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天 一个人看极光

　　2018年11月5日，李斌戴上机场发的耳塞，坐上一架只能承载十几人的小飞机。他要从挪威的朗伊尔城出发，飞往北极圈内的另一座挪威小城新奥尔松。

　　那是李斌坐过的最小的飞机，一眼就能看见机长的后背和仪表盘，除了坐在前面的乘客外，飞机后部还有被送往新奥尔松与人做伴的流浪狗。飞行途中一路踉跄，螺旋桨轰鸣，冷风从窗缝中钻进来，窗外白雪皑皑。

　　李斌大高个，平头，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时吐字清晰、慢条斯理。他是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研究空间物理。他到北极的目的只有一个——“看极光，看极光，还是看极光”。他看极光的地方是新奥尔松的黄河站，一个人，一下子看了117天。

　　作为中国在北极建起的第一个科考站，最近两年的秋冬季节，中国极地研究中心都专门派出人员去那里看极光。今年10月28日，新一拨科考人员又出发了。

　　以下为李斌的口述。

　　“翻译”极光

　　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2012年第一次看到极光时的场景。

　　那时我还是空间物理学专业的博士生，在朗伊尔城坐着车，沿着雪地开到观测站观测极光。透光车窗，我看到了朦朦胧胧的一片，之前见过极光的同学确认，那就是极光。但真到了观测站，那点朦胧的极光也退下去了。

　　在观测站等了很久，突然有同学喊“极光出来了”，我们穿上衣服、扛着相机就往外冲。因为注意力全在天上，没留神脚下，我掉进了一条两米深的雪沟里。不过当时根本顾不上疼，从雪里爬起来继续拍极光。

　　你亲眼见到的极光，有时就像一场天幕电影，目光所到之处全是极光。一大片一大片的绿色层层叠加在一起，像用大毛笔在黑色的宣纸上作画。你可以想象一下，毛笔里浸满了淡绿色的墨水，笔锋处是一点亮绿，然后一笔下纸，不同的绿色层次分明，一直延伸到天空深处。

　　而且极光是会动的。有时候就像一条条舞动起来的绿绸带，边缘处渐渐呈现出红色、紫色。那种舞动时而轻柔，时而激烈，颜色也会发生变化，若隐若现。有时候一部分暗下去了，另一部分又突然亮起来；有时候又会有那种轻柔的、淡淡的极光，你还以为只是天空中飘来了一朵棉花一样的淡红色的云。

　　除了好看之外，极光反映的是地球的磁场变化，看极光是空间物理学实验观测的一项。

　　从科学的角度讲，太阳风中的带电粒子在磁场导引下撞击大气，和大气中的氧气、氮气发生碰撞，就会产生发光现象，也就是极光。如果带电粒子撞上的是氧气，就会释放出绿色或棕红色的光；要是撞上氮气，就会释放出红光或蓝光。

　　极光变色，其实是地球磁场在变化，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能量非常大。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领域。对我们这些研究者而言，舞动的极光就像地球和太阳的对话，我们的工作就是试图读懂这种自然现象，把它背后的物理过程翻译给大家。不过我认为，研究极光最本质的意义还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

　　我们会把极光分成几类，比如那种以绿色为主、有明显边界的极光叫分立式极光，多在当地时间夜晚看见。像云一样模糊、颜色发红的，叫弥散型极光，一般出现在当地时间的正午左右。所以只有那些正午时刻依然是黑夜的地区，才能看到弥散型极光。地球上这样的地方非常有限，除了南极大陆冰盖上的高磁纬度地区外，最合适的位置就是黄河站所在地——北纬79度的新奥尔松了。

　　过去五六年，我看过各种各样的极光。一次，极光就像远处的雪山里冒出的烟：接近雪山的那头是亮绿色，亮得发黄，渐渐地旋转“升起”变成浅绿色，尾部的淡绿色又和云彩融合到一起。当时星辰漫天，极光映得湖面一片碧绿。

　　2019年2月，我见到了一种很奇特的绿色极光，一排一排的，又短又小，既不旋转，也不舞动。我给它起名叫“指头”极光。它和我之前看到的极光都不一样，我和南极中山站的同事一讨论，他们也发现过一次。就像人的手指头一样又短又小。

　　黄河站上的“小阁楼”

　　我是2018年11月5日到达新奥尔松的。这座极地小镇上，几幢科考站的小房子星星点点，散发着晕黄的灯光，四处一片宁静，远处传来几声狗吠。

　　那幢几十米长、上下两层的红色筒子楼就是黄河站了，门口还蹲着两只醒目的石狮子。

　　1925年，当时的北洋政府代表中国加入《斯瓦尔巴条约》，因此中国人可以自由进出新奥尔松，进行科研和经济活动。2004年黄河站落成，成为中国在北极建立的第一个考察站。

　　到达黄河站后，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开启几套极光观测设备。它们在楼顶的5个“小阁楼”里，是一些像黑色望远镜一样的东西，镜头口径有碗口大小，整体长度超过1米，学名叫极光成像仪。成像仪要在控温控湿的环境下才能工作，你可能在电视里看到过，有人戴着顶灯上房顶检查仪器，那其实是非常不专业的。

　　我到的时候，这些极光成像仪已经休息了一整个夏天了。一连几天，我都要不停地调试硬件、软件，直到它们可以正常拍摄极光。

　　设备调试好，后面的事情就比较顺利了。天气晴朗的时候，我就在办公室里点点鼠标，远程开机、设置好参数后机器就开始记录极光数据和现场天气了。这些资料会被打包好，上传、发布到中国南北极数据中心的网站上，全世界的研究者、爱好者都可以申请下载。

　　极光成像仪传送到电脑屏幕上的极光，和肉眼看到的不一样——数据是黑白的，形状有点像燃烧的火焰。成像仪会准确记录每时每刻特定波长的极光分布，比如24小时内，紫色、绿色、红色三个波段的极光在南北方向上的活动变化。另一种图像是极光全天空图像，你看到的是一个球，极光出现的地方，球体相应位置发白，其他地方都是黑的。

　　掌握这些数据，是为了可以像预报天气一样预报极光。因为极光会对与磁有关的各种设备产生影响，比如地面和卫星通讯、北斗或者GPS导航。极光越亮、范围越大、越好看，这些设备受到的影响也就越大。极其严重的时候，磁场变化产生的电流和能量，可能摧毁高铁铁轨、电网线缆之类与电相关的系统。

　　像1859年的太阳风暴事件，当时世界大部分地方都看到了极光，欧洲、北美洲的电报系统因此全部失效，电报机自燃，还有的发报员触电。

　　不过，我们目前对极光的预测还处在初级阶段，只能告诉一个大致时间和强度，准确率很低。这是因为我们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但科学卫星满打满算不超过10颗，和地面上密布的气象台没法比。所以我们对极光还有很多未知。

　　一个人，夜以继夜

　　虽然属于北极圈内的高纬度地区，但新奥尔松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冷。受北大西洋暖流影响，这边二月最冷的气温也只是零下14摄氏度。而随着最近几年全球变暖严重，2018年二月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4摄氏度。

　　最直观的感觉是那里的湖水现在不怎么结冰了，我蒸完桑拿，可以热气腾腾地裸奔几百米跳进去蘸一蘸，还能在里面游泳——因为那里没人，黑夜里也看不到人。但据说新奥尔松的海湾以前是结冰封冻的，雪地车都可以开上去。

　　在新奥尔松，夏至过后就慢慢进入极夜了，24小时都是黑的。如何适应这种漫长的黑夜与黑暗，是对人精神的一种巨大挑战。

　　在极夜里，钟表除了与吃饭有关，其实是没意义的。所以我把每天的生活强行和饭点联系起来，制定出一套自己的生物钟。

　　比如我会把灯光当成阳光，睡醒后先不开灯，摸黑穿好衣服，然后在7点30分到黄河站外50米的挪威王湾公司食堂吃早饭，他们专门为各国科考站提供食品、管理等基础服务。早饭回来后，我才把站内的所有灯全都打开，屋子里一下亮了，就像到了白天。

　　傍晚5点，我会模拟太阳下山，先关掉一部分灯，制造黄昏的效果。我们的工作是需要熬夜的，因为极光在半夜时才比较容易观测，后半夜，随着极光慢慢退去，我会把所有的灯关掉，意味着黑夜要入睡了。

　　去年冬天，除了我在黄河站越冬外，新奥尔松还有一些法国、德国等国的科考站队员和王湾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共二十几个，还没有北极熊多。

　　因为人数太少，那里连理发店都没有，头发长了，只能是不同国家的科考队员间互相剪头发。我的头发是一个挪威极地所的法国小姑娘帮忙剪的，当时她到了我们考察站，特别热情地给我剪了一小时。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在法国剪子卖得很贵，所以她只有一把简单的小剪子。后来我回国专门买了一套理发工具，托夏天到黄河站观测的队员给她带过去了。

　　遇到特殊情况也只能自己应对。去年12月时，我听说新奥尔松会来一场十几级的暴风雪，整个小城都进入警戒状态，所有人必须待在屋里。暴风雪到来前，我把黄河站所有门窗都检查了一遍，领导担心停在门口的面包车被风雪吹走，我就用一根缆绳把面包车和两辆雪地摩托车拴到了一起。还好，后来它们都没被吹走。

　　在那种没什么人的地方，动物也是一种陪伴。有一对王湾公司的小情侣领养了一些挪威的流浪狗，通过我开头说的小飞机把它们送到了新奥尔松。这些爱斯基摩犬很厉害，那么冷的天气里就住在外边的一个小棚子里，等着小情侣去喂养。也许在新奥尔松真的比较孤独吧。

　　今年3月，那里的天开始蒙蒙亮了，极光慢慢比较难看到了，我也坐上了返程的飞机。回国后回想起这段时光，突然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是享受的，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只与自己相处。

　　新京报记者 梁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