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辩保“6” 6位经济学家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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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龄化是慢变量还是快变量？

　　陆挺：在人口和就业方面，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最大的变量首先是农民工群体的变化。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2000年时中国农民工数量为7849万人，而到2010年为25278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1.9%，而此后的8年年均增长率仅有2.2%，2015-2018年间的年均增长率更是下降到了1.3%。这中间道理很简单，中国在高速工业化前有一个巨大的剩余劳动力人群，但这个人群的数量是较为固定的，是一次性的，并非取之不尽的。

　　农民工数量是一个快变量，中国的老龄化是一个慢变量。但即使老龄化作为慢变量，和其他国家相比，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21年间有些也有较大变化，未来十年变化会更大。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和经济发展，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在过去几十年发生很大变化，比如说0-14岁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82年的33.6%被腰斩到2010年的16.6%，只用了28年时间。这个数字说明什么呢？同2002年相比，中国20-34岁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到2030年下降一半，到16%左右。我们难道不应该认真考虑未来十年年轻人口占比快速下行这个事实吗？

　　殷剑峰：2010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跌破10%，2012年之后继续下滑。为什么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很大，增速自然会下滑，这是经济学外行的“规模论”。决定经济增速收敛的是人均GDP，人均GDP越高，经济增速越慢。比较日本、韩国经济增速进入“6时代”时，两个国家的人均GDP分别为19328美元、12652美元，而中国这一数据是7755美元。从城市化率的数据看，韩国、日本在经济进入“6时代”时，城市化率的数据分别为73%、79%，而中国这一数据是59%。为什么中国在人均GDP这么低、城市化尚未完成的时候就进入“6时代”，甚至很快进入“5时代”？从老年抚养比来看，韩国、日本在经济进入“6时代”时的数据分别为10%、9%，而中国这一数据是15%。

　　在西方经济学界，有个热门的话题——长期停滞（潜在增长率下滑），而长期停滞这一现象的核心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1938年，美国经济研究会（AEA）主席Alvin Hansen指出，大萧条开启了一个持久失业和经济停滞的时代。2013年，美国财政部原部长Lawrence Summers提出，2008年全球危机是长期停滞的开端，持久高失业、总需求不足、零利率甚至负利率。2015年，Barry Eichengreen提出长期停滞的几个因素：第一，意愿储蓄上升，意愿投资下降；第二，人口老龄化；第三，技术进步停滞。

　　其中，日本是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停滞的代表国家。2019年，Lawrence Summers表示，发达经济体都在面临日本当年面临的问题——长期停滞。

　　日本经济增速从1964年跌到10%以下，仅用7年（1971年）就进入“6时代”，然后迅速进入“5时代”、“4时代”和“3时代”。1990年泡沫危机后，增速降低到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之下，陷入“长期停滞”。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原因是总需求不足，关键是投资需求不足。在总需求中，萎缩程度最大的是资本形成。也就是说，从总需求看，长期停滞的典型特征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投资需求不足的关键因素在于MPK：经济增长=MPK×投资率。决定MPK的因素：第一，人口结构，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第二，技术进步；第三，存量资本的配置效率。其中，人口结构对后两者又有内生性的影响，老龄化是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关键因素。

　　回到中国，为什么2010年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跌破10%，2012年后继续快速下滑？这是因为与日本当年一样，因为影响中国经济的MPK和投资率同时下滑。也是在2010年，中国迎来了人口拐点——在人口红利时期，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三高”增长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在2010年后，随着老龄化时代的来临，储蓄率、投资率、潜在经济增长率均开始下降。如果把日本1960-2018年的老年抚养比与中国1992-2018年的老年抚养比做一个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的数据与日本1960-1986年的数据高度吻合。如果根据日本1986年以后的数据预测中国2019年后的情形，恐怕未来中国的老年抚养比会迅速上升。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这一慢变量正在变成快变量，其直接和突出的表现就是2010年后MPK和投资率的快速、持续下滑。

　　应对老龄化需要采取“三支箭”的政策组合：其一，基于中央财政、而非地方财政的扩张财政政策，通过国债发行增加财政支出，而财政支出需要投向与“人”尤其是“年轻人”相关的领域，包括提高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和鼓励生育的措施——最简单比如说就是生育一个孩子奖励10万元，而不是用财政支出去搞大规模基建、甚至浪费财力的各种运动会展览会；其二，配合财政扩张的货币政策，以国债作为吞吐基础货币的主要工具，增加央行的国债持有量；其三是加快结构改革，真正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

　　王勇：我个人认为生育率应该马上立刻彻底放开，一胎化的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越来越强。我看不到任何一条站得住的理由在现在还要控制我国的生育率。如果非要进行歧视性的人口政策，我也认为只是要在贫困地区，尤其是重男轻女思想比较严重的贫穷地区，重点宣传一下养孩子的客观成本以及对孩子教育的重要性，父母陪同孩子的重要性，不要不负责任地乱生。城市化、民工、留守儿童的问题需要特别关注。放开生育率以后，还将会有利于提升短期与长期的消费需求。

　　焦点5

　　如何看改革与稳增长的关系？

　　徐高：现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个不好的倾向——把改革和稳增长对立起来。在过去，改革是一个神圣的词汇，代表着美好的未来。但现在一提到改革，就好像我们不会再有高增长了，把改革变成了一个负面的词汇。这正在损害改革的声誉。改革当然要改。改革是为了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但如果经济增长都没有了，还谈什么高质量。我们国家能有现在的国际地位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是来自于改革开放后持续40年的高速增长。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还远远没有实现，此时以改革的名义来淡化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来否定改革。

　　管涛：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看，稳增长和促改革并不是0和1的关系，并不是有你无我的关系。从会议公告可以看出，还是坚持“稳”字当头，但强调的是如何实现“稳”，是通过强刺激来“稳”，还是通过改革和调整的方式来“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是，要把宏观调控贯彻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通过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来激发主体的活力。也就是说，面对当下的经济形势，肯定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只不过不再是过去那种传统的方法——把改革放到一边，先通过财政、货币等手段进行刺激。如果继续走“老路”的话，结构性问题会越堆积越多。

　　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我认为，总体上我们政府的干预还是太多了，发挥市场作用的成分有点少。因此，我们要避免在稳增长中走回头路。

　　王勇：为保6增长，正确的短期宏观政策与促进中长期发展的制度改革并不矛盾，甚至是相辅相成，正向激励的。

　　比如，我的研究发现，僵尸企业在各自行业的所有企业数目中所占比重，上游产业最高、下游产业最低，这在逻辑上进一步印证了我与我的合作者在2012年提出中国的“垂直结构”问题，即上游核心产业国企垄断，下游产业民营主导并开放的结构性问题。改革的方式就是要打破那些与国防战略安全并无实质关联的上游产业的行政垄断，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更加充分地竞争，这样才能优化上游产业的效率，进而通过投入-产出表的产业关联，有利于促进下游产业的发展和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再比如，随着我国“领先型”、“换道超车型”、“战略型”这三大类的产业比重越来越高，自主研发与创新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与日俱增，而我们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创新人才培养、高质量的基础教育、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的普及等方面仍旧非常落后，需要大力进行制度性改革与大量追加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报率最长、折旧率最低、最能增加幸福感的扩张性政策，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包括学校教育、职业培训与文化艺术旅游产业的发展，还包括在医疗、体育、养老等产业上的健康投资。

　　焦点6

　　如何提振企业家信心？

　　管涛：我认为，提振企业家信心的关键并不在于政府是否实行刺激政策，更重要的是，任何政府的政策不要反复无常、变来变去，不要一会儿热一会儿冷。比如，在中国经济要稳增长的时候，政府机构一哄而上，抢着给企业送温暖。但一说要收缩调控政策，开始对企业实行“一刀切”。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猪肉价格问题都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

　　对于当下的经济形势采取的政策同样如此。中央提出，鉴于风险点、不确定性较多，要做好动态评估和预案。面对当下经济形势，要采取什么政策、要得到什么政策目标、要做哪些牺牲？——要随时评估这个过程，并随之调整政策力度，这样的话才能保持政策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才能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如果政策老是变来变去，肯定也是不行的。

　　罗志恒：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重要原因是民营企业家精神和地方政府企业家精神受到抑制，尤其是企业家信心的下降。近年来，去杠杆、去产能、加强环保等改革和政策的大方向都是好的，初衷也是好的，但是执行中却误伤了民企，出现了信用分层、融资歧视等情况，使得企业家的信心和预期不稳，不愿意扩大投资。2018年上半年政策相对较紧，下半年提出“六稳”，政策转松，2019年一季度经济短暂企稳后政策转为偏紧，年中开始政策又宽松。总之，我们当前亟须加强政策的可预期性同时避免摆动太大、强化政府的法治与契约精神、落实所有制中性，真正让民企安心，提振其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