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赫比》 赞美成长过程中的神秘转变

　　【作者简介】

　　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

　　（1915年5月27日-2019年5月17日），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普利策奖得主。他的代表作品有普利策文学奖获奖作品《凯恩舰哗变》（被改编成话剧《哗变》），《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两部西方描绘“二战”经典著作，此外，他还创作有唯一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少年赫比》。赫尔曼·沃克的一生与写作为伴，一直到去世前一个月仍在坚持创作。

　　致敬辞

　　从男孩到少年，从女孩到少女，是每个生命中最神秘的变化阶段之一；从童年的安全堡垒走到少年的广阔世界，更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惊心动魄时刻。《少年赫比》以细腻丰沛的情感，讲述了一个高密度的成长故事，男孩和女孩在一个夏天里奋勇突进，并开始承担自己的人生命题，理解“成长”的真实含义。

　　我们致敬《少年赫比》，它的作者赫尔曼·沃克真正理解并由衷地赞美从童年到少年的神秘转变，让每个身处其中的孩子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这位活了105岁的文学大师，是20世纪的伟大记录者，但在其唯一的儿童小说中，他超越了时代，因为一代代孩子总是这样长大。甚至成年人也应该读读这本书，它让我们可以回望来时的路。同时，我们也致敬译者一熙，他极好地还原了书中的童年味道——既渴望又恐惧，既迷惘又坚决。

　　答谢辞

　　很荣幸能在《新京报》组织的年度阅读推荐好书评选中获奖。我选出三个关键词，来聊聊《少年赫比》背后的故事。

　　这三个词是“感谢”、“坚持”和“回归”。

　　一本好书的诞生，是各方合力的结果。感谢主办方，感谢乐府文化特别是我的责任编辑，从选题、校稿到设计，都倾注了你们很多心血。感谢家人的宽容与支持，因为如果要论投资回报率，翻译真不是一份收益丰厚的工作。感谢诸多译界前辈的提携和鼓励，尤其是屠岸先生。

　　如今，数字化时代为读书带来便利，但资讯爆炸、信息过载消耗掉人太多精力，碎片化更阻碍深度阅读，牺牲了对文字的认知和理解，长此以往，人便形成一种恶习：将有价值的东西拒之门外。不过，我相信，人之所以为人，是具有反思的能力和勇气，如果说时尚是一个轮回，阅读也必将经历一种回归，甚至还包括纸质载体、书写技能。在这方面，我们有先天的优势，“诗书传家”、“明德知义”，始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中占据一席之地，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会逝去，但阅读会带领我们追寻美好的记忆。

　　谢谢大家！

　　这本书

　　普利策奖得主的儿童文学作品

　　新京报：《少年赫比》是赫尔曼·沃克唯一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赫尔曼·沃克生前深居简出，曾被《华盛顿邮报》称为“美国历史小说家群体的隐居掌门”，你是如何接触到《少年赫比》这部作品的？

　　一熙：就像我在《少年赫比》的“译后记”里所说的那样，翻译这本书，纯属是一连串的机缘巧合。因为读到我发表在《世界文学》上的《阿莱汉姆小说选》，加上之前我也翻译过儿童文学作品，所以编辑联系上我，寄来了这本样书。

　　在“译后记”里我提到了两个人，一个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赫尔曼·沃克，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我第一次接触赫尔曼·沃克的作品大概是在1989年，当时电视剧《战争与回忆》在全国热播，但那个时候看不到书。一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才开始买书，才看到了赫尔曼·沃克的原作。这位作家在美国非常低调，隐居在加利福尼亚州，宣传也相对较少，很多普通读者对他的印象就停留在他写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凯恩舰哗变》。

　　在收到样书以前，我没有想过他还能写儿童文学，而且还写得这么好。但我的编辑将这本书发掘出来，（这本书）很好地反映出了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下，美国的社会文化，以及美国的学校制度。

　　作者的语言文字驾驭能力很强。如果说赫尔曼·沃克的两部“二战”经典著作《战争风云》和《战争回忆》着重展现了成年人在战争中的英勇无畏，那么《少年赫比》描绘了儿童在成长道路上面临的困惑与烦恼。

　　新京报：还有一位呢？

　　一熙：还有一位是屠岸先生，他以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屠岸先生已经去世了，我曾经和他有过多年的书信往来。这里边有一个故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屠岸先生在出访美国时曾经拜访过这位作者，临走前，作者刚好赠送了这本书给他，我觉得这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巧合。

　　其实这里边有两个很大的遗憾，我将翻译这本书的消息告诉屠岸先生以后，他告诉了我这一段往事。我就想，既然当年二人有过这样的接触，现在的交流沟通又比较方便，能否让二人通过网络等进行一场对话，在相隔几十年后，通过这本书再次重逢，可惜没能做成——2017年年末，屠岸先生因病去世，这也成了我永远的遗憾。

　　第二个遗憾就是，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沃克还健在。我曾想翻译了这本书，能不能在出版以后寄给他，或让他知道这一消息，但也没能做成。这本书出版于2019年5月，刚好也是这一年的5月，作者去世了。这也是一个遗憾。

　　这个人

　　翻译过程中还原孩子心态

　　新京报：你翻译过相当多的作品，其中的跨度也非常大。在翻译《少年赫比》时，有遇到过一些困难吗？

　　一熙：为了完成《少年赫比》，我找来了大量的儿童文学译作进行揣摩。其实这本书我是2016年翻译的，翻译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女儿一岁，现在女儿三岁了。翻译的过程，就是慢慢把自己放到角色身上去的过程。还原孩童的那种心态，那种视角。这本书最大的难题可能是比较厚，而一般的儿童文学（作品）篇幅都不长。我们毕竟已经是成年人了，再回到过去，以孩童的视角看世界，有时候不太容易。

　　《少年赫比》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物多、场景多，人物的身份也多。书里面是两个世界：一个是成人的世界，一个是儿童的世界。成人的世界里有学校，学校里有讨厌的校长，有教练，有老师等形象。学校之外，还有父母等。儿童的世界里有规规矩矩的、听话的孩子，也有野孩子。他们怎么说话？他们的语言有什么区别？语言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当时下了很多的功夫。原文中很多语言其实很朴实、简单，一个词语可能反复出现，比如“beautiful”，但如果每一次都翻译成“漂亮”，可能就会挨读者骂，怎么能老师用“漂亮”，小姑娘还用“漂亮”呢？这个时候就是译者必须成为强迫症的时候——看到原文脑子里一下子就蹦出来好多可以参考的译文。

　　新京报：对翻译这个职业有哪些感触？

　　一熙：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叫《但是还有书籍》，有一段讲《百年孤独》的译者范晔，他自封为“象寄门下临深履薄仓皇右使”。“仓皇”二字，我深有同感。从事翻译，已有十年，曾经初出茅庐，下笔洋洋洒洒，到现在被硬生生逼成了强迫症，文字、标点、节奏，原文越简单，越是惶恐，难以拿捏，所以每译出一本自认为还满意的书，都不啻为一种解脱，心头暗发毒誓，再也不干这有害身心、费力不讨好的活。但为何无法割舍，始终坚持呢，因为总有新题材、新领域，让人难以抗拒与大师过招的诱惑。有人偏爱极限运动，做翻译，就是时时挑战极限，既消耗脑力，又折损体力，双重压榨。李文俊先生译完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就心肌梗塞进了医院，但从鬼门关绕了一圈回来，他自叹“尘缘未了”，又开始译书、写书。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后辈没有理由不坚持，将翻译之路继续走下去。

　　采写/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