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制造业升级要打造法制化营商环境

　　制造业始终处于经济体系的核心地位，是大国崛起的根基。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调研时指出，中国必须搞实体经济，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自力更生是我们奋斗的基点。习近平强调，一定要把我国制造业搞上去，把实体经济搞上去，扎扎实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近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共享制造新模式新业态 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力推共享制造，提高共享制造模式认可度，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制造业实现了“由小到大”的转变，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有力推动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由大变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

　　此前不久曹德旺接受新京报独家采访讲述《美国工厂》幕后故事，再度引发各界对中国制造业上的关注。我国制造业发展还面临着哪些困境？我国制造业的出路在哪里？新京报记者专访了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在他看来，改革主线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制度供给的问题，破除“官本位”，打造高标准法制化营商环境。

　　我国制造业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段

　　新京报：目前我国制造业发展状况，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

　　贾康：首先我国的制造业已经有了“世界工厂”的名号，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但同时，我国的制造业还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一段，微笑曲线的左端右端都在外国人手里。因此，有人偏贬义地说，制造业中间这段做的是硬苦力，主要是做贴牌加工。整个制造业水平来说是大而不强。

　　按照工信部苗部长的公开表述，他认为制造业实力跟科技创新水平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按照制造业实力加科技创新水平，他认为制造强国分为第一阵营、第二阵营。

　　我认为我们尚未跻身第二阵营，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努力，跨过第二阵营的门槛。目前美国显然位列第一，是以硅谷引领新技术革命潮流的。后面跟着的德国、法国、以色列、意大利属于第二阵营。再往后，就是韩国、中国大概是能够跟上了。目前我国发展制造业强国的部署不会改变。

　　新京报：当前我国制造业升级发展中面临什么样的瓶颈？

　　贾康：制造业需要升级发展，要从“世界工厂”升级为“中国智造”、“中国创造”。也就是说，创新能力要跟上新的技术革命。

　　我感觉目前制造业发展中特别突出的问题在于，创新型人才和成果是明显不足。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问题？人才和成果有内在联系，成果都是“人”创造出来的。这就涉及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历史上总结的“李约瑟之谜”，目前仍然存在着的“钱学森之问”。

　　虽然教育、科技等领域有大量投入，但目前真正的领军人才的培养，明显跟不上，这不是光靠增加投入就能解决的问题。

　　在制度安排上，要深化改革，在教育、科技创新领域里破除“官本位”、行政化等各种各样的约束。

　　改革要真正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

　　新京报：制造业中，目前国企和民企各自发展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贾康：在重型装备制造方面民营企业和国企确实还有一段距离，当然是国企原来有基础，更有优势，但是在现在有引领意义的、数字科技支撑的新制造业，民营企业已经显示出它们特别的活力，但是像无人机、精密仪器等行业民企冲在前面了，也涌现出华为、科大讯飞等民营制造业的代表，我们能够看到华为这些企业在制度上显然有了一些创新。

　　新京报：中小企业，在制造业中如何与大企业形成产业集群？

　　贾康：国际经验表明，种种包含成百成千甚至上万零件的产出品，一旦规模化批量生产，可以带动大批的中小企业各尽其能、共同发展。有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在产业集群中间形成优势互补，在发展中间得到负面清单式“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创业创新空间，让中小微企业在其中发挥自己的潜力和相对优势来为社会化大生产配套。从这一视角展开，应更多地强调把从上海自贸区开始的“负面清单管理”原则进行复制和推广，加上必要的适度扩张政策，以及PPP这样的机制创新，辅之以对中小微企业更活跃地置身于优胜劣汰的引导与激励，中国制造业的局面会焕然一新。

　　新京报：制造业发展当中民企需要什么样的政策？

　　贾康：主线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不是个空话。总体来说，首先解决制度供给的问题，就是改革要攻坚克难，真正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以这种让企业充分发挥权力和活力的有效制度供给，带给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效率的提高，这是个基本逻辑。

　　那么人才的培养，创新成果的涌现，都在这条主线上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通过制度创新，打开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潜力空间。掌握的好，这就是机遇，处理不好，就会觉得困难重重。

　　从原则上来讲，民企应该贯彻负面清单，政府在法治化的环境里说清楚，企业什么事不能做，除此以外，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企业想做什么做什么，想怎么培养人才就怎么培养人才，华为不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吗？

　　反过来政府这边应该贯彻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政府不得到授权的事情，不能做。而且有权必有责，要问责机制，要绩效考评来约束官员行为，把这套原则跟法治化营商环境打造好了，那么中国潜力活力的释放就顺理成章，我国制造业的升级发展就有希望了。

　　其实民营企业角度来讲，并不要求政府给予过多的优惠政策，只要求市场环境是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

　　目前产业政策比较支持的绿色、低碳的所谓战略新兴产业，有七八个具体的领域，里面很多的主体都是民营企业。

　　新京报：如何解决目前民企融资难？

　　贾康：接着来看，民企投融资碰到的问题是什么？一个是过去的传统观念，给国有企业提供贷款和支持是保险的，但是给民营企业提供贷款，有可能会引出是不是跟老板有勾结的问题。二是从技术上来讲，民企很多是中小微企业，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支持，风险度高，安全度低，技术上怎么解决？

　　这就要提供守正出奇的政策性融资机制。让大量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由原来的困难变成不困难。就我观察，这一段时间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得到了相应的支持，头部的、业绩比较好的民营企业得到融资比过去容易了，因为政策有倾斜。

　　企业要去“官本位”思想 适应国际竞争

　　新京报：如何看待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美国工厂纪录片，包括曹德旺在采访中提到的美国工会适合制造业的言论？

　　贾康：两边的磨合是肯定需要的。但据我了解，纪录片大的趋势还是肯定中美之间的互动，认为两者的合作是互利的，这个应该也是走出去当中需要磨合好的事情。曹德旺所做的汽车玻璃是制造业里一个具体门类，他经过几十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培养出的可用人才适应了美国汽车业，成了很重要的有市场潜力和影响的经济体。

　　新京报：制造业走出去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贾康：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是具备条件的，很多涉及的投资所对应的实物的产能，我国本土上都有。

　　一带一路涉及的业务比如修路等，我们的企业已经在本土上积累了很多的经验，相关的适用技术也很成熟。跟一带一路上其他国家的对接是有条件的，但是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也会面临很多很具体的问题，要注意到的是我国一些企业“官本位”、行政化的东西到了国外完全失灵了，越少带有这些特点的企业越有可能打开新局面。总体来讲，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我国企业得适应国际上的竞争。

　　【声音】

　　我国的制造业已经有了“世界工厂”名号，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但同时，我国的制造业还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一段，整个制造业水平来说是大而不强。

　　企业走出去要去除“官本位”，适应国际上的竞争。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姝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