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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辉华:稳定制造业投资,关键是市场有需求,企业有利润

2019年11月20日 星期三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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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

  制造业是大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基础,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制造业在世界中的份额持续扩大,到2010年占全球比重提高到19.8%,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自此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

  在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1.7%、8.1%,增速均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另外,我国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涌现出了一批“互联网+制造业”新模式,工业互联网也已迈出实质性步伐,智能制造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我国正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大步迈进。如何推动制造业由“大”向“强”?如何助力制造业企业更好发展?新京报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

  中国制造业可能“未富先贵” 要加速实现自动化

  新京报:2018年中国GDP为90.03万亿元,制造业产值为26.48万亿元,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如何看待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和其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聂辉华:我认为,总体上中国制造业的特征是“大而全”,在部分领域是“大而强”,在极少数领域是“高精尖”。目前,中国是全世界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也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共有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在所有工业门类中,制造业有30个,大约占四分之三。

  一方面,制造业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行业,也是就业最多的行业之一;另一方面,制造业的地位确实有所下降,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但发展潜力依然很大。这有一些明显的表现。例如,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愿进工厂;制造业利润率非常微薄,500强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不到4%,而房地产企业和金融企业利润率远高于此。

  新京报:从规模上看我国已经是制造业第一大国,但从质量上看,我国制造业仍有提升空间。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中国制造业的主要差距在哪里?中国制造业发展目前的主要困境是什么?

  聂辉华:我认为中国制造业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三个方面的差距。第一,缺乏重大发明创造,也就是说标志性的重大成果还不多;第二,在关键技术上缺乏主导权,例如芯片技术、航空发动机技术等;第三,“隐性冠军”太少,即占领了某个行业的大部分国内外市场、不太为公众所知的中小企业。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困境,首先,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另一方面自动化水平不够,可以说是后有追兵(发展中国家)、前有堵截(欧美发达国家)。并且,环境污染因素日益成为粗放型扩张的障碍,中国制造业可能面临“未富先贵”的局面。另外,目前我国工业用地普遍紧张,过去很多工业园区利用率不高,但又无法腾退,导致现在缺乏成片的工业用地。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很高。

  新京报:在劳动力问题方面,有观点认为我国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您是否认同?在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逐渐消失的情况下,如何提升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聂辉华:我无法准确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但可以肯定劳动力是越来越贵,制造业的劳动成本上升很快。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加速实现自动化、机械化,充分利用“互联网+”,尽快实现转型升级。

  要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一是依靠技术水平提升,例如自动化水平;第二是提高管理水平,这方面中国企业还有很大的潜力挖掘;第三是维护市场竞争,竞争会优胜劣汰,加速生产率的提升。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低生产率的企业和高生产率的企业并存,说明市场并没有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或者说市场竞争程度不够,从而导致资源错配。

  关键是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高度警惕“规模歧视”

  新京报:稳投资中稳定制造业投资是一个重要部分。如何稳定制造业投资?金融行业如何对制造业投资提供更多支持?

  聂辉华:从理论上讲,只要有需求,有利润,投资就会增加。因此,要稳定制造业投资,关键是市场有需求,企业有利润。现在的问题是,在目前的体制机制下,很难再创造新的需求,因此企业缺乏增加投资的动力。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满足了,下一步要改善生活品质,就要有高品质的产品,问题是我们很多国货还不能完全满足高品质的需求。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现在城里带孩子的父母,通常优先购买进口奶粉,为什么?国产奶粉和进口奶粉差距在哪里?这些问题体现出的是,不是新中等收入阶层没有需求或者需求升级,而是目前的消费环境、生产水平、管理体制和法治环境跟不上需求的升级。

  金融业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发展更多社区银行、网络银行,肯定是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

  新京报:制造业里多数都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如何优化这类企业发展的市场环境?如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财税政策的角度来看,如何更好地为制造业企业减负?

  聂辉华:对于中小民营企业来说,优化营商环境关键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贯彻“竞争中性”原则。现在,明面上的“所有制歧视”不多了,但是我们应该高度警惕“规模歧视”的出现。很多政策、招投标、补贴、税收优惠政策都是基于企业规模制定的,而不是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市场本身的“规模歧视”类似于“价格歧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政策不应该出现“规模歧视”,因为这是纳税人的资金,必须公平使用。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大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都能得到政府优待,甚至特事特办,但是中小企业的服务就不太及时、有效。

  新京报:2015年国务院提出“三步走”目标,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制造业的行动纲领,对于制造业发展有何意义?中国能否顺利实现这一目标?

  聂辉华:中国体制的优势之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通过国家战略推动制造业发展,有利于形成共识,集中优势资源攻克制造业瓶颈,也有利于形成稳定可持续的政策或制度,长远来看肯定会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当然,具体如何实施这一国家战略,我觉得还可以探索。比如,国家是直接补贴产品,还是补贴研发环节?是创造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外部环境,还是扶持几个大企业?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如果国际环境相对稳定,国内持续推进,我觉得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声音】

  制造业的地位确实有所下降,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但发展潜力依然很大。这有一些明显的表现。例如,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愿进工厂。

  从理论上讲,只要有需求,有利润,投资就会增加。因此,要稳定制造业投资,关键是市场有需求,企业有利润。

  明面上的“所有制歧视”不多了,但是我们应该高度警惕“规模歧视”的出现。

  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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