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6”增长与中长期制度改革并不矛盾

　　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教授最近在《财经》杂志上撰文《经济增速已滑至6%，该刹车了》，提出我们国家应该采取积极有力的反周期政策，让GDP增速下滑的趋势“刹车”，要保6。该文引发很多讨论，包括反对的观点。我个人比较赞同余永定老师的观点，主张政府应该出台相关举措，力保增长。

　　供给侧改革要根据形势及时调整

　　我们需要认真反思检讨过去几年“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的实际执行过程与相关实际效果，并根据当前形势与未来趋势，及时做出积极改善与调整。“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改革，出发点是好的，方向是对的，目的是想减少资源错配，做好改革，提高效率，防范金融风险。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执行过程中，“三去”和“一降”的力度都比较大，实际效果属于紧缩性的政策，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周期性波动低谷时期，非常不利于经济的提振。加上环保等结构性改革力度的加大，大力“反腐”以及非经济发展考核所带来的地方政府官员的经济建设上的“不作为”倾向，都导致企业经营成本提高、经济环境吃紧。

　　比如，所谓“一降”，即降成本，表面看是说减税负，我国也的确需要减税，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某些显性税收收入相对降低，而税收收入增长依旧是考核相关官员经济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再加上因为整治地方政府债务率，在“去杠杆”的压力下，导致各种隐形税收提高，在很多地方企业与居民所面临的实际税收负担并没有减低，而在那些真实税收收入的确下降的地方，不少政府投资项目被迫流产或者半途停工，实质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诸如这样“事与愿违”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政策失误不少。“去杠杆”的力度更是导致大量企业资金链收紧，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投资受到很大影响。

　　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加宽松的结构性政策，多在“补短板”方面考虑，补中改革，才是增量改革，并在对应投资中化解一部分产能与库存，吸收就业进入部分较新有潜力的产业，达到同时平稳短期经济和促进长期增长的目的。稳增长应该不等于强刺激，不等于标准反周期凯恩斯政策，还应该包括如何做中长期生产性的投资，促进低质量向高质量的产业升级，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量举措，这部分还是需要足够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环境下才可以更好地实现。

　　不重视经济总量的必要增速是错误的

　　国内学界目前有种对经济增长速度重要性的低估倾向，有种似乎低速增长有利于经济改革的潜含判断，对此我不敢苟同。

　　中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大概在美国20%左右的发展中国家，不重视经济总量的必要增速是错误的，以为实现中高速增长很容易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不够快，不是政府意愿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落入低速增长以后想再回升到中高增速会格外吃力。保持必要增速是促进改革，而不是拖延改革。因为当蛋糕增速显著下降以后，如何分蛋糕就变成了一阶段重要的矛盾，不仅容易影响社会稳定，而且让本来可以进行的很多改革，包括增量改革，因为这些加剧的利益冲突反而无法推进。特别是，降低甚至放弃增长目标，并不自动带来有利的改革，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不自动增强。

　　有学者以中国经济总量大，即使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也能带来每年较大的绝对增量为理由，弱化“保增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此逻辑，我坚决反对。真正应该比的是人均真实GDP的上升幅度，而不是GDP总量的绝对增幅。正因为我国的人均收入很低，还存在巨大的技术模仿空间，在很多地区劳动力成本依旧低廉，而且制度和政策有改善的空间，所以我们的后来者优势并非已经枯竭，经济增长潜力目前应该仍然超过6%。如果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让公众与决策者都形成一种普遍性的中国增速预期低于6%，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社会投资与消费信心不足，让悲观的预期自我实现。

　　不能把所有问题都笼统地归因于体制问题

　　反对保6或者反对使用反周期宏观政策的学者当中，有很多人都把过去十年我国GDP增速下滑主要归因于内部体制与结构的长期问题，而非外部环境影响与周期的短期问题。但正如林毅夫教授指出的，若主因是诸如国有企业、土地、户籍、老龄化等内部体制与结构的问题，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同一时期内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经济体同时经历较大的增速下滑。比如，俄罗斯、巴西、印度、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等这些经济体中很多并没有中国的国企、土地、户籍、老龄化等结构性或体制性问题，但同样经历增速的大幅下滑。而且，同时期这些经济体，连同美欧等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取了反周期的宏观政策加以应对。

　　另外，我们过去10年现实中主要是通缩压力而非通胀压力，这说明我们主要问题在于总需求的不足，而且实际产出应该低于自然产出，否则四万亿等一系列扩张性刺激政策应该带来通胀而不是通缩，更不应该在需要扩张性政策时反而执行紧缩性的顺周期政策。

　　当然，我们必须正视供给端存在各种制度、技术与结构方面的重要扭曲与短板问题，但必须把逻辑想清楚，对症下药，把改革与反周期的关系协调好，而不是对立起来，把所有问题都笼统地归因于体制问题，那样做，要么是思维懒惰，要么是意识形态，把不同于发达国家现行的体制与做法统统理解成扭曲。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过度，投资回报率低下？

　　反对保6的学者中另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过度，投资回报率低下。如何定量评估基础设施的回报率一直是经济学中的难点问题，主要因为其作为公共品的外部性、作为耐用品的回报率期限比较长、除经济收益之外的其他收益，以及需要考虑一般均衡效应。假若上海与北京之间的高铁运营即使经济账面上亏损，也不见得就证明不需要这条高铁。当然，我们确实需要考虑防止浪费性基建的问题，需要有一套合理的机制保证在事前论证，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估的流程尽量规范化，实质化，专业化。尽量减少低效率投资。这很难，但别无他法，不能因噎废食。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硬件基础设施并不仅仅包括“产业中性”的生活用途的道路、公园、下水道，而且也包括“产业非中性”的基础设施，比如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比如专门服务某个特定产业园区的道路、码头、电站与通讯基站。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还存在大量技不如人的“追赶型”产业，还有很多的产业短板，这些都需要继续投资相关产业的软、硬的基础设施，趁着周期低谷时相对低廉的投资成本良好时机。

　　保6增长与促进中长期发展的制度改革并不矛盾

　　为保6增长的正确的短期宏观政策与促进中长期发展的制度改革并不矛盾，甚至是相辅相成，正向激励的。比如人口老龄化问题，我个人认为生育率应该立刻彻底放开，一胎化的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越来越强。我看不到任何一条站得住的理由在现在还要控制我国的生育率。放开生育率以后，还将会有利于提升短期与长期的消费需求。

　　再比如，我的研究发现，僵尸企业在各自行业的所有企业数目中所占比重，上游产业最高、下游产业最低，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改革的方式就是要打破那些与国防战略安全并无实质关联的上游产业的行政垄断，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更加充分地竞争，这样才能优化上游产业的效率，进而通过投入-产出表的产业关联，有利于促进下游产业的发展和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此外，随着自主研发与创新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与日俱增，而我们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创新人才培养、高质量的基础教育、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的普及等方面仍旧非常落后，需要大力进行制度性改革与大量追加投资。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