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或所有的士兵》 关注人的生存恐惧

　　【作者简介】

　　邓一光

　　当代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等10部，中短篇小说集《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狼行成双》《坐着坐着天就黑了》等20多部。作品大量入选各种年选，并以英、法、德、日、俄、韩、蒙古等文字译介到海外。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杰出作家奖、郁达夫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入选收获文学年度长篇小说榜、当代文学年度长篇小说榜、中国小说学会年度长篇小说榜等重要文学榜单。

　　致敬辞

　　战争从未远去，当我们以为它已远去；历史从未消逝，当我们以为它已消逝。在耗时五年写就的《人，或所有的士兵》中，邓一光以严谨的态度，在庞杂的史料中挖掘出香港保卫战的真实细节，又以出色的文学才华和幽微细腻的想象力,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逼真的再现。邓一光的写作焦点并不在于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而是聚焦于一名普通少尉，一个被囚禁在战俘营的人。也正是作者对战俘遭遇的深刻描写，才让我们认清人类原本的脆弱，才让我们真正意识到战争对人性的摧残。

　　我们致敬《人，或所有的士兵》，致敬它宏大的格局和厚重的内涵；我们更要致敬作者，是他以小说家的勇气和责任感为我们展现出这幅战争图卷，并让我们确信：远离战争，不论它以什么名义。

　　答谢辞

　　这个时代，人们与图书相逢的机会越来越多，智慧阅读不再是一个问题，但是，打开的大门也有可能再度关闭，人们需要一种出自对知识和真相本能了解和持续追问的勇气。《新京报·书评周刊》是阅读者的领航人，它相信阅读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够从它手中领取年度好书奖是莫大的荣幸。谢谢书评周刊，谢谢评委，谢谢读者！

　　这本书

　　“曾一度想放弃，最终坚持下来”

　　新京报：《人，或所有的士兵》700多页，非常厚重，你在书的末尾列的参考资料也多达47条。创作本书的缘由是什么？写作过程遇到了怎样的困难？

　　邓一光：说起来很简单，因为关注了人的小，人的生存恐惧，所以写了它。这个故事不在我的经验中，收集资料和做田野调查用了几年时间，酝酿时间比较长。写作中有过绝望时刻，曾经一度想过放弃，最终坚持下来了。

　　新京报：为什么会选择香港保卫战作为小说的背景？

　　邓一光：这个故事考虑过好几个背景，历史叙事中它们都属于显题，而我需要找到和主人公一样被遮蔽或消失掉的背景，所以没有动笔。大约2013年，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日本决定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并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朝鲜进行了第三次地下核试验、伊朗核问题六国会议举行、美国波士顿国际马拉松赛事期间发生爆炸案、“棱镜门”事件爆发、日本福岛核污水泄漏等等。也就在那一年，我注意到太平洋战争中香港这段经历。香港是中国与西方第一次武装冲突后割让的土地，历史上三度殖民，太平洋战争中第一座被攻克的城市，但人们对它的认识却奇怪地萎缩掉了，具有这个故事需要的多数材质，于是我选择了它。

　　新京报：此书在结构上相当特别，用每个人的第一人称，拼贴出事情的原委。为什么会用这种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对内容的表达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邓一光：这个故事的叙事任务决定了它不是要寻找一段历史，而是要重构甚至塑造一段历史和历史中人的精神世界，思想、语言、美学和历史材料必须构成相关整体，传统的历史叙事显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故事提供了10人10种类型的系统性共时讲述，重点不在搭建与主人公相关联系的结构框架，而在于它们形成了单数和复数的人的意识，即思维活动，它们是互为存在的部分，以此构成整体故事的新的意义讲述前提。

　　新京报：主人公郁漱石的身份很值得玩味。为什么把他的身份设定为中日混血？

　　邓一光：人们很容易获得文化和民族的对立或对抗故事，这种二元化的“童话”故事自1842年起讲了一百多年，令人沮丧，这种情况，之于个体生命的境遇也是如此。实际上，近代以来人们面对的主要困境不是历史和文化的纯一性，而是历史和文化的杂糅性，是它们引发的冲突和焦虑，所以，我的主人公需要跨文化和跨血缘的身份设置——实际上，你在近代历史中能找到大量这样的例子。

　　这个人

　　“不让我的主人公从视线中消失”

　　新京报：你的写作一直关注战争，其中的原因有哪些？和你出生于军人家庭是否有关系？

　　邓一光：我的写作题材相对较宽，战争背景的作品是其中一部分，它们受到阅读者关注，所以一般人认为我只写战争题材作品。

　　新京报：在60多岁的年龄，还能保持如此强的创造力，写出了最好的作品之一，你是如何做到的？

　　邓一光：目前没有觉得判断和认知有什么不适应。问题在于好奇心的投向是否准确，以及题材是否能解决我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至于是否能写出令人满意的作品，每次写作的经历不同，这一次我只做了一件事情，不让我的主人公从视线中消失，如此而已。

　　新京报：平时会规定自己每天写多少字吗？

　　邓一光：没有特别规定，实际上就算规定了也做不到。写这部书那段时间，我的第一工作是每天带母亲去公园散步，让她能快乐地多活几年。还有，写这部书过程中我曾一度放下，带了一个自称“小怼队”的青年才俊团队去做别的事情，大约工作了三四个月，结果失败了，只能遣散团队灰溜溜回家继续写这个故事。要是规定了字数，我可能是世上最糟糕的写作者。

　　这一年

　　“我希望人们对这个故事有兴趣”

　　新京报：今年《人，或所有的士兵》获得了很大的关注。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邓一光：经历中有过几次，新鲜劲早已没有了。我希望人们对这个故事有兴趣，如果你说到的关注指这个，我很高兴。

　　新京报：在当下出版有关战争（二战）的小说，个中意义有哪些？

　　邓一光：无论整个世界范围还是中国，战争题材作品一直持续出版，从未有过消寂。不同的是，距“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已有371年，距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也有117年，极端民族主义的故事仍然存在，谁都知道，这不是全部的人类活动，也不是人类应有的希望，这类故事再多也没有什么好夸耀的，相反应当警惕。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