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袁凌 非虚构写作，从来没有成为一门显学

　　袁凌身上有很多标签，比如调查记者、前媒体人、知名作家，以及“非虚构”。2019年，袁凌的非虚构作品《寂静的孩子》出版，为他赢得了2019年度青年作家的盛名。伴随“非虚构”成为一种流行，袁凌的曝光度也随之上涨。但在他看来，热闹更多是虚的，非虚构从来没有成为一门显学。

　　习惯了漂泊的作家如今依然过着相对漂泊的生活。在2019年，袁凌一半时间定居在西安，另一半时间不断地自己外出，见朋友与各色人群，寻找新的写作的可能性。从2014年开始，袁凌陆续出了7本书，他是勤奋的作家，却自认为写得不够，而且慢。

　　袁凌关心世界，不仅有底层兄弟也有知识分子，他习惯书写苦难，同时也在承担苦难。纵观他的从业履历，他几乎待遍中国最好的媒体，但他的底色是文学的。袁凌坚持公共写作，但并不放弃私人表达，他从个人视角出发将人和更广泛的东西连接起来。

　　在接受采访时，袁凌思路清晰，目光笃定。也许是多年媒体工作养成的习惯，袁凌是一个习惯发问的受访者，他比约定时间更早到达，坐定他问我：“从哪里聊起呢？”

　　“故事”的概念

　　传统小说会被取代吗？

　　在日常的写作中，袁凌更愿意把自己的写作称为“故事”。他认为将来“故事”这个概念可能会取代小说或者是非虚构散文的概念，成为一个大宗。他说自己不喜欢小说这个词，在他看来，小说已经和报告文学一样有很大的负面意义，这个词应该慢慢消亡。

　　袁凌是有内心骄傲的，他看不起小说，却放不下文字，我们谈得最多的，依然是他最心心念念的写作。他一方面批判当下的写作环境，缺乏经典作品，但另一方面来说，他期待能够吸纳更多普通人参与进写作的人群，共同对传统文学体制产生破解作用，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革新。

　　“非虚构”能够把传统的小说观打破，能够在叙事或者故事的框架下产生一批综合的、包容度更高的作品，能够去思考时代、思考生活、思考人性。“非虚构”的所谓繁荣似乎可以说明大家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厌倦，但是它绝对没有到达繁荣的地步。

　　研究者还是大多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去看非虚构写作。而袁凌觉得如果不能将这种有色眼镜摘除，“非虚构”依然是没有未来的。何况，在主流和官方的文学体系里面是没有非虚构足够的写作位置的，不管是茅奖还是鲁奖都没有它的位置，不设这个门类。

　　用《繁花》做遮羞布

　　遮住陈旧且颓废的文学趣味

　　在刚刚结束的单向街书店文学奖上，袁凌凭借新书《寂静的孩子》获得2019年度青年作家，他在朋友圈里写道：“从金宇澄老师手中接过奖杯的感觉很特别。”

　　袁凌对中国文学是失望的，他谈茅盾文学奖，一脸不满。只有谈到金宇澄是客气且尊敬的，在他看来我们在用《繁花》做遮羞布，也许可以遮上五年，但这并不足够。实际上整个文学的状况越来越差劲。

　　袁凌觉得金宇澄具有“非虚构”精神，有生活气息，他在任何场合都把自己听见的东西记下来，认为段子比长篇小说精彩。《繁花》写作本身也是在网络论坛进行，是和芸芸网友互动的成果。

　　袁凌对《应物兄》也有自己的看法。这本是一部有追求的作品，作者希望能够做到其他作品没有做到的东西，获得某种人文性，但是由于受制于当下的小说观，受制于整个作协体制，它的批评是失焦的。对知识分子的反思是自鸣得意的，希望让读者感觉自己不仅高级，还能反讽，反讽能力本身成为了另一重高级，却没有真正地反思成果，而是成为某种更精致的媚俗。这体现出的趣味本质上和传统小说类似：陈旧且颓废。

　　文学青年的困苦

　　我们没能出生在伟大作品的时代

　　我们没能出生在一个诞生伟大文学作品的时代，这是一个二手时代，我们的生活是二手的。假如你是一个作家，你有才，你早一点成名了，你很快就变成一个职业作家，你被作协养成，或者你被粉丝围着，你所有的生活都是一个职业作家生活。

　　专业作家由于有作协这个体制、由于有圈子的区分，一年中有很多时候都在开会、交流、郊游，就连采风，也唯恐被别人落下。这是一种重复性的、单调的生活，去一个地方之前就知道自己会见到什么人，准备好说什么话，彼此互相捧。大家的生活可能就同质化了，不仅同质化，而且是不真诚。你捧我我捧你，最后就已经习惯于说那种话了。

　　袁凌继续补充，这个二手时代，还有一层二流时代的意思，一切价值在产生之初就经历了自我消解，譬如苦难、冲突、撕裂、自由与禁忌、乡愁与漂泊等，因此只有二流的价值和经验，也因此缺乏原创性的价值和经验。

　　听了这话，有写作热情的人多少会感到泄气。袁凌的应答直率且直接。他分明感觉到什么无形的东西在将人吞噬。袁凌有个挺好的朋友，是个不错的人。得了鲁迅文学奖后在一次饭局上的玩笑中，对袁凌说了一句让人难忘的话，“将来你可能会饿死，我不会。国家不会让一个获得‘鲁奖’的作家饿死。”

　　这不止是笑话，袁凌是饿过肚子的，他明白饥饿的感觉，因此为这个朋友获奖感到悲欣交集。很多年中，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和生活缠斗，多次以为自己会死去。世界对于一个想要写作的人的确过于残酷。

　　常常感到愤愤不平的那类人，是我们时代稀缺的良心，袁凌拥有这样的良心，常会为好的写作者被埋没难过。他提到真实故事计划中有一篇参赛文章叫《形而上学的亲吻》，写的是邓晓芒的师弟、武汉大学哲学教师苏德超的事迹。尽管只是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却让评委作家方方感到惊讶：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文字？

　　只要不戴着有色眼镜去看普通人的写作，我们会发现不管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能力上，他们已经远远走到了一些专业作家的前面，短板可能只是情节性。在袁凌看来，出名要趁早，成为一种残酷的谶语。生活会谋杀一个年轻的作家，他认识一帮文学青年，太困苦了。不少人过了30岁还没谈过恋爱，住在一个月只要几百元的出租屋里，苦苦求生活，身体也不行了，坚持不下去了，写了1000万字没处发表，也没人看，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们的社会应该容许这种人有出路，要容许一个人可以在40岁后再发展再成名。君特·格拉斯也曾默默无闻，他在一个俱乐部上朗诵自己的东西，他依然可以获得一个公允评价。而我们的年轻人死于生活。

　　袁凌动了感情：“我不是说只有快捷酒店的生活，或者说只有小酒馆的生活才叫生活，但是生活应该是既可以坐绿皮火车也可以坐高铁还可以坐飞机。中国只有两亿人坐过飞机，我也应该为那些没有坐过飞机的人写作。”

　　袁凌感到自己写不好城市，在各大城市生活多年，他依然放不下被自己抛在身后的陕南家乡，因此常常书写乡村，直到最近才慢慢开始和解。城市让袁凌感到自己的局限，北京那么大，却不能被作家把握。

　　他也读双雪涛或班宇，喜欢他们用身体经验写出的故事，但也怕这些年轻作家失去生活。他对近年来流行的“东北文艺复兴”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事实上，这是读者渐渐抛弃农村的表现，也是对于城市化的视觉错位。

　　如果说有的作家是手艺人，袁凌则更像一个文人。他始终觉得文学作品应该是有人文性的，而不是把文章写得足够精致就可以的。文章需要有思考性、对社会现实有关切性，对于我们真实的生活场域要有关联性。好的作品是要有土地的，不论站在城市还是乡村的土地上，作者需要脚踏实地。

　　2019年似乎是值得书写的一年，回望这一年，袁凌觉得很多话没法说尽，只想到自己发过的一个朋友圈：“履霜坚冰至”。这是《易经》里“渐卦”的卦词。现在已经遍地是霜，但接下来可能还有百丈坚冰，得有准备。当然，也不算最坏，还有一句叫 “幽人贞吉”，条件虽然很艰苦，但只要是有一个坚定的想法，保持住自己的本心，总能平安度过。

　　回首过去一年，袁凌引用加缪所说，认为自己“置身于光线和阴暗之间”。如果说过去曾经经历过彻底的绝望，他已经重新领会了生活。

　　2019年的最后一天，他写下这样的文字：神也要努力学习爱。耶稣虽然不为辖制了父的欲望所辖，与魔鬼撇清了关系，面对强权和伪善，仍然要时常克服软弱与愤怒。何况人？

　　1973年

　　出生于陕西安康平利县。

　　2003年

　　考取清华大学思想史博士，同年加入新创刊的新京报，次年退学。

　　2003年-2005

　　任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北京新闻部副主编。

　　2014年

　　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

　　2017年

　　出版《青苔不会消失》。

　　2018年

　　出版《世界》。

　　2019年

　　出版《寂静的孩子》。

　　新京报记者 余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