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是“一个圈里写个拆”

　　里屋住着大儿子和媳妇，妈妈、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挤在外间屋，两张上下铺分别安置弟弟和妹妹，箱子上铺着席梦思当作妈妈的床，屋里所有孩子都已经成年……20年前，一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让人们看到了部分胡同居民令人难以想象的局促生活。

　　20年后，这样的生活，仍是很多北京老城人民的日常。西城区白塔寺街道居民大力叔，老两口至今住着21平方米的房子。他的一户邻居，8平方米住了4口人，“进屋就上炕”。

　　北京胡同不仅是四世同堂和城南旧事，也不仅是“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光如厕和洗澡两件大事，就困扰了老城居民数十年。

　　如今公厕环境已经改善，但部分公共浴室的消失令洗澡越发麻烦。一些独院和生活水平较高的人家，接了管子和上下水道在家洗，有单位的在单位洗。大力叔家就自己弄了个下水道，“凑合洗一洗”。

　　“老城不能再拆”，可生活不能不变。

　　北京正在实施的“城市更新”，可以追溯到近30年前——腾退部分人口，在不大拆大建的框架下，通过市政改造、功能补齐和现代设计的引入，让胡同生活面貌发生改变。

　　10年前，“北京国际设计周”启动，将设计师们天马行空的思维装进了老城胡同。北京的城市更新从而融入了更多现代思维。每年秋天，一周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国际国内知名设计师的项目在北京老城各个片区展示。

　　城市深处，现代碰撞传统。一场漫长的实验就此展开。

　　建筑师和胡同“网红地”

　　大栅栏、白塔寺、前门，如今在这些有着六七百年历史的片区里，打开一扇四合院的门，会不知道眼前出现的，是哪一个世纪。在白塔寺宫门口二条14号，沿街是一家窗明几净的咖啡厅，穿过咖啡厅进入院里，眼前陡然升起一道狭长的砖墙，像一块石碑高达屋顶。

　　老青砖是保留下来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楼梯。拾阶而上到达屋顶天台，目光越过树杈，正好落在不远处的妙应寺白塔上。

　　院里加建的建筑全部拆除，8户人家被改造成6间客房，每个房间通过天窗增加采光。这个名为“树下屋”的院子，现在是一家民宿。设计团队的牵头人是青山周平，近年在中国声名鹊起的新生代日本建筑师。

　　院落的设计既是现代的，也延续了一些传统。比如，杂院的生活空间相对开放，邻里之间可以交流，而酒店是私密的。“树下屋”希望融合二者，不仅有咖啡厅、院落这样的公共空间，还把客房立面设计为落地玻璃，将看书、聊天等相对公共的功能区布置在窗边，客人可以看到彼此，像邻里一样打招呼。

　　科幻作家郝景芳也入住了白塔寺的一个院落。她创立的儿童教育机构“童行书院”，落脚在宫门口四条36号。这个150平米的大杂院，被著名设计师张轲团队彻底重塑，分成一个连续开放空间、一个居住单元和一个综合服务单元三个层次的“共生院”，既作为教育活动空间，也充当郝景芳的个人工作室。

　　国际知名建筑师在胡同留下一个个小而美的作品成为了网红地。

　　隈研吾、朱小地、马岩松等七位国际级建筑设计师，在前门和崇文门之间的打磨厂胡同，同时打造了七个院落样本。老苏联医院的218号，被马岩松改造成了网红建筑“胡同泡泡”；瑞华染料行旧址外部保留了历史面貌，里面成了共享办公区；清末协和医院旧址220号院原已残破不堪，被隈研吾改造后，现在进驻了建筑咨询公司。

　　“先锋建筑”曾遭质疑

　　北京胡同设计中的“先锋”元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北京国际设计周的“联姻”。然而，这些天马行空的胡同设计实验，一开始曾遭遇了老北京人的拒绝。

　　两年前，青龙胡同引入国际知名的哥本哈根城市更新团队，利用北欧经验实施整体更新，创新地盘出一条4公里的“青龙活力之环”。自改造启动，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副主任王昱东就一直听到居民投诉，说施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胡同里禁止停车，居民不得不停到远处，也招致了抱怨。

　　反对声音最大的，是一些土生土长的社区居民。白塔寺街道居民高阿姨告诉记者，她希望这些腾出来的空间能“给居民分一分”，大伙儿住得宽敞点。

　　居民的生活空间确实过于逼仄。高阿姨同院十几户邻居，大多数一户就一间房，十一二平方米左右，她跟老伴住20来平方米，算是宽敞的了。白塔寺地区50%以上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70%居住建筑质量堪忧，68%没有独立厕所。高阿姨去看过那些漂亮的新院子，但不知道有什么用。

　　一些院落在传统中大胆引入现代设计理念。“微胡同”由标准营造建筑事务所设计，目的是探索在传统胡同局限的空间中，创造供多人居住的超小型社会住宅的可能性。设计师希望它承继胡同的亲密空间，复兴其社会性能，但形态上又是全新的。这是一次建造实验。

　　“我们想用一些新的设计，给大家感官上的刺激。”王昱东这样解释“实验”的初衷。他认为，胡同里的生活几十年不变，“激进”的设计，可以让居民看到现代生活的可能性。

　　在王昱东看来，“修旧如旧”是文物保护的方法，不是城市更新的办法，居民都是21世纪的人，要用新的生活方式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现代的建筑设计要进胡同，我们的理念‘新生于旧’，强调的是‘新’。”

　　把公共空间“抠”出来

　　高阿姨所在的街道，“白塔寺再生计划”已经实施了5年。

　　作为白塔寺城市更新实施主体，在西城区属国企北京华融金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玉熙看来，散点式的院落更新，并不是老城面临的根本问题。

　　他将老城真正的问题归结为三个方面：居住空间不能满足居民生活需求，基础设施严重短缺，公共空间缺乏。这几个核心问题都不是院落更新能够解决的。

　　这5年，白塔寺摸索出城市更新的三个层次：宏观的系统性街区规划；中观的片区、街道提升，如环境整治、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微观的院落改造。

　　今年国庆节之后，大栅栏煤东社区的“百姓之家”开张，这个由腾退院落改造的空间，综合了食堂、洗衣、洗浴、物业报修、饮用水等生活功能。

　　运营方天宝伟业物业煤东项目经理齐生金告诉记者，这里提供的都是惠民价格——洗浴一小时6块，洗衣服2块钱一桶，直饮水2毛钱一升，每天上午会根据需要引入理发、配钥匙等人员，解决附近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曾在质疑声中开工的青龙胡同，也渐渐收获了居民的支持。密密麻麻的架空线全部入地，坑坑洼洼的地面被填平，车辆全部停入地下。在满满当当的胡同里，丹麦设计师硬是“抠”出了几个三角地花园和休闲广场，增添绿化、座椅和休闲设施，让街区“透了气”。

　　杨梅竹斜街的居民也在发生改变。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北京大栅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徐正榕发现，居民更加主动地维护环境了。有人自费绿化了自家门前，很多项目实施遇到的阻力在减小。广安控股旗下的大栅栏投资公司，是大栅栏更新计划的实施主体。

　　不再是“一个圈写个拆”

　　徐正榕也时而感到矛盾。大栅栏更新计划实施10年，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他不敢称之为“模式”。

　　他说，北京对老城保护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但与其相适应的有机更新配套政策，比如房屋的规划、使用用途、市政配套、项目审批流程等，尚待进一步明确。十年里，老城保护的政策不断微调。实施方自主进行的模式创新，也始终在小步探索。

　　例如“平移并院”的设想。有的院子十户人家，八户自愿腾退走了，两户不愿走。大栅栏投资公司希望让不愿腾退的居民合并到一些院子里，空出另一些院子，以便整体保护利用。但涉及具体调换面积、适度补偿、操作流程等，情况十分复杂，需要依托整体政策、居民具体情况来实施。

　　再比如“共生院”模式。留下的两户居民继续住着，在改善居民居住环境的同时，将另外八户腾退的房屋开发成公共服务空间，或者工作室、公寓等。

　　不过，确实已经有些经验可以输出。北京的城市更新由政府主导，主要由国企作为实施主体，设计周则作为拥有丰富设计资源的平台，补上了另一块重要的拼图。

　　北京设计周对城市更新的推动，影响了国内其他城市的设计周。以设计周为平台，王昱东向苏州、珠海、青岛等其他城市推广起北京经验。

　　去年一期改造完成的青龙胡同，很多北京人不太熟悉，却在欧洲有了不小的名气。为了青龙胡同，“国际网红”丹麦王储两次专程来到北京，哥本哈根团队也在欧洲为青龙宣传。欧洲设计界很多人都知道了，北京有一个青龙。而多年前，北京设计周就将杨梅竹斜街带到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标准营造事务所在大栅栏茶儿胡同8号的“微杂院”项目，则获得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奖项之一“阿卡汗建筑奖”。

　　在国际设计周平台上，北京的形象逐步被重塑。

　　“最重要的就是让世界知道中国，尤其是北京，不再是‘一个圈写个拆’。” 王昱东说，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我们在很细致地像绣花一样做城市更新。

　　从纠结到共识

　　王昱东发现，现在北京各个街道主任都在谈论“有机更新”。北京国际设计周今年适逢十周年，在青云胡同做了一个总结性的“新生于旧”的展览，呈现北京城市更新十年历程，也展示国外城市更新案例。

　　展览内容计划出版，王昱东准备给北京所有街道办主任都送一本，“我们北京的街道办主任得有不同的眼光”。

　　时至今日，城市更新的理念已经成为各方共识。这是长达近30年纠结与反复的结果。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赵幸等人曾撰文梳理，1990年，北京公布第一批25片历史文化街区名单，次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建立文物、历史文化街区、老城整体3个层次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北京政策化的老城保护，似乎按下启动键。

　　然而几乎同时，另一项政策却将老城推向了相反的轨道。

　　《加快北京市危旧房改造的决定》1992年出台，土地有偿出让政策随市场经济一起到来，许多大规模房地产项目的推土机，打着“危改”的名义开进老城。截至2003年，北京老城内确定了137个危改项目，面积20.64平方公里，占老城总面积的1/3。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每年有将近600条胡同消失。

　　2001年、2002年，《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相继编制完成。2004年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明确提出，“坚持（老城）总体保护，积极探索小规模渐进式有机更新的方法”。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大拆大建，到21世纪初保护政策加严，这十几年发生了什么？从谢辰生的回忆中能看出，文保界从未放弃争取和抗争，近几任北京市主政者对老城保护也更加重视。

　　不断试错、修正、反思，近30年老城保护遭遇的最大障碍，是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文物保护的必要性和严肃性逐步上升，直到2017年，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明确：“老城内不再拆除胡同和四合院”，中共中央、国务院批示：“老城不能再拆”。

　　一锤定音，几十年来艰难凝聚的共识，至此上升为政策。有机更新，也被确定为历史文化街区、风貌协调区及其他成片传统平房区的保护思路。

　　如今，北京城市更新又加入了新的参与方：民营企业。

　　由于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且具有相当的公益性质，此前城市更新一直主要依托国企。今年，一些民营企业也加入进来，一家房地产企业将多个旧楼改造成了青年公寓。在增量有限的市场上，房地产企业希望以介入城市更新的方式盘活增量，它们也为城市更新增加了新的资金、资源和创意。

　　城市将持续更新

　　这场实验，或许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现在华融金盈总经理李茹最关心的，是如何把腾退的院落都经营利用起来。白塔寺片区腾退了90多个院子，改造和利用的大概一半，还有一半仍然闲置着。她希望能尽快通过引进文创、办公等产业实现运营。

　　大力叔虽然有了鸽哨工作室，但洗澡问题还没有解决，狭小的生活空间似乎更是难以改变。

　　还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可以解决“张大民”们的生活问题。

　　城市更新的实施者们感觉到，与当地居民的沟通磨合、对街区发展的渐进摸索、初期概念与具体实施之间的差异、对入驻业态的严格把控……都让步调快不起来。“城市更新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点滴积累。”李茹说。

　　设计周只是一个活动平台，并没有城市建设的决策权。“我们连一根电线杆都拔不了，”王昱东说，胡同上空蜘蛛网似的架空线，每根线背后都是“强势部门”。好在随着城市更新的地位提升，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支持力度加大，他们一年之内，就在1公里的青龙胡同“拔”了上百根电线杆。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副主任张悦，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参与城市更新，他在接受《世界建筑》访谈时谈及，北京城市更新采取的是自上而下模式，政府和国资是主导力量，民企和居民的建设行为和边界没有明确规范。他建议划定好自上而下管控的界限，在允许范围内让社会力量大胆进入创新，提出解决老城问题的办法。

　　不仅是百年以上的老城区，一些当代社区也在慢慢衰老，城市更新成为新的选择。

　　一声令下，成百上千支雷管同时引爆，一幢大楼瞬间裂成碎片，掀起滚滚烟尘。这样的爆破场景，曾被电视一再直播。“现在爆破明显减少了，因为很多问题可以用有机更新的办法解决。”王昱东说。

　　除了一些建筑质量确实已经出现问题，另一些大楼被放弃的原因，在于没有电梯、水电系统老旧等问题。很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大楼已经出现这些病症，有机更新提供了解决之策，不需要推倒重建。

　　“等到老城区改好了，新城区也老了。”王昱东说，“城市更新会是一个永远持续的过程。”

　　A08-A0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倪伟

　　A08-A09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