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提戈涅》对法制的启示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向我们展示，知识、正义、理性等等人所发明的让生活有序稳定的实践技艺，面临不可预测、不可控制、偶然无常的事件和命运，常常显得无比脆弱。理性的狡诈抗不过命运的铁律。甚至在很多时候，这些知识、理性及正义，随同人的傲慢与偏见，加剧了人类的悲惨处境。

　　安提戈涅的非建设性挑战

　　安提戈涅本来对抗的是命运的诅咒，事态的发展却把她引向了人间正义的冲突。在安提戈涅这里，不再是人的理性和命运的非理性之间的搏斗，而是在实践理性展开的过程中，原则与妥协、激情与审慎、过度与节制之间，如何反思及权衡，从而达致妥善合理的结果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自以为义的正义与自以为是的真理，都受到了冲击，安提戈涅和克瑞翁，都从高度自信，走向怀疑。

　　安提戈涅挑战克瑞翁的法律，代表了永恒不变的、普遍的自然法或高级法（higher law）对实在法的挑战。在这一传统中，安提戈涅被视为反映自然法思想的最早标志之一。西方学者更多强调此剧展现了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冲突与张力（一个描述性的命题），有比较细致的理解与分析。中国学者倾向于认为自然法高于或应当高于实在法（一个规范性的命题），带有浓厚的简单善恶判断的印记，在知识和制度上没有什么推进。

　　从实在法考虑，如果克瑞翁对护国者和叛国者都予以厚葬，那么他们之间的道德区别会变得非常模糊，从而鼓励反叛。安提戈涅用以反对实在法的自然法，主要是兄妹之间的血缘亲情，并且，将这种关系置于克瑞翁的命令所代表的政治关系之上，有可能危及社团稳定，导致无政府和内战。从这种对比看，道德化的理解是无力的，很难转化为建设性的行动。

　　针对自然法解读，苏力提出了反对本质主义的语境化解读。根据文本细节，并紧密结合事件脉络和时代背景，苏力揭示，在反对禁葬令时，安提戈涅援引的自然法主要是指不能违背“神制定的法律”。自然法概念对于理解安提戈涅的行动并不重要。安提戈涅只是用自然法来为自己的行动辩解，是一种说辞，一种正当性的论证。我们不能混淆了行动的原因（cause）、动机（motivation）与为行动辩解的理由（reason or argument）。神定法并不意味着无可抗拒，是安提戈涅自我选择了这一行动及结局，她是自由的。促使安提戈涅采取行动的主要原因是她在整个生活世界的坐标系和参照系都崩溃的情况下，试图坚守“她与先前那个物质世界、文化世界和符号世界的唯一不会改变的联系”，死去的兄弟象征着这唯一确定的关系。“挑战禁葬令不过是一种安提戈涅排解和发泄内心痛苦，重新证明、肯定和界定自我的一个行动。”

　　在这个意义上，安提戈涅其实处于强势，因为她代表了传统，代表了爱亲人这种普遍的生物本能；克瑞翁则是弱者，是挑战者，他必须挑战长久确立的家族伦理的意识形态，他不可能寄希望于说服民众，只能靠自己的行动结果来赢得合法性。这一解读忽视了克瑞翁的内在出发点，事实上，克瑞翁恰好认为自己捍卫城邦的行动遵循了神圣的传统。

　　克瑞翁律令与悲剧的必然

　　安提戈涅在戏剧一开始，就告诉妹妹，听说禁葬令“是高贵的克瑞翁针对着你和我，特别是针对着我，宣布的命令”。她的这个论断极其不合逻辑。作为城邦统治者的克瑞翁所发布的“禁葬令”，是一个普遍的规定，显然是针对城邦所有人的。这里已然透露安提戈涅早做好主动碰瓷的准备。她越是刻意强调克瑞翁的命令跟自己过不去，越是表明她想掩饰内在的目的。由此可见，安提戈涅的真实用意，正是要通过埋葬哥哥的行为，来驱除那种“痛苦到极点”及屈辱到极点的感受，以在和命运抗争的过程中实现“极点的幸福”。

　　毫无疑问，安提戈涅的行动逻辑就是要实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人生最大的光荣，当然是实现某种更为高远的目标，或者与旗鼓相当的对手甚至跟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对抗。假如克瑞翁在发现是安提戈涅这个外甥女违反“禁葬令”后，照顾亲情、体贴民众的呼声，而宣布自己的命令是错误的，进而大力表彰安提戈涅的义举，甚至提出由城邦出面厚葬波吕涅克斯。如果情况真演变成这样，试问安提戈涅的心情如何？我相信她一定会感到无比的失落，甚至更大的羞辱，因为自己“光荣”梦想彻底泡汤了，自己似乎又被命运耍了。

　　可是，克瑞翁毕竟不是完全被动的、工具化的。克瑞翁的人间制度，本来也是神圣律令的一个部分，只不过是破碎的、因而扭曲了的部分而已。安提戈涅在利用克瑞翁，神也在利用克瑞翁。克瑞翁颁布的命令在安提戈涅看来违背了所谓的神律，但这种命令不过是与神律的无意识合谋的表现而已。神律虽然神圣，但作为社会制度，它不可能永远高高在上，它必须参与人们具体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事件，它的力量也必须通过克瑞翁式的命令才能体现，即必须“道成肉身”。安提戈涅虽然采取了轰轰烈烈的对抗制度及命运的行动，但归根到底，她的死亡方式以及连带的其他无辜者的死亡，都又一次残酷地证明了命运无所不在的安排：宙斯又一次实现了降临在她家人身上的苦难。

　　任何制度早晚都会制造出自己的反叛者，早晚要创造出如同安提戈涅和克瑞翁那样的冰炭不容的不可妥协的冲突。然后，在以各种方式镇压反叛者的过程中，制度再次证明自身的存在和价值。就像轰轰烈烈的法治进程需要制造出千万个秋菊式的噪音和法盲一样，这些表面性格倔强的人不过是制度创造出来的牺牲品，以证明制度胜利前进的步伐。

　　克瑞翁对安提戈涅的判决，原先是用乱石砸死，但后来改为把她囚禁在石墓中，孤独终老。这也剥夺了安提戈涅期待的慷慨就义的机会，因为安提戈涅所期待的乱石砸死，具有公开性和仪式化的特征，如同神圣的献祭……从这个意义看，克瑞翁并没有让步，他既执行了自己的命令，又让安提戈涅的光荣梦想落空。身处石墓中的安提戈涅哀叹：“我再也看不见太阳的神圣光辉，我的命运没有人哀悼，也没有朋友怜惜。”她的后悔，或许正反映了她最终意识到自己所对抗的命运和制度仍然无处不在，无法撼动。

　　关于《安提戈涅》的解读

　　黑格尔

　　“黑格尔认为（也许是最著名的解读），安提戈涅代表亲缘关系及亲缘关系的瓦解，而克瑞翁代表建立在普遍法则基础之上新兴的伦理秩序和国家权威。”

　　拉康

　　“在《拉康文集》第七卷中，拉康的安提戈涅被视为出于想象界和象征界交叉界线上的人物，用来凸显象征界的起点，即受制于法律和规范的通往语言和可言说区域的象征界。安提戈涅所处的位置正是象征界内某种亲缘关系作为规范出现时的一个例外。因为处于象征界，作为规范的亲缘关系算不上具有社会性，因此，拉康与黑格尔分道扬镳。拉康将安提戈涅转变为一种理想的亲缘关系。”

　　伊利格瑞

　　“伊利格瑞认为虽然血缘确定了身体的独特性和外部特征，但却是抽象的政治平等原则最难以把握而且必须严格清理甚至消灭的对象。据此，‘血缘’并非意指一种血脉关系，她必须被处理掉用以保全独裁国家的存在。女性就成为需要被处理的剩余物，‘血缘’则成为绘制血脉关系更替轨迹的一个形象而已。”

　　□谌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