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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司奇 啊啊啊,怎么介绍呢
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初入大学的学生时,经常去图书馆里“刨灰”——倒腾翻阅那些被人冷落的书籍。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常常收获一些惊喜。《现代性赋格》就是我刨灰所得的惊喜。
那时候,我们正在进行各种专业和理论课的学习,常常有一堆聒噪的名词出现在各种语境里,要说不感到厌烦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启蒙”这类的词语,听得人头疼。但是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许多不适感却慢慢褪去了。书里面谈到的那些“现代”与“后现代”、“启蒙”与“启蒙的讹诈”、光明与阴影的问题,看起来似乎是老旧的、学院的东西,但深入到文字里,感受到的却是现实情境的生发。尤其是作者对于《包法利夫人》里被漏译的“复合帽”、波德莱尔的“眼睛家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的反驳、《地下室手记》里的“湿雪”等等具体文本的细读,至今仍会在我的各种阅读中时时隐现。
比如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场争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都被视为文学经典,很少有人以批评的眼光评论过它,到现在,依然有许许多多的人感动于车氏的故事。但这是危险的。这种危险的、无限光明、无限统一的价值深深渗入了我们的现代社会中,统御了我们的生活和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先指出了这种危险。他所塑造的“地下人”形象,很重要的一个源头是对“新人”形象的反驳。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新人”思潮的代表人物,《怎么办》的副标题正是“新人的故事”。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展开了对《地下室手记》的细读。为什么同样是挡路和让路的权贵报复故事,《怎么办》里罗普霍夫的做法假得令人生厌,生病发烧、说着胡话的地下人却真实得可爱?为什么对于维拉梦里充满浪漫气息和乌托邦幻想的水晶宫,地下人的问题“在您的水晶宫里,能让我吐舌头吗?”能让我们击节赞赏?为什么地下人的悲观和不快乐比“新人”们的乐观要更真实、更深刻?
多年后,当我读到莱昂纳德·科恩的小说《至爱游戏》和《美丽失败者》时,我又遇到了“新人”这个词。在不同的历史和宗教语境下,犹太锡安主义者的“新人”们和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新人”们对于某种宏大体系的追求却是相似的。作为犹太人的科恩却创造了一个相反的“优雅地丧失他的心智”的犹太新人形象:他反对体系,反对整齐划一与怀旧,反对使人目盲的没有阴影的光明。科恩在第一本小说《至爱游戏》里留下的最后一个单词stem恰恰是第二本小说《美丽失败者》的中心意象“体系电影院”(system theatre)被拆解后的形象。这不也是地下人的精神吗?不也是策兰对于“光明之迫”的诗歌反思吗?
在《现代性赋格》的许多细节与其他书籍的许多细节之间,我常常会遇到这样回旋的声音,或者说复调、赋格。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开篇的“启蒙篇”和结尾的“尼采篇”构成了某种文本的回环。
初读此书时,不少人可能还没把第一章“启蒙篇”翻完便会无聊地将其舍弃。其实我最开始读时,也不是很进入状态,一来觉得冗长,二来出于对理论词语的天然过敏。它似乎为后面的内容设置了一个过于臃肿烦琐的起兴,在某些读者看来,反倒有些笨拙。但是当我读完整本书后回头来看,又觉得以启蒙问题开篇,首先厘清一些常见的词语和概念,“非如此不可”。
最后的尼采篇,更像是作者在“兜售私货”,因为对尼采的偏爱,他对博学的学者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提出了批评——“有时候,博学是可耻的。”当然这种批评也引来了批评——因为将苏格拉底简化为理性的符号。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作为符号的苏格拉底毕竟让我们感到了某种心灵的和肉身的颤抖,虽然也许不是以他或者大家所希望的方式。
回到“刨灰”。任何书都逃脱不了落灰的命运,我在将近十年后再看这本书,无非是当年“刨灰”行为的重复。不过这本书也并不尽然是重复。重读之后,发现新版增补、修正了很多细节,基本整本书所有的段落都由作者重新写过,甚至括号里的第二人称“你”也改成了“您”。这不禁使我想起小时候阅读纸张泛黄的旧译俄罗斯小说、法国小说时的感觉,在那些书里,人们互相之间都彼此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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