模式之中。”

　　中国人素来重视历史，某种程度而言，历史就是中国人的信仰。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马勇看来，从孔子到司马迁、司马光，以至近现代的诸多历史学者，他们都有“忍不住”的现实关怀，企图以历史为工具积极介入生活，为社会发展提供镜鉴和警示。

　　尽管有人说，“人们在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从不吸取历史教训。”但马勇仍然比较乐观，他认为从长时段来看，人类还是汲取历史教训的，因而才会有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他所做的打通中国文明史的尝试，也正是基于这种美好向往的个人努力。

　　【同题问答】

　　新京报：这一路上，你坚守的东西是什么？

　　马勇：这一路上，我所坚守的主要是学会放弃、甘于放弃。人生苦短，一辈子做不了好多事，坚守与放弃看似冲突，其实就是一件事。我佩服那些将实业或行政与学问双肩挑的朋友，但我自我评估，一辈子大约也只是读书，读中国史。

　　【同行者说】

　　李礼（《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著有《求变者：回首与重访》、《转向大众》等）：

　　马勇老师是我的“老朋友”，在超过十年的交往里，我们于公于私常有交流与合作。他虽是历史科班出身，却并非纯粹“学院派”学者。自幼经历生活的艰难，目睹大时代的苦难，让他的学问做得很厚重，也让他的性情很平和。马老师待人接物极少偏激，不为名利所累，事实上，他并不需要凭借写作、出版为生。我想，这样的性情和心态无疑已渗透到他的治学之中。形成了一种难得的包容和理性风度，无论对学问还是对人生。

　　“50后”这代学者普遍具有更为强烈的家国情怀，学术研究有很明确的社会问题意识。马勇也是如此，而且，他是少有的能将各类历史打通研究的人。所谓“打通”，首先是在时间上，从古代史到近代史，他都下过不少工夫，著述颇丰；其次是研究领域上，从“务虚”的思想史到“务实”的政治史、社会史，从儒学思想的古今流变，到戊戌变法、甲午战争、五四运动等具体事件研究，均有独到见解。另外，他还能将宏大历史叙事与具体历史人物的命运融汇在一起，他可能是同代学者中撰写人物专著最多者之一，笔下人物包括董仲舒、蒋梦麟、章太炎、梁漱溟、严复等古今人物。与此同时，他还参与编纂了其中一些人物的年谱或文集，这些基础材料编纂工作，无疑也令整个史学界受益。

　　A特36-A特3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