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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行业职业化时代,如何防止下一起高以翔事件

2019年11月29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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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点

  

  高以翔猝死事件,既是娱乐行业应该做出反思的起点,也是更广阔的、对有关过劳问题开始正视的信号。

  11月27日,演员高以翔参与综艺节目录制时晕厥,送医抢救无效不幸心源性猝死离世,引发广泛关注。当日深夜,浙江卫视二度发布声明,称节目组正配合按照家属的意愿积极妥善处理后续事宜。不过,无论如何,也挽回不了一个鲜活的生命。

  在这场事故中,比起苍白的致歉与模糊重点的抒情,类似救治是否及时、安全保障是否到位、是否配备AED以及懂得操作使用的医疗人员等问题,显然是公众更为关心的。

  真人秀节目、尤其是户外节目,自从进入效仿韩国时代,就形成了一种“表情不够机位凑,剧情不够游戏凑,反转不够通宵凑,前期不够后期凑”的套路。“明星被折磨得越惨,节目效果越好,观众越爱看”,似乎成为真人秀节目制造刺激进而撬动高收视的一个“共识性”路径。

  一些反对声音认为,真人秀节目让许多艺人“舍本逐末”,认为艺人还是应该做好本职工作,靠才华而非体力、甚至是隐私来换取注意。而一种粗暴的制作思路认为,明星越是狼狈、观众越兴奋。然而,以“虐”达成的“高潮”,真的是观众想看到的吗?换句话说,是观众先选择了这样的刺激,还是节目先喂养出如此胃口的观众呢?

  有关行业弊端的讨论,还延伸到电视媒体的职业化现状。在事故发生后,不少明星出来发声,呼吁规范行业乱象,有的认为明星已经成为一种“高危职业”。

  部分网友对此并不“买账”,认为借此事故为自己利益发声的明星应多反思自己,“呼吁关注工作强度前,多反思自己是否主动轧戏,能力是否配得上自己的片酬?还有更高危但工资更微薄的职业”。

  或许,演员宋佳发的微博“当熬夜变成敬业,当拼命当成应当”,更能言中本质问题:过劳问题。绩效社会的悖论在于,增长与进步成为唯一的“正义”。当创新作为一种驱动机制、每个人都成为系统里运转的一个可替代性“零件”,“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成为了悬在每个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曾预言,随着技术发展、效率提高,21世纪人们将进入闲暇时代。然而,今天的现实却是,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大大延长了人们的工作时间。这正是日本学者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中论述的:全球化的协作网络,打破了空间界限,加剧了竞争。

  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则打破了时间的界限,工作信息的便利模糊着工作与休息状态之间的界限,无形中延长了劳动时间。而消费主义的盛行,欲望先于需求被制造出来。讽刺的是,《过劳时代》一书的作者森冈孝二最后也因过劳、心脏病发去世了。

  《追我吧》节目事故,既是娱乐行业应该做出反思的起点,比如,以人海与时长为战术的“粗放式”制作,是否已成为工业化的短板;也是更广阔的、对有关过劳问题,应开始正视的信号。

  □韩思琪(文娱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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