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适评传》出版，重新发现“书坛陈寅恪”

　　1965年的一个夏日，南京。

　　高二适奋笔疾书。窗外的蚊虫低飞乱撞，好像有什么蠢蠢欲动。

　　“兰亭论辨”正是于此时掀起的。中国历史上的笔墨官司数不清，这一次却相当不寻常。

　　对阵的其中一方声势赫赫，领衔突击的是当时文艺界和学术界地位最高的人物郭沫若，更有启功、徐森玉、宗白华、阿英等学者、文人从旁助阵，康生、陈伯达等人作为后援；而另一方，则是当时对大多数人来说名不见经传的高二适。

　　李廷华的新书《高二适评传》，详细爬梳了他一生的事迹和心路，更重点再现了“兰亭论辨”——这个无官无职的狂士，到底是受了什么驱使，竟胆敢凭着一己之力，挺身而出，鏖战八面来风？

　　“为书林中人伸一口气”

　　没有人会否认，高二适是个狷介之人。年轻时，他因诗文方面的才华被看中，聘入国民政府工作。身为立法院的低级秘书，他对官场怨言颇多，认为院长孙科的官架子太大。他内心以文人学者自命，苦于写官样文章，长年沉沦下僚。

　　战端兴起，高二适仓皇地随众西迁。当时的重庆聚集了许多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诗坛同道，但他却不愿过多地应酬。偶尔发声，也和大流相悖。这样一个人，即使才气和博学得到前辈、同侪的欣赏，脾气却难见容。

　　只有少数人乐于和他推诚相待，比如辛亥革命的元老章士钊。反过来，高二适也并不因为章士钊的地位和声名都远高于自己，就对他卑身事之。他们的忘年之谊持续了几十年，在那场“兰亭论辨”的最初阶段，正是章士钊为高二适提供了必要的鼓励和支持。

　　彼时，郭沫若在《光明日报》连载了两万字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意在论证《兰亭序》的作者不是王羲之。郭沫若嗅觉敏锐，在此前几年炙热的政治空气中动作频频，光是对历史问题就发表了为曹操、为武则天翻案的剧本和文章。彼时，他身居文化界和学术界的最高地位，根本不太可能有人出来强烈反对他的观点。

　　一贯被奉为中国书法和文学艺术典范的《兰亭序》，作者竟然不是东晋的王羲之？章士钊认为郭沫若提出的这种论点令中国书法史“遭遇一次大爆炸”。这爆炸甚至波及其他方面，不但中国的文学史、美术史、雕塑史、建筑史、美学史要重写，中国人群的精神面貌也要重新诠释了。

　　章士钊的看法代表了不少人的观点。对于高二适这样浸淫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来说，郭沫若所祭出的不是简单的翻案文章，而是一记惊心动魄的致命杀招。在与章士钊的私人通信中，高二适批评郭沫若“肆言无忌”，“厚诬古人、蔑视来者”。他对郭论的不满，一半出于对文化的情感依赖，另一半出于对学术的理性辨析。多年积淀在胸，高二适很快写了文章，逐一反驳郭沫若的论据。

　　但这篇文章却被《光明日报》退稿。而郭沫若等人的文章常年见诸报端。许多知识分子见其气势汹汹，不敢公开唱对台戏，于是主动放弃思想追求，进行自我改造。高二适一心要“为书林中人伸一口气”，求助于至交章士钊。在章的斡旋下，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终于在《光明日报》全文发表，“兰亭论辨”正式掀起。

　　在李廷华看来，高二适的驳议中有如下几点关键性论据。

　　首先，是常识问题。历代书法史论文字对王羲之书写《兰亭序》有明确记载，特别是李世民亲自撰写《晋书》的王羲之传论，阐述甚详。高二适钦佩李世民的书法造诣，他认为李世民不可能无端将一个去世二百多年的山野逸民王羲之吹捧过甚。何况同时代的还有欧阳询、虞世南，都是治学严谨的杰出学者兼大书法家，他们怎么可能对造假或欺骗视而不见？

　　其次，是逻辑问题。郭沫若沿袭了清代李文田的意见，指出梁代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所录的《临河序》比唐代以后流传的《兰亭序》文字少了一大段，又额外再多出42字，这不合情理。“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所以郭沫若就认为，世传的《兰亭序》其实是梁代以后的人在王羲之《临河序》的基础上形成的伪作。高二适很熟悉《世说新语》，几乎能够全文背诵，他犀利而不失轻巧地回应道，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对《陆机本集》的文字也有增添。这就打破了李文田、郭沫若的全盘否定的判断，让他们的逻辑基础轰然倒塌。

　　另外，当时南京附近新出土了《谢鲲墓志》等考古材料。这些东晋墓志的书法形态都不同于《兰亭序》那样的行书，所以郭沫若就认为，同时期的王羲之还不可能写出《兰亭序》。高二适则认为南朝禁碑，士大夫书法家本来就不为墓志书写文字，所以仅凭墓志的书体来否定《兰亭序》的书体的存在，这样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多年后，苏州大学教授华人德收集、研究了二十件南朝墓志，全部为民间石匠所书，他得出南朝书法家崇尚简札、不写墓志的结论，也就等于为当年高二适的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持。

　　“何来鼠子敢跳梁，兰亭依旧属姓王”

　　高二适自认为成竹在胸，以为掌握了常识和真知，就必然会赢得论战。欣快之余，甚至写下“何来鼠子敢跳梁，兰亭依旧属姓王”这样的诗句。他单纯地相信，书法史问题是文化问题。

　　但对于对阵的另一方来说，文化问题必须是政治问题。郭沫若以及康生、陈伯达等人最初向《兰亭序》发难，显然不是单纯的学术争鸣，而是要“将之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挂钩，以引导文化风气”。这些藏在峰峦背后的阴云，并非“新知极薄”的高二适从书斋的窗口可以纵览到的。

　　论战仍在继续，但高二适的“再驳议”以及周汝昌等人驳郭的文章再也无法露面，报纸上连篇累牍发表的大都是支持郭沫若的观点。多年后，站在郭沫若一方的启功承认，当时被迫写了违心的文章。虽然这令启功懊悔不已，但他仍为自己防患于未然的避祸之策感到得意，而对高二适的不识时务略带嘲讽。

　　政治气氛山雨欲来，章士钊早已察觉其中的幽微之处，多次暗示高二适就此收手，苦劝他跟随时代。但高二适义愤填膺，以刺客豫让自比，坚持想要辩驳到底，甚至立下“如有玷污极峰及师门风谊一点，即当诛！即该万死！”的毒誓。

　　在高二适还想方设法要再次发表驳议的1966年春天，郭沫若突然宣称要将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全部烧掉，因为它们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的及时自保令其在后来的浩劫中得以幸存，但对高二适来说，自己战意正浓的时候，对方的主将却突然调头逃跑，实在不可理解。他由最初的兴奋和全力以赴，逐渐转向困惑，终至于失望。

　　这场论战在几年后还有一段由郭沫若掀起的余绪。但那次仍是郭的独角戏，高二适代章士钊作了“再驳议”一文，依旧无法发表。直到高、章、郭都去世，“文革”也已结束，人们开始珍视“实事求是”的1982年，这篇理气充足的文章才公之于世。人们惊讶地发现，在1972年的语言环境中，高二适仍然使用自己服膺的文言，仍然对古人保持恭敬的称谓，全然不顾横扫一切的意识形态压力。

　　在李廷华看来，高二适秉持的都是常识。“常识可谓卑之无甚高论，但常识是真理之结晶。多少悖论谬说，其张扬泛滥之际，无不假以高深理论之外衣，却总在常识面前显露乖谬。”当中国文化遭遇严重戕害的关键时刻，高二适挺身对抗权威，他发出的声音影响到其后的中国文化走向，也令他成为一代学术良心的代表。

　　但对高二适来说，自己或许只是在尽一个读书人的本分。在第一部著作《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中，高二适曾激动地写道：“吾如在堂上典乐，而众班齐列，各执笙管，钟鼓铿锵，时有‘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之概。而吾审律征歌，自身亦在滥竽之列。”面对满屋的藏书，这个清贫的书生时而将自己想象成观赏雅乐的帝王，时而又将自己想象成在乐队中奉献绝技的乐手。纯真，情感丰沛，自给自足，这个鲜活的细节将高二适人生最快乐的片刻凝固下来，成为他除了“兰亭论辨”之外，留给世人的精神画像。

　　“在知识分子中，他显得独特而幸运”

　　新京报：“兰亭论辨”中对阵郭沫若的是高二适而不是别人，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李廷华：最有可能出来驳议郭沫若的人其实并非高二适，因为高二适当时名声不彰。在书坛，沈尹默、潘伯鹰、白蕉等人一贯倡扬帖学，并且都在与书法有关的部门任职，应该最有话可讲。

　　这三人中，沈尹默观点最鲜明，在书坛影响也最大，但他和郭沫若私交甚好。沈尹默对郭的文章是完全不同意的，但他没有公开撰文表态，只是在与赵朴初的诗歌唱和中有所表露。

　　高二适的书法造诣和学术修养，不下于沈、潘、白。1949年之后，他基本属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若不是1961年经章士钊帮助在江苏省文史馆得一馆员之职，处境会十分不堪。也只有章士钊了解，高二适的学术表达正蓄势待发。

　　新京报：当时诸多学者在这场论战中的表现尤其值得关注。同样是深谙王羲之和《兰亭序》的专家，是什么造成启功在历史关头做出了迥异于高二适的抉择？

　　李廷华：启功以后的回忆坦言，自己就是因为害怕。1957年他在毫无提防的状态下被打成了右派，因此余悸在心。同样是启功，晚年敢于以“我若不写，他不会派飞机来轰炸吧”的调侃来谢绝空军高官的求字，当年面对郭沫若的压力却不得不写下违心之论，可见那时他害怕的程度——文人的精神枷锁，甚至大于“飞机轰炸”。

　　新京报：高二适“狂名在外”，说话经常得罪人，诗词和书信中也不乏怨谤之辞。是什么使得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遭受灭顶之灾？

　　李廷华：一个意外的原因使高二适躲过了1957年那一劫。他的一个弟弟在“肃反”时被处决，他自己也为此在华东水利学院被隔离审查。被放出来之后的“反右”运动，根本就没他说话的份。由于“社会关系有重大问题”，以后他就主动退职了，可以说是在台风眼里躲过了风暴。

　　《高二适评传》中写到江苏省文史馆中有位冯若飞，偷偷把高二适和他诗歌唱和的内容向上级汇报。不但如此，冯若飞还把高二适的诗逐句用白话文翻译，并加以曲解。比如按照冯若飞的注解，高二适把当时省文史馆一位去世的老领导称为“友人”，就体现了高的狂妄。现在看来，高二适当时处境很危险。但这时“文革”将至，以前运动中那些整人的办法也过时了。

　　启功在其《口述自叙》里说似乎高二适没有吃过苦头，不知道“运动”的厉害，这其实是他不了解高二适。高二适也有谨慎的一面，他平时绝不和人议论时政。“兰亭论辨”中他敢于和郭沫若对阵，自以为捍卫中国文化传统，不至于犯什么天条。所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他确实显得独特而幸运。

　　“他是‘书坛陈寅恪’，毕生坚持如出一辙”

　　新京报：你多次以高二适和陈寅恪对比，并称高为“书坛陈寅恪”。他们有哪些共同点？

　　李廷华：高二适一生秉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他慨叹并痛彻于“文人之见异思迁，是非无准”，和陈寅恪的毕生坚持也如出一辙。

　　陈寅恪在推崇王国维的学术精神的同时，也表示自己与王的学术观念并非完全一致。高二适读了章士钊的《柳文指要》，竟提出二百条意见，其中除文字考释方面的切磋之外，也有对章士钊“趋时”的批评，这和以后坊间披露的钱锺书对章的某些讥评有相似处。然而，钱锺书和章士钊没什么交集，而章士钊却是救助高二适于危难之中的恩人，面对这样的关系，高二适依然恳切陈词，这就是超越了一般乡愿文人的鲠骨直肠。

　　还有一件事是，高二适看到毛主席接见外宾的书房里有许多线装书，就写信给章士钊，请章再上书毛主席，要求发还被抄没的书籍。高二适就是这样一个人，性情直爽，言必由心，表现得比陈寅恪还要真率，说他是“书坛陈寅恪”，毫不夸张。

　　新京报：高二适的一生留给今天的人们什么样的遗产？

　　李廷华：正如司马迁、王羲之、杜甫和苏东坡，还有不少中国传统中的优秀文人们一样，高二适在长期的困顿甚至孤独之中，靠着文化素养及趣味，来摒挡痛苦和烦恼。在陈寅恪、吴宓、钱锺书意气风发任教于高等学府的年代，高二适只是个小公务员。其实他那时的诗作与学养已经足可与诸家颉颃，但他一直没有在文坛和大学讲台发挥作用，而是长期处于边缘状态。也正因如此，他坚韧豁达、自尊自守的心性行为，对于人生遭遇较为波折的知识分子们，就有更多启示意义。

　　新京报：帖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否即为帖学革命的关键？帖学革命是否又关乎对传统文化的革命？

　　李廷华：中国书法的美感因素，可以走上工艺美术的道路，又因为王羲之的贡献，性情、学问融汇其中，形成文人字，这就是帖学的本质。近代以来，诸多因素造成了中国人对美学的自我疲倦及文化扬弃，这是卑帖观念的内在原因。我有一本批评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辨析”之书，系统谈这个问题。

　　康有为等人从社会改造的角度出发，偏颇地扬碑抑帖，作为一种学术观念，自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而郭沫若则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写，如果这样的论点成立，必然是对王羲之以来的书法传统的大颠覆。这乍看上去不乏革命性的刺激，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叛作用，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郭沫若们当时恐怕并未多想。

　　新京报：陈寅恪和郭沫若也有过辩论，这和“兰亭论辨”有什么相通之处吗？

　　李廷华：陈寅恪和吴宓1961年的羊城夜话已经谈到，中国的前途是坚持文化独立的道路。他们不会想到，几年后有位高二适出来与郭沫若对阵，明明白白地以《兰亭序》为民族文化之圭臬。比较当年陈寅恪和郭沫若就《再生缘》的辩论，“兰亭论辨”就更加切中中国文化的核心了。

　　新京报：21世纪即将进入第三个十年，在你看来，今天的中国应该对传统文化采取怎样的态度？

　　李廷华：要认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涵。比如，孔孟之道里面，究竟是“三从四德”有益，还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宝贵？吴宓当年在哈佛大学求知，被其老师教导“好好回去领略你们中华文化”，这个中华文化的精义是什么？其实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孟子的观念可以连通现代民主精神，林语堂也曾经谈过苏东坡性格、作为中的现代性。陈寅恪、高二适的文字是古典的，精神却具有活生生的现代性。他们的行为不仅是传统文化的闪光，对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也具有前瞻性。

　　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张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