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出的豫章书院

　　2019年10月，陆伟（化名）又一次回到了豫章书院，隔着围墙，看到了四楼曾经困住他三个月的铁窗。离开豫章书院的六年间，他总是在梦里回到那里，吊在铁窗上，往后退一步，重重地摔到楼下。

　　就在这个月，博主“温柔”发布了新文章，讲述了豫章书院曝光至今，两年时间里，受害者和志愿者们受到骚扰，自杀未遂、被辞退、受威胁、个人信息曝光……豫章书院和创始人吴军豹再一次回到聚光灯下。

　　“豫章书院”是江西南昌城郊一所民办学校，两年前，“温柔”一篇《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的文章发布，曝光了这所学校体罚学生一事。此后，数十位豫章书院受害者站出来，讲述自己在豫章书院被关进小黑屋、用“龙鞭”体罚的经历。12天后，吴军豹回应媒体，称学校已申请停办。

　　豫章书院关停后，陆伟有了希望。但2017年12月拿到立案通知书至今，受害者们针对豫章书院的诉讼始终未进入审判程序，负责本案的检察官黄建霞称，目前核心证据不足，已退回公安重新侦查。一些受害者们渐渐淡出这场纷争。

　　陆伟成了为数不多还在坚持的人，他找到一百多位受害者，挨个打电话、加微信，承诺每一个来南昌报案的人，他报销车票和住宿，“就当是顺便旅游了”，寻找受害者并催促他们报案成了他生活的重心。

　　直到现在，陆伟还是经常回到豫章书院，那里已经转租给一家艺术学校，大门紧锁，铁窗越过墙面，和天空混在一起。陆伟站在门口，不愿意踏进去。

　　卡在二十岁

　　陆伟的家在南昌老城区繁华的街道上，现在，他用“他们”来指代父母，小时候，“他们”忙着做生意，外婆把他养到上小学。后来，陆伟跟着“他们”来了南昌，有段时间，他一放学就往小姨家跑。父亲在小姨家门口堵住他，将他拎回家，冲着他吼，“这里才是你的家。”

　　开学的时候，“他们”去交学费，学期中、学期末各去一次家长会，其余的时候再也不管他和姐姐。像所有疏于管教的家庭那样，陆伟和父母没什么感情，母亲刘淑珍也觉得犯愁，两个孩子都是这么长大的，可是姐姐听话，陆伟“吊儿郎当的”。

　　姐姐成了全家的骄傲，她去了国外数一数二的好大学，还在美国考了注册会计师资格证。儿子成了反面教材，他26岁，家里同一栋单元楼二层有家烤肉店正在招服务员，一个月能有4000块钱。刘淑珍和儿子商量，去那里上班，每天搭电梯就能回家里吃饭，还不用花钱租房子。

　　陆伟不说话，两只眼睛盯着手机屏幕。父亲陆天升（化名）来气了，抬高音量，“我们五六十岁的人了还得养你二十多岁的！”

　　陆伟也急于让生活恢复正常，从豫章书院出来的6年里，他躲在家里，不愿意出门、没什么朋友，也睡不好觉，半夜三点会突然惊醒，冷汗顺着额头淌进眼睛里，他撕掉衣服，坐在床上大声喊叫。有一次，他爬到楼上，站在那里颤颤巍巍地哭，“我不敢死，不敢跳下去”。

　　2015年，陆伟和父亲吵了一架，激动时，父亲说要“叫豫章再把你抓进去”，他慌了、害怕了，母亲看着他的眼睛里有凶气，让父亲连夜开车回了老家。父亲陆天升压低声音，“他说要杀了我们啊！”他埋怨自己“生一个这样没用的小孩”，朋友们的孩子都忙着考研、工作和相亲，按着常规的生命轨迹走，自己的儿子永远卡在二十岁。

　　豫章书院成了横亘在陆伟人生道路上的一座山，他想做愚公，缓慢地把那座山清理掉。陆天升展示了墙上墙皮脱落的痕迹，这是儿子当初拿椅子砸墙留下的。

　　这是一切的开端——2013年，陆伟高考失利，陆天升花两万块给他谈妥了一个专科学校。陆伟不同意，他想复读，考深圳大学。9月1日开学，他不去读书，在家里吵了两天架，隔着门，父亲骂他是混蛋，“浪费我们两万块”，他生气了，举起椅子砸坏了家里的墙和房门。

　　砸门的当天，父母亲去考察了豫章书院，刘淑珍看到豫章书院的孩子们都彬彬有礼，遇到长辈，点头、鞠躬、问好，这是她在儿子身上从没见过的。这里提倡国学，正合了陆天升的意，他崇尚一切仿古的东西。

　　在他们的观念里，这才是孩子该有的样子。每次看到电视上给妈妈洗脚的公益广告，他们得把儿子叫过来，教导一番，要尊敬长辈。两天后，他们把儿子送进了豫章学院，期待在一年后收获一个全新的儿子。

　　但陆伟形容，豫章书院展现给家长的都是伪装样子。事实上，他在里面挨打，每次给父母亲写信、打电话，有教官在一旁看着，“我想回家”是严格禁止提及的，如果讲到书院的不好，会马上被切断电话。

　　受害者们描述在豫章书院的日子里，吃带毛的猪皮、掉色的黄瓜和混着碎布的海带，免不了挨打，屁股上总是带着黑色淤青，陆伟为了巴结学长，连妈妈准备的棉袜子都当礼物送了人。学生赵初记得，有次全体学生食物中毒，被要求坐在一间大教室里喝了一下午盐水。

　　陆伟的宿舍里30多号人，有逃学的、打架的、迷恋上网的，一个30多岁的男人被父母送来戒毒，犯毒瘾的时候，用指甲抠墙粉吸。三个月时间，陆伟瘦了20斤。外婆去到学校，隔着门看见他脸色蜡黄、瘦了一大圈，回到家里哭了几次，父亲终于点头，提前把他接出来。

　　出来以后，陆伟发现，他已经没办法正常生活。有段日子，他报了托福培训班，想去美国留学。单词书买回来，没看上几行就开始生气，“我在干吗？我已经背过这个单词了。”于是，他又一次陷入仇恨里。

　　其他离开豫章书院的孩子同样生活在阴影之下。大连男孩贝贝离开豫章书院那天是个晚上，直到飞机轮子落到地上，贝贝觉得自己垮掉了、放松了，终于回来了。

　　在豫章书院，贝贝每晚都梦见回到家里。但真的回家，连着三天，他不敢睡觉，担心一睁眼，又回到豫章书院。直到第四天，实在撑不动了，他趁父母白天上班，一个人呆在家里睡觉，枕头下面放一把刀，到晚上父母下班，他离开家里，去网吧、银行和麦当劳熬一个晚上。

　　连续几个月时间，贝贝出门要带一把尖头的小刀，没有保护壳，自己用卫生纸裹了几层，还有几次划伤了腿。他害怕车，不信任任何人，母亲带他去医院治疗，车开到一半，发现走在相反的方向，他掏出刀对着母亲吼，“你又要把我送到那里去！”然后，他从四十迈的车上跳下去了。

　　母亲为他找了个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记得第一次见贝贝的时候，他穿件黑衣服，肩膀上都是头皮屑，情绪激动的时候，他会突然掐住心理医生的脖子，质问她：“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是不是装的？你是不是想把我关进去？”

　　受害者的“反击”

　　一直以来，受害者们没有停止控诉。但起初，并没有人关注到他们。陆伟在微博上发帖，给媒体标签的博主挨个发私信，没有得到回应。贝贝持续在各个社交网站私信联系博主，直到2017年10月，他找到了博主“温柔”。

　　“温柔”以一篇《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引发舆论关注，文章里，豫章书院是“一些家长亲手放出来的恶魔”，这些家长“一边说着为孩子好，一边源源不断地将他们送进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

　　文章发布的当天下午，豫章书院官方网站关闭。陆伟看到了这篇文章后，“20岁那种生龙活虎的劲就来了”，他感觉活过来了，回到了四年前自己还没被抓进去的时候。

　　刚曝光的时候，上百个受害者通过知乎、微博找到温柔，甚至有人是辞了职跑去的。每天都有记者找到他，温柔干脆建了个记者群。也有律师愿意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北京很快组织了一个律师团。

　　群聊里永远是热烈的氛围，每天能产生几百条聊天记录。

　　2017年11月8日，豫章书院主动申请停办；当年12月7日，在多名学生联合报案下，豫章书院被正式立案调查，成为戒网瘾学校第一案。

　　越来越多志愿者加入他们，有学法律的大学生、有其他同类学校的受害者、有热衷于公益的人，志愿者加入以后，行动显得更专业，每个人定时汇报进展，所有人共享现有资料，还将所有录音文件转换成文字保存。

　　张影是最早加入的志愿者，他今年33岁，几乎比所有受害者都要大。张影进过宁波的一所武校，豫章书院受害者的经历，他“加倍地经历了一遍”，现在提起那所武校他依旧咬牙切齿。

　　张影给受害者们分享自己打倒那家学校的经历：10个孩子一起策划两年多，凑出来3万块钱，在工地上雇了一个年轻工人，一个月2000块，把他送到学校里。半年时间里，“卧底”随身带着拍摄设备，张影不定期去看望他，把证据交换出来。后来，那些拍下来的视频被刻成光盘，10个孩子带着去网吧、碟片店和大街上发。最后，学校主动关闭了。

　　后来，张影成了反杨永信组织的一员，杨永信“冒一次头我们打一次”。现在，他打算把对付杨永信的经验用到对付吴军豹身上。

　　志愿者们还帮助他们回归正常生活。有受害者被注销学籍，得教他们怎么回到学校读书；为走出阴影，有受害者想开个美甲店，志愿者会陪他一起选好开店的地址；还有愿意主动配合报案的，志愿者也会协助他们搜集一切可能的证据。

　　陆伟相信志愿者们，尽管他们以代号相称，藏在微信名片背后的真实身份谁也不知道。但陆伟像个溺水的人，志愿者们是岸上伸来的稻草，他紧紧攥住。外婆觉得，这段日子里，他像“换了个人”，每天忙着出门调查取证，在网上联系其他学生和记者，“眼睛能聚焦了，开始跟人说话了”。

　　这只是一场孩子们的战争

　　可陆天升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儿子的维权是自以为是，“以为能在全国亮个相”，去年，陆伟瞒着父母去北京录节目，节目发在网上，大哥打电话给他，问“你儿子怎么回事？”

　　“这样的事情把我们的脸都丢光了！”陆天升找到温柔，催他快点解决豫章书院的事，好让儿子恢复正常生活。

　　在家长们看来，这只是一场孩子们的战争。

　　最初的爆料者贝贝曾经争取过母亲的帮助，告诉她自己在豫章书院挨了打，还被要求扛水泥、搬砖，母亲表现得“挺敷衍”。吴军豹则觉得这是他没吃过苦，“我们想想我们70后读书的时候，帮学校搬砖搬桌子，算什么。”

　　刘淑珍认同吴军豹这套说辞，她把儿子和豫章书院间的矛盾解释为“教学体系不一样”，“有的人就是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那也没什么错呀。”刘淑珍说。

　　豫章书院的官网介绍中提到了学院的招生类型：沉迷网络游戏、厌学辍学、离家出走、早恋叛逆、习惯不良、性格缺陷、暴力倾向、心理偏差等家长和传统学校难以教育和引导的一般不良青少年行为。总之，是不愿意听从父母管教的孩子。

　　“在我们进去之前，家庭是有极大矛盾的，我们和家长之间的纽带其实已经断掉了。”一位女孩高一被父母送进豫章书院，那以前，她喜欢上一个男孩，经常离家出走半个多月，父母找不到她在哪里，“父母找到了所谓的纽带——豫章书院，但对我们来说是个噩梦，他们已经没办法了，他们觉得这是救命稻草。”

　　吴军豹也找到温柔，发来四份盖着红章的文件，“承担我区不良行为青少年的教育和行为矫正”。这四份文件被温柔收集起来，在他展示的聊天记录中，吴军豹描述自己：不贪财，发自内心觉得自己在做一份救赎的事业，那些家长是真的管不住孩子，只能依靠他。

　　吴军豹对温柔说，有家长给他打电话，孩子手里拿着菜刀，正嚷嚷着要杀了他们。于是，他“赶过去，冒生命危险控制住”。还有一次，一个孩子爬到楼上要自杀，家长站在楼底下哭，是“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巧妙引导”，化解了这场危机。而现在，“网络舆论权被会上网的年轻人占据了，您倾听网络能力稍弱的家长阶层心声了吗？”

　　2017年11月5日，豫章书院开放日，校长任伟强一身中山装打扮，“家长们把孩子送到这里，就是希望孩子变得听话、不会闯祸、不会伤害自己。”家长们纷纷鼓起掌来，高喊着“支持书院！”

　　陆伟将当天的直播拿着给母亲看。刘淑珍指着一个教官说，就是这个人承诺不会打你。陆伟咬着牙，又讲了自己挨打的事，心底里，他希望父母承认当初送他进去过于草率。但母亲反过来劝他“退一步海阔天空”。

　　“有些人已经选择淡忘了”

　　这两年，热闹的受害者群里冷淡下来了。陆伟找贝贝，贝贝没有回复，他要读书；又去找温柔，温柔没有回复，他要写小说；有个姓张的受害者答应“一定要告他（吴军豹）”，后来打电话过去是母亲接的，“已经圆满解决了”。

　　志愿者们也受到不小的压力，最多的时候，受害者志愿者发展到24人，现在只剩下8个。刚曝光的时候，一位豫章书院的教官发来截图，有人要“废掉温柔两只手”。温柔害怕了，那段时间，他恐惧，睡觉一定要反锁门，还要在门口堵上桌子。连续一个多月时间，他尽量不出门，一定要出去的时候必须戴口罩，随时担心被跟踪。

　　更多人选择放下，张影统计了56个受害者的名单，其中有接近40人已经失去联系，他们消失了、不想管了，甚至有人和志愿者反目成仇，认为志愿者是在消费他们的痛苦过往。

　　今年五月，吴军豹找到陆伟家的珠宝店，堵在门口要请他吃饭，“调节我们的关系”，珠宝店门口的摄像头记录下了一切。

　　他还给陆天升打了电话，说陆伟在微博上发“没有真凭实据的东西”，他要起诉陆伟。陆天升气冲冲地告诉儿子，迟早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我管不了你了！”

　　吴军豹否认了这些指控，在电话里，他向新京报记者回复：“从来没有威胁过谁，这些事都与我无关。”

　　现在，公安局的人甚至和陆伟混熟了，见到他会摇头。陆伟想起来新的资料就去公安局跑一趟，最开始几乎天天去、现在成了一周去一次，夏天的时候，警察都觉得他不容易，“大热天的你一趟趟跑”，“没办法啊”，陆伟说，他放不下这件事。

　　办案民警聂警官告诉他，民警也在努力办案，陆伟提供的线索他都去核实过了，有消息说龙鞭是嵌在窗户上的圆形钢条，聂警官去看了，现在窗户已经换了方形钢条，有人指出大门口的孔子像左眼是个针孔摄像头，聂警官也查了，现在那是对平常的石像眼睛，有学生提出村民们参与抓人能分得几百元报酬，聂警官去村子里问，村民们说没有这回事。

　　负责这个案子的检察官黄建霞，儿子和陆伟差不多大，陆伟几次去检察院找她，反复问“什么时候抓吴军豹？”

　　黄检察官说，两年来，公安在持续搜集证据，检察院经研讨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要求公安补充证据。此后，公安第二次移送证据，“还是没有补充到实质性的证据”，再次被发回补充侦查。

　　说完，她反过来开始劝陆伟，“人生就是一场修行”，认为他应该“把这个事情当作一种磨练”，陆伟打断她，“我个人认为这是虐待。”

　　“现在他学校都关停了，他亏本亏得自己都要自杀了，你知道吧？他自己都要卖房卖地来赔这些学生，”黄检察官认为陆伟不能“一辈子活在仇恨中”，要跨过去。

　　陆伟不愿意跨过去。

　　他几乎每天都要联络贝贝。去公安局汇报进展、有条“美国版吴军豹”的文章、豫章书院建院885周年庆典的旧文章，都发给贝贝。但半年时间里，贝贝只回复了一条：“我最近太忙了，暂时没有时间管，不好意思。”

　　贝贝不再主动提起豫章书院的事，“仿佛把自己搞得像一个受害者似的”，他得有自己的生活。豫章书院被曝光后，母亲向他道了歉，接受了半年多的心理治疗，贝贝决定放下了，现在，他重新回到学校读大一。

　　陆伟还是不断地、重复地找到受害者，第一句话就是，“你什么时候去报警？”

　　“三天两天打你电话问要不要报警，其实有些人已经选择淡忘了，大家有不同的追求。”张影觉得，陆伟做事太极端了。

　　跷跷板的两端

　　豫章书院志愿者核心群里共3个受害者——除了最初的爆料者贝贝、第一个拿到立案通知书的陆伟，还有一个是证据最全的赵初。

　　赵初在报案与否之间犹豫。陆伟寄希望于赵初，今年9月29日，赵初来到南昌，和陆伟、张影、她最好的朋友李游，四个人一起吃了顿火锅。像桌中间的红白两色鸳鸯锅一样，他们分成了态度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陆伟和张影是坚定的斗争者，另一边的受害者李游已经放下，现在在一家美甲店做会计。这顿饭，他们都想要争取赵初。

　　这是赵初第二次来南昌。上一次来南昌，她答应陆伟要去报案，一下火车，却被李游接走了。最后，赵初发消息给陆伟，她不想报案了，删掉上百条关于豫章书院的微博。

　　这次，通过温柔发布的文章，她又一次决定报案，还随身带了全部证据，用牛皮纸袋装着，有一本新华字典那么厚——她在豫章书院里全部的日记、和同学们传的小纸条、母亲给豫章书院的银行流水账单和一万多元的慈善捐赠收据、毕业照、请假条和一本招生简介。

　　火锅店的包厢有两张桌子，李游选了靠墙的那张，还特地关了门，担心谈话里提到豫章书院，别人“会投以异样的眼光”。

　　在陆伟看来，李游已经走出阴影了。而李游看来，除了陆伟，其他人全都走出来了，如果没有张影，她相信陆伟也能走出来。“像心理催眠一样，本来已经出来了，一下子带回去，然后印象就更深了。”

　　李游先回忆起进入豫章书院的第一天，学生们都会被关进“烦闷室”，那是个10多平米的小黑屋，有发霉的绿色军被，旁边就是一个蹲坑。被关在里面，李游哭着睡着了，醒了以后，她想通了、和解了。那以前，她不爱读书，抽烟、喝酒、谈恋爱，一个星期有五个晚上在酒吧，另外两个晚上跑到外地玩。“我这个样子不来这里，我还能去哪？”

　　张影反驳回去，他认为即便像李游这样能轻松地回忆起豫章书院往事的人也有创伤，“只是把外面一层虚假的壳套在了原有的创伤上。”

　　这顿饭过后，赵初开始想，如果父母知道了报案这件事会不会伤心？这些年他们认为她放下了，但是，现在她把这些都推翻了。

　　陆伟觉得，赵初是“站在跷跷板的正中间”。

　　今年年初，张影和陆伟承诺，他有在公检法机关的朋友，“这次一定给你搞定”。听了张影的话，陆伟向妈妈承诺，“这两天就可以搞定”，刘淑珍等了一个月再问，答复又是“这两天”。

　　刘淑珍劝他，“六年就六年，你放下了还是个好孩子，是吧？”她又自顾自地说了会儿，“你这样耗下去没意义。”

　　今年10月，陆伟和李游重新坐到了一起，谈起一个月前的那顿火锅，陆伟很沉默，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突然间提问，“豹哥（吴军豹）现在在干吗？”

　　陆伟熟练地点开微博，吴军豹微博里写道：本人自豫章书院学校解散后，淡泊讨生活……二年都过去了，我想过点远离是非的日子……

　　A14版-A15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卫潇雨 实习生 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