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桑：罗伯特·洛威尔的诗歌 有时代的痛苦经验

　　罗伯特·洛威尔（1917-1977），“美国同代中最好的诗人”，自白派诗歌的开创者，曾接受正统的“新批评派”诗歌的训练：一种去个人化、语言晦涩、格律严整、宗教色彩浓重的诗歌风格。1957年听到艾伦·金斯堡的《嚎叫》后，洛威尔转向自由体诗，以个人经验和家族记忆为内容，在诗中坦白自己的故事（瞬间感悟和精神痛苦），以及自我与外部世界间的强烈张力。

　　这些极具自传性的自由体诗歌，结集为《生活研究》，改变了美国诗歌的方向。个人经验、家族历史、对自我的精神分析，洛威尔像一个勇者甘愿裸露自己，并因此成为一个时代的样本。

　　长期以来，洛威尔深受躁郁症的折磨，他的个人分析似乎有自我救赎的意味，他并未沉溺于个体，而是贴合当下、深入历史，处理公共空间和历史记忆。二战后躁动的社会氛围和美国整体的历史记忆，都在他的诗歌中化成私人语言，被定格，被重塑。

　　自白派：自由体的、散漫的、充满意外的诗歌

　　新京报：罗伯特·洛威尔最重要的标签也许就是“自白派开创者”。自白派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哪些鲜明特点？

　　胡桑：自白派（Confessionalism）出现于1950年代的美国。它关注个人经验，尤其关注个人经验中的极端时刻，比如精神疾病、性欲、自杀。这些在之前的美国诗歌中属于写作的禁区，很少有人去书写。自白派（Confessionalism）这个名字有着“告白”“坦白”的意思，也指向宗教中的忏悔和告罪。

　　但是，洛威尔等人的诗歌写作将这种告白制度放置在了二战后的美国社会——一个价值正在急剧解体和重构的社会。自白派诗歌的任务，是要揭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生命个体所承受的压强。自白派诗歌有别于此时依然风靡美国的“新批评派”严格整饬、讲究韵律的诗歌，是一种激进的诗歌，是一种自由体的、散漫的、充满意外的诗歌，这样的形式契合于不确定的、幽暗而丰盈的个人经验。

　　新京报：洛威尔曾受到新批评派的影响，但他通过诗集《生活研究》（1959）完成了转向，由此开创了自白派。影响洛威尔产生这一写作转向的原因有哪些？

　　胡桑：在1964年与库尼兹（Stanley Kunitz）的对谈中，洛威尔曾经说过，影响他最深的诗人是艾伦·泰特（Allen Tate）、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艾伦·泰特是“新批评派”代表人物。在哈佛大学就读的最后时日，洛威尔遇见了泰特和兰瑟姆，诗风就开始深受他们影响。尽管在诗集《生活研究》中，他开始逃逸新批评派的影响，然而这一影响一直没有完全消失；在他后来的写作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新批评派在修辞、节奏、主题层面留下的痕迹。

　　然而，作为年轻一代诗人，洛威尔需要找到自己的书写方式。这时候，毕肖普和威廉斯的简洁诗风吸引了他，尤其是毕肖普，是其一生的挚友。他们经常通信，现在我们能读到他们的通信集《空中言辞》（Words in Air）。1947年，他在缅因州结识毕肖普，不久写下标志其诗风在转变的《臭鼬时光》一诗。这首诗融入了个人记忆、当下经验、梦境、时代隐喻等等因素。修辞上放松了许多，当然依然不放弃难度。而这些正是自白派诗歌的特征。

　　在《生活研究》中，他开始书写外祖父、父亲、女儿、妻子。诗歌的自传性因素急剧增加。这改变了美国二战后的文学风气。消费主义时代的个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困境，被记录在了这些诗歌中。他们开创了一个时代。

　　洛威尔：作为英雄的虚无主义者

　　新京报：从1964年的《为联邦军阵亡将士而作》，到1973年的《历史》，再到1977年的《日复一日》，洛威尔的自白风格似乎变得没有《生活研究》中展现得那么纯粹，而是时常出现一些想象中的意象或图景，似乎和其早期晦涩的诗风有些相似。如何看待洛威尔这一写作上的演进？

　　胡桑：自白派有着一种复杂而开阔的诗学主张。它并非只是面向个人，沉溺于个体经验和记忆。《为联邦军阵亡将士而作》这本诗集触及了对时代、历史的回应，尤其是冷战时代的历史境况，比如《1961年秋》和《为联邦军阵亡将士而作》这两首。自白派首先是要处理经验，而不是个人。在这个意义上，自白派的表达策略和范畴，在后续诗集中是被拓展了。而《历史》这本诗集则尝试将自白派诗歌技艺移植到历史记忆身上。

　　1973年，他还出版了两本诗集《为丽齐和哈丽特而作》《海豚》。前一本诗集全都写的是她的第二任妻子小说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和女儿哈丽特，第二本诗集里不少地方涉及第三任妻子小说家卡洛琳·布莱克伍德，比如《秋日周末在米尔盖特》和《美人鱼》。他与两任妻子之间的爱与恨沉浸在诗作里。1977年的诗集《日复一日》是他最后一本诗集，记录了他的诸多童年记忆，比如《草丛起火》写他童年时的一次失火，《圣马可，1933》写他的中学生活。这本诗集还直言不讳地写到了诗人多年来所遭受的躁郁症的痛苦。《留意》中就有给他看病的医生。可以说，自白派的书写方式一直贯穿着他一生的写作。他从不避讳写自己的生活、经验、记忆和病症。

　　新京报：后记写道：“写诗就是洛威尔的精神分析。”从诗中可以看出，洛威尔的精神时常处于躁动、苦闷的状态。这其中有没有二战后躁动不安又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的影响？

　　胡桑：洛威尔的躁郁症的确与那个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艾伦·金斯堡在诗作《嚎叫》中所写：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二次世界大战横亘期间的二十世纪是人类启蒙-理性计划破产的时代。即便是最杰出的头脑也不再信任理性，甚至开始悬置理性，诉诸非理性，生存的境况发生了巨变。

　　艾里克斯·宾恩（Alex Beam）有一本著作叫做《雅致的精神病院》，讲述的是波士顿的麦克连精神病院。这里生活过洛威尔，还有他的学生塞克斯顿、普拉斯，诺奖数学家约翰·纳什，灵魂爵士乐大师雷·查尔斯等。我们仿佛能看到一种时代精神的症候。我当然不是说，洛威尔的躁郁症只是时代造成的。但时代气候无益是一个重要因素。洛威尔自己也了然于此，他自认为自己是“作为英雄的虚无主义者”：

　　但有时，当我生病或变得虚弱，

　　我的火柴病弱的火焰变成了始终如一的绿色，

　　一株玉米茎秆，有着绿色的尾端和带籽的穗……

　　一个虚无主义者想要生活于这般的世界，

　　却把永恒不变的群山凝视成瓦砾。

　　他生活在一个瓦砾堆积的废墟上。无所凭依，进行着精神上的漂泊。所以，我称他为“航渡者”。

　　我最近刚刚校对完译作米沃什散文集《旧金山海湾景象》。米沃什在这本书中大量分析了二战后美国的时代气候和精神境况，可以来佐证洛威尔所看到的时代处境。他认为，源自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颓废主义思想依然在影响二战后的美国。西方文明已经进入了衰落期。美国已经被恶魔侵占。

　　他写道：“也许，正在为人类创造一个新时代的，不是原子武器和星际旅行，而是作为大众的征兆的迷幻药物，反对无聊的民主手段。已经开始使用迷幻药物的那代人（借用了墨西哥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发现），不应该对其心怀蔑视地大肆辱骂。例如，他们比二十多岁大呼小叫、满身珠光宝气的美国年轻人要强得多，虽然他们哗众取宠的姿态的确诱导我们借用那句俄罗斯谚语：‘让他们养尊处优，就是让他们变得疯狂。’”这句俄罗斯谚语无疑触及了洛威尔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

　　新京报：有评论家称洛威尔为“我们的最真实的历史学家”。洛威尔的诗中包含大量的历史，甚至有部诗集就取名为《历史》。洛威尔从个人视角解读（塑造）历史的写作方式，具有怎样的意义？

　　胡桑：这本诗集包括从亚历山大到好友贾雷尔的许许多多“历史”人物。但他的目的不是还原历史，而是要去经验、重构历史，以当代的方式，以个人的方式。他经常将历史人物的言行与自己的当下生活并置，使两者均发生形变。比如，《马可·加图 ，前234-前149》的开头：“我活跃的电话逐渐变弱，直至成为/距我耳朵两英尺的孤寂。”《拿破仑》的开头：“波士顿的二手书店，来自伦敦的时代弃儿，/都逝去了；不易猜测而今我为何将假期/耗费在把他的三手《生活》拖回家”——这就使历史人物具有了当代性。

　　其实，他是将历史人物都写成了自白者，一个个絮絮叨叨、犹豫不定、充满怀疑的生活个体。在这本诗集里，个人生活的困扰与负担依然存在。历史只是个人经验的镜像而已。他感兴趣的其实并不是历史，而是个人经验和生活的实现的广度和深度。这本诗集证明了，个人经验可以在历史的镜子里找到变形的影像。所以，个人经验不仅仅是日常的，也可以穿越历史。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