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南柱 “金智英”戳破了社会性别的面具

　　当《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国出版时，没人想到它会在东亚三国引起轰动，起初人们预估它的销量仅为8000册，今天这本书不仅成为了罕见的现象级畅销书，还因为女性艺人的推荐和同名电影的上映引发了丰富的议题讨论。时至今日，“金智英”这三个字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文学文本本身，它融合进韩国乃至东亚的性别平权运动之中，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

　　我们都是“金智英”

　　赵南柱在回答问题时，措辞很谨慎。问及韩国女性的处境，她说性别平权运动一直在推进之中，问及韩国#Me too运动的进展，她说韩国算是开展比较积极的国家，有一定的成效。

　　在接受韩国网络书店“Yes24”的采访时，赵南柱说自己在当小说家之前表达就非常小心谨慎。但当有人说“这种事情爸爸来做最好”，“这种事情还是应该男人来做”，赵南柱会说：“我们家这件事是我来做。”“也有很多做得好的女性。”赵南柱不喜欢让别人感到不舒服，但为了让孩子以后能过上平等的生活，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故事也为此而作。

　　一个女孩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会经历多少坎坷？赵南柱用一本近似“流水账”的小说做出了回答。金智英，1982年出生，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80年代是韩国历史上重男轻女较为严重的时代，虽然韩国推行了很多保障男女平等的制度，但无形的观念仍然压迫着“金智英们”，困于迷宫的中央，永远找不到出口。

　　文学作品的主角往往具有值得关注的特殊性，而金智英普通到你在阅读小说时无法勾勒精准的形象。构成金智英人生的无数细节，来自于赵南柱广泛搜集来的具有普遍性的现实素材，这些故事普遍到，即便全部集中于一位女性身上，也让读者感到无比真实。

　　“女孩子凡事要小心、穿着要保守、行为要检点，危险的时间、危险的人要转角懂得避免，否则问题是出在不懂得避免的人身上。”《82年生的金智英》中如是说。

　　写作，一场针对“言语暴力”的反抗

　　韩国女性的就业曲线，随着年龄的上涨呈现字母M形状。30-35岁的女性会自动放弃职场。直到孩子不需要24小时看护，或者家庭出现经济危机，女性不得不再次就业。相比较男性为家庭挣得的收入，女性在家务和育儿方面的付出被严重低估。这为“妈虫”之类的侮辱性名词提供了土壤。

　　“妈虫”原意指没有带好小孩的年轻妈妈，后用来贬低没有收入、依赖丈夫的全职母亲。攻击者认为，全职母亲只会把自己打扮得时尚亮眼，在丈夫不在家时带孩子出门拍网红照片。被“妈虫”提法刺激到的赵南柱，开始动笔写金智英的故事。起初她完全没想到这本书能登上畅销书榜。她像每一个默默无名的作者一样，写完书稿，向出版社投稿，等待结果。随后，美誉与攻击同步而至，赵南柱亲眼见证了自己的作品，如何在那张无形的性别网络的束缚下，成为了恶评的众矢之的。

　　赵南柱的写作，是一场针对言语暴力的反击。平淡无奇的文字，拥有让人陷入沉默的魔力——“金智英”式好女孩的一生，在不公平前的隐忍，不正是我们每一个人正在经历的日常？“金智英”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把戳穿当时韩国社会伪善面具的利剑——为什么男性推荐《82年生的金智英》就能获得赞誉，而女性推荐就会被群嘲？小说中集中体现的对日常女性行为的规训话语，歌颂母亲牺牲与伟大的话语，一次又一次为男权赋形。

　　然而不同于流行影视作品中决绝的反抗姿态，赵南柱的反抗是温和的。她写作时想到的是女性之间的互助，想到的是给予正处于迷茫中的女性以慰藉。“因为身为女性而受到各种限制和差别待遇，导致没有办法获得相匹配的成就，甚至认为那是因为自己无能而深感自责的女性，希望她们在阅读本书之后，可以获得一丝安慰。”

　　【对话赵南柱】

　　新京报：小说在韩国成为现象级作品后，得到了很多男性成功人士的推荐。但女性偶像推荐它，却遭到了粉丝的谩骂，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赵南柱：对男性、女性发声的不同表现，体现了大众对两性发声的不同态度，这也反向体现了我要写这部小说的原因。

　　新京报：你的生活是否会因为小说的恶评而受到影响？

　　赵南柱：在网上确实有很多人攻击我，但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影响。看到网上的评价，不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有很多人的留言完全没有根据。看到以后无法当完全没有事情发生，但是还好。

　　新京报：你看到了哪些恶评，能举些例子吗？

　　赵南柱：有的人说，你写的这些内容太夸张了，怎么可能一个女生一生中会遇到那么多的事情。

　　新京报：你会反击那些毫无根据的评价吗？

　　赵南柱：没有，无视了。（笑）

　　新京报：小说的创作源头，是2014年韩国“妈虫”事件。它是如何在韩国流行起来的？

　　赵南柱：韩国网络中，人们会在不喜欢的事物后面加一个“虫”字表达厌恶之情，这带有玩笑的性质。比如有些学生吃饭吃得很快，就会称呼他们为“即食虫”。虽然网络中有很多厌女词汇，但是“妈妈”一直以来是比较神圣的。“妈虫”这个词的出现，代表对女性的厌恶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后来事件逐渐发酵成社会问题，不再是一个玩笑。

　　新京报：对于这些侮辱性词语，韩国女性是如何反抗的？

　　赵南柱：女性采取了类似的行为进行反击，希望男性也体验一下我们女性被这样评判的感受。但是女性创造的词汇不是侮辱性的语言，比如把“韩国男人”叫成“韩男”，让他们体会一下被贴标签的感受。

　　新京报：小说的写法很像一部纪录片。为什么选择用这样的写法来创作？你如何看待它相关的文学性与虚构性争议？

　　赵南柱：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作一本感性的小说，而是能客观、理性地看待它，所以我使用了枯燥、普通、简单的语言去叙述它。我写作注重的是想要表达的内容，至于它属于哪种类型、哪种题材，我觉得并不重要。写作风格是根据我想表达的内容来进行选择的。《82年生的金智英》的叙述风格，只应用于这本书中。

　　新京报：作为创作者，你对“金智英”是什么感情呢？

　　赵南柱：“金智英”这个人物可以理解成一个社会的大框架，很多人都生活在这个框架内，所以会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写作中，我和“金智英”也产生了很多共鸣，也看到了我过去很多经历。所以在写结局的时候我很痛苦，因为“金智英”到最后没有找到答案。

　　新京报：如果现在有机会重写结局，你会改掉这个结局吗？

　　赵南柱：小说是在2015年写的，当时的社会想不到有什么改变的方式。但是这几年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女权也得到了重视。2019年电影版的结局和小说结局不同，金智英身边的人都去理解她，帮助她。她也积极地去寻找解决的方式。

　　在创作过程当中，我有时候也会反省我是不是把女性过于单一化了。以往很多作品所呈现的女性，通常以进取、积极的形象示人。但女性首先是一个“人”，她可能是坏人，也可能会犯错误，不会那么完美。

　　新京报：小说中金智英的丈夫算不算一个“好丈夫”？

　　赵南柱：我想把他写成一个好角色。他出生于一个保守的城市，做着保守的工作，但他相对于其他丈夫来说已经比较理解妻子，愿意帮助妻子。但是韩国读者中有很多人不认为他是一个“好丈夫”。比如在家务劳动中，他不会主动分担，认为男性做家务是帮助妻子做事。另外当金智英生病或者遇到其他困难的时候，他不会采取具体的帮助妻子的行动。虽然他没有家暴等不良行为，但是他也没有起到一个“好丈夫”应该尽到的责任。

　　新京报：你的家庭生活也是如此吗？

　　赵南柱：我的丈夫和小说中的丈夫一样，对家务也会说“我来帮你做”。但在书出版以后，他也对我的处境表示理解。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吕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