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入心通》 在国语运动中，展开现代中国叙事

　　【作者简介】

　　王东杰

　　历史学博士，曾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出版有《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等。

　　致敬辞

　　国语运动是晚清以来中国转型的重要环节，几乎重构了中国文化的存在形态，也促进了现代国家的文化认同。以语言革命和文字改革为目标的国语运动，不仅仅是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问题，而且牵扯到国家建构、国族认同、文化理想、地方观念、阶级意识等范畴之间的多维度互动，同时涉及中西方文化的学战论辩和语言文化的观念变迁等复杂问题。王东杰采取非线性的跨学科研究范式，重新考察了国语运动中的生态变化和思潮变迁，以及语言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内在互动关系。

　　我们致敬《声入心通》，也致敬作者王东杰对近代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统一与推广等历史脉络和结构异变的多维度考察；致敬他从语言的角度探究中国近代社会的复杂轨迹，致敬他发掘近代中国社会中的文化与政治、精英与民众、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内在张力，他为我们深刻地剖析了国族建构与社会转型诸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历史影响。

　　答谢辞

　　谢谢评委会的厚爱，授予我这项未曾料及的奖励。

　　我深知这本书对读者不算友好，若是今天来写，我会增强叙事，使其少些艰涩，更加畅达。因为我在从事这项研究的过程中，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我们每天都要与汉字汉语打交道，对其成长，人人有责，要让它更生动、精准、优雅，富有弹性，而不是把这项工作交给诗人、作家，自己袖手一旁。另外，我也希望有更多人借助这本书，思考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该不该保留汉字，要不要废除方言，是否应学习外语？

　　传统中国的思维，习惯从个体出发，由家而国而天下，层层推展：一个国士，同时也是乡人；身处一隅，不妨思及天下。大认同和小认同共处对流，不必非此即彼，零和竞争。不同种类的资源储蓄越多，我们应对不虞之务就越发自如。汉字、中文、普通话，以及各地方言，都是我们认同的根基，应该不离不弃；两百年与洋人相处，外语、外文亦同样成为我们传统的部分，置之不顾，于己有损，于人无益。

　　语言帮助我们自由表达，丈量自我的深度，也赋予我们聆听和理解他人的心量。当然，它也可能带来褊狭、乖戾，制造怯懦，使弱者失言。如何让语言更好地发挥它解放的力量，而不是沦为束缚心智的绳索？这不只是可以思辨的议题，更有赖于你我当下的行动。

　　这本书

　　国语运动中的“上情下达”

　　新京报：你是什么机缘转入了对国语运动的历史研究？在此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王东杰：选择这个题目，一个考虑是想深化我之前的研究。我博士论文做四川大学国立化运动，实际是讨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家统一、国家建构，国语运动也是这个大问题中的一部分，只是不同的侧面而已。还有一个考虑是，语言文字，大家日用而不知。普通话是怎么来的？过去的人从哪里又怎样学说官话？这是大家都觉得有意思可是又不大说得清楚的问题。还有，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结构主义、符号学时髦一时，我逐人牛后，也半通不通地读了好些跟语言学有关的书，也算是一段因缘。

　　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当然还是我对语言学的了解有限。读到有些文献，总觉得里边埋藏有什么线索，可是又说不清楚，甚至不能判断自己想的是不是有道理。“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时候就只有读书，或向专家请教。

　　新京报：研究国语运动，改变千年以来的话语方式和书写方式，“上情”方面似乎更好研究，但“下达”方面似乎较难做出评判和分析？国语运动在“上情”争论和发展过程中，是如何“下达”的？

　　王东杰：确实如此，这也是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遗憾：它处理的还是相对容易的部分，留下了一些难啃的骨头（讨论得很粗略）。不同观点的激荡、相关政策的出台、组织机构的设置，这些东西有大量史料可以说明；至于具体的实践，被要求学习国语的那些人怎么想、怎么学、怎么感受？材料就很少，即使经过一番精细的爬梳，所获也不多，零零散散，难以构成一个相对系统的叙述。

　　就我目前掌握的情况，国语运动（或者说标准语、共通语运动）的推广，主要还是依赖于建制性因素。学校、媒体、交通、政府法令和公文，都是推行国语的主要渠道，特别是前两个。早期主要靠学校，而从整体效果看，媒体（广播、电影，尤其是电视的普及）的力量更强。有一些组织，比如大型的国营工厂（尤其是在“三线”地区）、军队等，也为普通话的流通提供了制度性的空间。

　　当然，学校、媒体、铁路、工厂、军队背后，都是官方的力量。但国语运动也不是只靠官方力量就能奏效，物质性、情感性、心理性的社会需求，也许还更为重要。政策、机构和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谋生手段、文化机制和心理氛围，都是国语进入日常生活的渠道。要了解这一点，还需要更细致、更集中于微观语言场景和行为的研究。

　　这个人

　　未来十年会集中于两个议题

　　新京报：尽管国语运动有历史的某种必然性，但国语运动在近现代的不同时期似乎扮演着不同的工具，或者说在不同时期被不同的目的所利用？左右国语运动的因素有很多，具体有哪些呈现？

　　王东杰：像我之前讨论过的大学国立化一样，国语运动也被不同的力量所关切，投注了他们各自的关怀。在20世纪的中国，“国家”是一种强势的象征性权力资本，国语运动作为其能量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方力量都要竞争的对象。不同的势力介入国语运动，当然各怀目的，有的人的确是想“利用”它以满足私利，但有些人就是想表达自身诉求，实现自己的理想。在理论上，国语是服务于民族国家的，而民族国家本身就具有平等和民主的意味。在此意义上，国语运动不仅积极参与了公共空间的生成，它本身也成为了一个公共空间。

　　影响国语运动的因素，有语言本身的，也有语言之外的。我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后者，也就是一些社会性和政治性因素上。国家建构、国族认同、地方观念、阶级意识、民族身份、城乡差别、政治派系等等，都是激起争议的刺激源，构成多声部中的一种，这些力量又常常交错在一起，并随时代而变动。此外，物质景观、资讯手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化，是整个国语运动的背景，对此我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其实还需要花大气力去重建。

　　新京报：“声音”在国语运动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王东杰：国语运动原本就是围绕声音展开的，一个（相对于“文字”来说）更具独立性的“声音”意识，启动了中国近代语文改革的开关。我们甚至可以说，声音是国语运动背后的匿名“组织者”。

　　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角度而言。国语运动提出了“言文一致”的目标，实质则是以“言”导“文”。其中又可分作两个层面：在文字层面上，它一直存有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的追求；在文体层面上，则提倡“我手写我口”。顺便说一句，最近沈国威教授提出，“言文一致”首先是满足“科学叙事”的要求，而不是“文学革命”。它适用的是课堂演述之类的场合，目的是要让人“听懂”，还不是写作问题。这个看法能否取代传统的讲法，还可以讨论，但有一定道理，至少提示了我们过去关注不够的问题。

　　新京报：你接下来有什么研究计划？

　　王东杰：我不是一个特别讲究计划的人，大概未来十年会集中于两个议题：一是近代的“声音文化”，希望在过于运动研究基础上，讨论更大范围的“声音文化”是怎样影响、建构、组织20世纪中国的社会政治的。另一个是思想史课题，主要讨论晚清以来中国文化的价值轴心怎样从天道、天理转向历史局面。

　　采写/新京报记者 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