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 历史普及等于讲故事，这低估了大众的智慧

　　《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其影响力和开创性是巨大的。不过，杨照却认为，在班固之后，正史的写作者并没有真正传承《史记》的写作构架及其背后的史观和精神。这是为什么呢？理解司马迁复杂的心灵结构，是我们进入《史记》文本的一种有效方法。司马迁撰写《史记》的背后，到底持有何种精神？我们该如何阅读《史记》？杨照希望在《史记的读法》中探讨这些问题。

　　如果不知道司马迁写《史记》的原因，就无法确切了解《史记》

　　新京报：这本书的书名叫《史记的读法》。为什么你讲《史记》，会从司马迁写《史记》的视角出发来进入《史记》的文本？

　　杨照：司马迁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处在一个特别的时代，有着特别的人生经历，更重要的是，他有着特别复杂的心灵结构。在阅读《史记》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真切地认识到司马迁写《史记》的原因，我们就没有办法确切地了解《史记》。这是我多年探究《史记》所得到的结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阅读《史记》。这是一种特别有收获的读法。

　　我提倡读《史记》需要“历史式的读法”。我们要了解司马迁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司马迁写《史记》的历史观。我们一定要去理解他写这本书的背景。相比之下，“文学式的读法”是容易的。我们一般读《史记》基本上用的就是“文学式的读法”——我们喜欢读《史记》里精彩的故事，对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有所认同。不过，因为司马迁的作者意识太强大了，所以除了“历史式的读法”和“文学式的读法”之外，我们还要对司马迁的心灵和精神再多一点认知。

　　新京报：司马迁写《史记》基本以人物为中心。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对中国古代的历史书写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到现在，很多人对历史的理解还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杨照：这种现象是一种遗憾。这起源于大家对于司马迁的误会。纪传体是被纳入到中国正史的书写体例，而《史记》被放在正史第一的位置。这中间经历了很多波折。中国正史中的纪传体，其实和司马迁写的纪传体是不一样的。

　　二十四史里面的大部分史书，一定有本纪和列传。可是，司马迁不是这样架构他的《史记》的。《史记》里有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个部分，这五个部分构成了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之后的史家没真正把握司马迁写纪传体的精神，这是令人遗憾的。二十四史里许多正史里并没有志书。《汉书》还继承了志书。志书是脱离人物的制度史。《史记》之所以有志书这种体例，是因为司马迁太了解历史上有太多东西不能用人物来解释。在司马迁所记录的时代里，有着许多种计算时间的方式，所以这时我们需要“表”才能够厘清历史脉络。书和表在《史记》中的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司马迁笔下的本纪，并不是有着帝王将相的史观。对司马迁来说，本纪只是《史记》的一部分。他把本纪放到《史记》的最前面，不是因为本纪最重要，而是为了方便。司马迁用本纪来进行断代，并展开该时代的主要政治事件。这并不是替帝王立传的写法。

　　汉高祖的事迹被大量地记载在《高祖本纪》上。但是，如果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并理解刘邦，看《高祖本纪》是不够的。我们至少还要看《项羽本纪》。其实，刘邦的许多事迹写在了《留侯世家》、《陈相国世家》和《淮阴侯列传》里。因此《高祖本纪》并不是刘邦的传记。这是个误会。在《史记的读法》里面，我非常希望能纠正这个误会。

　　之所以有人会认为，以人物、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史观是来自于司马迁，这是因为我们用了一种割裂的方式去读《史记》。一般来说，我们读《史记》只读几篇本纪和列传，这并没尊重司马迁创作时搭建的架构，也没有理解司马迁背后的野心。司马迁不是为了歌颂帝王将相，恰好相反，他抒发的是官吏的抗议。《史记》的构架和背后的史观、心灵和精神，在班固之后都没有被传承下来。这才是我今天试图去还原司马迁的本相和《史记》完整内容的原因。

　　假如司马迁知道罗马帝国，他会写进《史记》

　　新京报：为什么司马迁的这种结构没有被后来的史书传承下来呢？

　　杨照：因为他的史学观念太过于超越了，超越了他的时代，超越我们一般的观念。一般人会把历史当作一种简单的事件罗列。但司马迁的野心是要整理从他那个时代往前能够追索到的所有人类的经验。假如司马迁知道有西方有罗马帝国，他也会把罗马帝国写进《史记》的。

　　书写和整理过去人类经验才能“通古今之变”。司马迁不只有这么庞大的野心，还有可执行的方法，并产生了相应的书写架构。古往今来，很少有这种野心的历史学家。在21世纪，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些类似的野心，比如《人类简史》。初看到《人类简史》时，我们会被吓一跳，作者怎么敢把完整的人类历史放进一本书里面呢？但司马迁早就这样做了。而且，《史记》比《人类简史》的表现方式更具吸引力。

　　新京报：你在书里写到，司马迁写《史记》除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还要“成一家之言”，但不幸的是，“成一家之言”在中国后来整个史学里面反而成了最难理解的一件事。

　　杨照：到现在，在通俗的语境里，历史就是指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都这样认为，那么任何一个人来讲历史，讲法都是一样的，那历史学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因此，在历史研究和呈现中，“成一家之言”反而是最关键的。在宋代以后，这种意识反而进入到中国文人的文化里，因此文人爱写翻案文章。如果不能翻案，为何还要重讲历史？翻案是因为写作者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们不可能改变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事实，但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是秦始皇统一了六国。“成一家之言”是历史学家最根本的职业自尊之一。可是后来，“成一家之言”在中国史学传统中，被隐没在集体性真理之下了。

　　新京报：刚才提到《人类简史》，这几年，大时空尺度的历史叙事似乎一下子流行起来。《人类简史》在世界范围内带红了“简史”系列，也让“大历史”进一步走进中国公众的视野。但有很多人也批评，这种大历史的世界观会过于简单，构建一个简单易懂的框架，读者就可以以最快的时间，把碎片化的知识整合起来，让有知识焦虑的读者读完之后缓解焦虑。你怎么看待这种大历史写作的流行？

　　杨照：大历史有很多不一样的写法。我自己比较反对的一种写法是，把人类历史发生过的事情，简化成多少件事，然后把这些事浓缩进一本书里。这是最糟糕的一种写作方法。因为简化之后，书里的内容就失去了我们要了解历史的根本原因——我们要去了解人的行为是受什么动机、心理和观念的影响的，以及这些行为在历史上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当我们把历史事件全部简化之后，它们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很难进行解释了。这种大历史是不值得读的。

　　大历史还有其他写法。如果写作者能有一些不同的角度，比如以技术的改变作为主轴，去解释历史上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这样就能在较小的篇幅里，书写人类的大历史。在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轴是围绕着一个问题而展开的——为什么从小亚细亚到爱琴海所产生的文化跟社会组织的原则，经过两三千年的变化和发展，最后笼罩了全世界？这是这本世界史的主题。这种写法的意义在于，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人类历史的变化。当然，写大历史的作者的内心是要相对谦卑的。因为他们也要知道，他们给大家提供的视角只是解释历史的一个角度而已。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个“完整历史”，他的用意和写大历史的历史学家很不一样。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他在选择呈现那段历史的时候，首先有他的标准。“天”是巨大的、集体的和外在的力量，是个人没有办法转移的。这不是司马迁要探索或记载的。司马迁要记录的是人，他们如何运用个性和智慧，做了什么事。“通古今之变”意味着，司马迁从这些人的行为中整理、统纳出一个转折变化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司马迁要“成一家之言”，这意味着司马迁的历史不是一个终极版本。而司马迁之所以选择记载和呈现那些历史的原因，都关乎人伦的阵痛。这来源于他所信奉的儒家价值观。

　　采写/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