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稳定制造业投资，关键是市场有需求，企业有利润

　　制造业是大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基础，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制造业在世界中的份额持续扩大，到2010年占全球比重提高到19.8%，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自此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

　　在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1.7%、8.1%，增速均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另外，我国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涌现出了一批“互联网+制造业”新模式，工业互联网也已迈出实质性步伐，智能制造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我国正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大步迈进。如何推动制造业由“大”向“强”？如何助力制造业企业更好发展？新京报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

　　中国制造业可能“未富先贵” 要加速实现自动化

　　新京报：2018年中国GDP为90.03万亿元，制造业产值为26.48万亿元，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如何看待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和其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聂辉华：我认为，总体上中国制造业的特征是“大而全”，在部分领域是“大而强”，在极少数领域是“高精尖”。目前，中国是全世界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也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共有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在所有工业门类中，制造业有30个，大约占四分之三。

　　一方面，制造业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行业，也是就业最多的行业之一；另一方面，制造业的地位确实有所下降，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但发展潜力依然很大。这有一些明显的表现。例如，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愿进工厂；制造业利润率非常微薄，500强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不到4%，而房地产企业和金融企业利润率远高于此。

　　新京报：从规模上看我国已经是制造业第一大国，但从质量上看，我国制造业仍有提升空间。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中国制造业的主要差距在哪里？中国制造业发展目前的主要困境是什么？

　　聂辉华：我认为中国制造业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三个方面的差距。第一，缺乏重大发明创造，也就是说标志性的重大成果还不多；第二，在关键技术上缺乏主导权，例如芯片技术、航空发动机技术等；第三，“隐性冠军”太少，即占领了某个行业的大部分国内外市场、不太为公众所知的中小企业。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困境，首先，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另一方面自动化水平不够，可以说是后有追兵（发展中国家）、前有堵截（欧美发达国家）。并且，环境污染因素日益成为粗放型扩张的障碍，中国制造业可能面临“未富先贵”的局面。另外，目前我国工业用地普遍紧张，过去很多工业园区利用率不高，但又无法腾退，导致现在缺乏成片的工业用地。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很高。

　　新京报：在劳动力问题方面，有观点认为我国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您是否认同？在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逐渐消失的情况下，如何提升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聂辉华：我无法准确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但可以肯定劳动力是越来越贵，制造业的劳动成本上升很快。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加速实现自动化、机械化，充分利用“互联网+”，尽快实现转型升级。

　　要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一是依靠技术水平提升，例如自动化水平；第二是提高管理水平，这方面中国企业还有很大的潜力挖掘；第三是维护市场竞争，竞争会优胜劣汰，加速生产率的提升。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低生产率的企业和高生产率的企业并存，说明市场并没有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或者说市场竞争程度不够，从而导致资源错配。

　　关键是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高度警惕“规模歧视”

　　新京报：稳投资中稳定制造业投资是一个重要部分。如何稳定制造业投资？金融行业如何对制造业投资提供更多支持？

　　聂辉华：从理论上讲，只要有需求，有利润，投资就会增加。因此，要稳定制造业投资，关键是市场有需求，企业有利润。现在的问题是，在目前的体制机制下，很难再创造新的需求，因此企业缺乏增加投资的动力。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满足了，下一步要改善生活品质，就要有高品质的产品，问题是我们很多国货还不能完全满足高品质的需求。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现在城里带孩子的父母，通常优先购买进口奶粉，为什么？国产奶粉和进口奶粉差距在哪里？这些问题体现出的是，不是新中等收入阶层没有需求或者需求升级，而是目前的消费环境、生产水平、管理体制和法治环境跟不上需求的升级。

　　金融业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发展更多社区银行、网络银行，肯定是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

　　新京报：制造业里多数都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如何优化这类企业发展的市场环境？如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财税政策的角度来看，如何更好地为制造业企业减负？

　　聂辉华：对于中小民营企业来说，优化营商环境关键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贯彻“竞争中性”原则。现在，明面上的“所有制歧视”不多了，但是我们应该高度警惕“规模歧视”的出现。很多政策、招投标、补贴、税收优惠政策都是基于企业规模制定的，而不是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市场本身的“规模歧视”类似于“价格歧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政策不应该出现“规模歧视”，因为这是纳税人的资金，必须公平使用。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大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都能得到政府优待，甚至特事特办，但是中小企业的服务就不太及时、有效。

　　新京报：2015年国务院提出“三步走”目标，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制造业的行动纲领，对于制造业发展有何意义？中国能否顺利实现这一目标？

　　聂辉华：中国体制的优势之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通过国家战略推动制造业发展，有利于形成共识，集中优势资源攻克制造业瓶颈，也有利于形成稳定可持续的政策或制度，长远来看肯定会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当然，具体如何实施这一国家战略，我觉得还可以探索。比如，国家是直接补贴产品，还是补贴研发环节？是创造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外部环境，还是扶持几个大企业？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如果国际环境相对稳定，国内持续推进，我觉得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声音】

　　制造业的地位确实有所下降，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但发展潜力依然很大。这有一些明显的表现。例如，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愿进工厂。

　　从理论上讲，只要有需求，有利润，投资就会增加。因此，要稳定制造业投资，关键是市场有需求，企业有利润。

　　明面上的“所有制歧视”不多了，但是我们应该高度警惕“规模歧视”的出现。

　　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