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点0-3岁公益性托育机构建设

　　“一老一小”问题是最大的民生，是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难题。普惠性幼儿园和养老院都存在“一位难求”或“一床难求”。女性就业难、托幼班缺乏、祖辈被迫带娃等现实问题，使年轻夫妻想生“二孩”而不敢生；空巢老人多、独生子女照料老人难、养老驿站亏损等问题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如何建立和完善相关政策、加强监管，进一步织密育幼养老服务网，让孩子健康成长、老人安享晚年？在北京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这个问题成为不少委员关注的焦点。他们从托幼、女性职业保障、男性陪产假等角度“支招”二胎时代“幼有所育”，从细化政策精准助老、试点“子女护理假”、财政补贴养老服务等方面“支招”保障“老有所养”。

　　幼有所育

　　“二孩”不敢生

　　政协委员调研后发现：“无人照料”成主因

　　“自从二孩政策开放以来，本以为出生率会有很大的提高，但是三年来出生率并没有提高。”经济界别委员耿晓冬表示。

　　为什么年轻人想生不敢生？耿晓冬调研后发现，现在的年轻人都是社会主力军，是各个岗位的中坚力量。“一个小孩就把他们拖得筋疲力尽了，如果再生一个小孩，双方父母也都给拖进去了，想生而不敢生。”

　　记者了解到，2017年北京市总工会选取16家具有代表性的单位开展了专题调研。面对新的生育政策，青年职工生育“二孩”意愿并不强烈。65.3%的明显倾向只要一个孩子；打算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的仅占20%。

　　调研结果显示，制约生二胎的因素中，选择“孩子无人照料”的达63.1%；“经济负担重”的比例为54%；因担心“生育影响职业发展”的占比为24.32%。

　　孩子无人照料

　　建议试点0-3岁公益性托育机构建设

　　“要不要孩子？”“要了孩子怎么养？”是困扰想要二胎人群的重要民生问题。对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也是呼声非常高的百姓需求。

　　妇联界别委员徐凡表示，对于0-3岁婴幼儿来说，家无疑是他们成长最适合的港湾。社区是家庭能够获得养育支持最方便的场所。截至2018年，全市建成的家长学校和儿童之家不少于7200所，总覆盖率近90%。

　　但她提到，北京市社区（村）家长学校和儿童之家的建设和服务存在缺乏建设和服务标准、专业课程和师资缺乏等问题。

　　徐凡建议，在基层社区建立0-3岁家庭养育指导服务站点，方便广大家庭获取0-3岁婴幼儿的养育和照护服务信息，帮助家庭解决“如何”照护问题。

　　市政协委员蔡莹媛回忆，几十年前，不少单位有针对3岁以下孩子的托育所。“目前，幼儿园接收的是3-6岁的儿童，可以在公立幼儿园中增设‘前段’，专门看护半岁至3岁的儿童。”她建议，鼓励有条件的政府机关和企业自己办托儿班。

　　这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别委员许艳丽的提案不谋而合，许艳丽认为，可以利用提升3-6岁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之机，探索发展幼儿园同步开设公益性亲子园体制，鼓励公办幼儿园，特别是基础条件较好、学前教育资源相对充裕的幼儿园，适度增设班额，增加容纳量，招收2-3岁幼儿。

　　她建议，可以在条件较好的社区、生育意愿较强的地区、需要政府特别照顾的社区（公租房社区）开展0-3岁公益性托育机构建设试点，着力发展质优价廉、中低收入家庭负担得起的公共托育服务。

　　家庭责任不平衡

　　建议丈夫陪产假延至30天，工资纳入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经济负担重是生育意愿低的一个原因。”工会界别委员、通州区总工会副主席徐淑兰举例说，二胎家庭往往需要雇两个保姆，一个做饭、一个看更小的孩子，每月花销就要一万多。等两个孩子都上了幼儿园，每月又要花8000元左右。“全加起来，光两个孩子就要花两万，几乎是年轻父母的月收入。”

　　目前丈夫仅15天陪护假，徐淑兰认为，这不足以分担照顾家庭职责，也降低了年轻夫妇的生育意愿。

　　工会界别提交了界别提案。提案称，国外一些国家育儿假各不相同，比如挪威产假称为“育儿假”，夫妇加起来可休47周全薪育儿假，其中父亲必休12周。

　　目前，河南、宁夏、江苏等地相继出台延长男性“陪产假”、增加“育儿假”等规定。其中江苏规定，女方产假期间，男方享受十五天护理假和不少于十五天的共同育儿假。

　　工会界别此次提案建议，北京市将配偶15天陪产假延长至30天；不满三周岁子女的父母每年各享受10天“育儿假”。实现工作与家庭责任平衡及家庭责任性别平衡。

　　现实中，男性陪产假落实也存在掣肘因素。

　　民进界别委员郑华军表示，男职工陪产假是法定假期，因此男职工有权获得社会保险保障。但目前，男职工所享受的生育待遇只限定在报销计划生育的手术医疗费用方面。

　　“男职工陪产假工资未列入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男职工所享有的生育待遇也是不完整的。”郑华军说。他建议，将男职工陪产假期间的工资纳入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女性发展受影响

　　建议规定“保留岗位”，给予用人单位政策性补贴

　　二胎时代，女性面临着更大职业挑战。工会界别委员、首都师范大学工会常务副主席于丽萍说，生育二孩增加了女性“职业发展中断”的风险。部分用人单位出于成本控制，在招录中歧视女性。

　　“目前生育二孩的女性大多三十多岁，在工作单位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和职位。但有一些女性反映，生完孩子返回公司后，职位并没有被保留。”

　　她认为，相关规定应明确要求企业保留岗位，“养育二孩本身就需要更多钱，不能让女性生完孩子就失业。”

　　“女性休产假，企业需要找人替工，也不能让企业损失太多，政府可以给有生育二孩企业补贴或采取减税措施。”于丽萍说。

　　妇联界别委员常红岩也强调，家庭和社会应共同承担女性生育成本，而不能让女性单独承担生育带来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工会界别提案建议，政府可以通过给用人单位政策性补贴弥补用人单位工资损失与替工成本，对达到用工性别一定比例的用人单位给予税收等优惠。

　　借鉴国外做法，瑞典规定雇主尽可能对男女平均分配，女性雇员占到40%。韩国通过颁发“男女平等雇佣机会认证标志”，允许在三年内使用该标志，在政府采购时享受加分和行政优惠。

　　老有所养

　　看护人员不足

　　建议推行“时间银行”，鼓励活力老人储存“消费券”

　　在养老服务供给端，看护人员队伍紧缺是一个难题。“养老服务队伍流动性很大，风险高，劳动强度大，收入低，社会地位低。”民建界别委员陈百灵直陈难点，随着老龄化加快，劳动力越发不足。

　　“应建立机制，组织社区内健康的低龄老人，按照自愿原则，参与照顾高龄老人，既解决服务人员不足问题，也可为老人储存未来接受免费服务的时间。这是国际上较多的做法。”陈百灵说。

　　市政协常委、民进北京市委副主委李昕告诉记者，民进界别提案中也有相关建议：逐步推行“时间银行”，鼓励活力老人以当下为老服务积累的“现金值”，作为将来自己享受养老服务的“消费券”。

　　医药卫生界别委员雍莉建议，应加强护理人员多元化队伍建设，比如允许医院建立护理院。“只有专业机构有平台、有人，现在护理机构仍不成体系。”

　　空巢现象突出

　　建议细化政策，让老人感到服务就在身边

　　去年10月，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一项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增长至349.1万人，占户籍总人口比例首次突破1/4。

　　“目前北京市每2.4名劳动力抚养1名老年人，预计2030年将达到重度老龄化社会。”陈百灵列出一组数据。她表示，目前居家养老，如养老服务中心、养老驿站，对家庭养老支撑辐射作用发挥不足，应更全面覆盖。

　　陈百灵建议，针对老人年龄结构、街乡分布、老龄化特点、未来老龄化预期等有的放矢地开展养老服务工作，做好市级、区级统筹。

　　这个建议与民进界别提案不谋而合，李昕表示，应积极运用大数据，把老年人消费习惯、支付水平、家庭和社会支持、信息化能力等重要指标纳入调查范围，作为养老服务体系设计的底数。

　　北京老龄化的地区特点在于，纯老年人家庭占比高，空巢化现象突出，特殊老年人群体需求突出。

　　陈百灵表示，北京纯老年人家庭人口数占老年人口总数已达16.6%，空巢化现象突出，特殊老年人群体在生活照顾、巡视探访、安全救急、心理慰藉等方面需求较高。

　　陈百灵建议，进一步扩大普惠性养老服务范围，将筹建特殊老年人服务协调机制作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一个“突破口”，创新养老服务供给机制，多层次、多渠道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应该把政策细化，让每一位老人感到服务就在自己身边。”陈百灵强调。

　　养老驿站亏损严重

　　建议明确养老服务财政补贴和定价机制

　　北京市已经在大力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构建了“三边四级”养老服务体系。政府工作报告在总结工作时指出，北京去年新建街道乡镇养老照料中心20家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160家。

　　民进北京市委做过一项调查，对北京市区11个街道、37个社区60岁至80岁以上老年人家政、生活照护等5方面20项服务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18%的养老驿站严重亏损，40%基本亏损，30%能勉强维持，12%微利。

　　李昕告诉记者，90%的社区养老驿站盯着政府补贴开展活动，或者靠增设床位维持运营。“养老驿站依赖政府补贴维持运营，而政府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上的财政补贴存在较大梯度，加剧了社区居家养老机构间的竞争。”

　　她表示，现行养老服务财政补贴和定价机制缺少系统长远的制度安排，该补给谁，补什么项目，补多少，老年人应该付多少钱尚未经过严格测算。

　　“近期，应尽快开展养老驿站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和运营效果评估工作，以评估结果把控养老驿站建设速度，避免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低下。”

　　民进界别提案建议，应明确哪些养老服务产品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哪些是市场化个性选择。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之后，再对政府埋单的养老服务产品内容、标准、成本进行全面分析，明确定价金额与补贴比例。

　　子女照料父母难

　　建议试点“子女护理假”制度，减轻经济压力

　　老年人就医、护理少不了家庭支撑，“子女护理假”成为不少委员们讨论的共同话题。

　　目前，超过10个省份通过地方立法建立了独生子女护理假制度，以缓解独生子女父母生病住院期间看护难题。休假时长上，各地长短不一。河南、黑龙江、内蒙古是假期“最大方”的省份，独生子女在父母住院期间最长可休20天假。休假期间福利待遇方面，除湖北、内蒙古外，其余省份均明确规定，独生子女护理期间工资福利待遇不变，是带薪休假。

　　特邀界别委员、东城区委副书记、区政协主席宋铁健表示，目前北京还没有独生子女护理假相关制度，北京市仅发布了《关于加强老年人照顾服务完善养老体系的实施意见》，提出探索通过地方立法等形式建立家庭护理假制度，支持家庭成员照顾老年人。

　　“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为全部或部分员工提供带薪家庭假期，以便员工在平衡家庭义务与工作需要的同时，免除或减轻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宋铁健说。

　　宋铁健建议，在北京市研究立法或者出台相关制度，在政府公务员编制、事业单位编制以及在企业（国有和民营）内开展子女护理假（带薪家庭假期）。在具体操作落实方面，他认为，试点可先从独生子女或者非民营企业开始进行。

　　来自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别的委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许艳丽建议，精准制定家庭照护者支持政策。“在研究探索护理假制度时，可以转换思路，由财政发放补贴，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等给予家庭护理假。”

　　新京报记者 王俊 张璐 许雯

　　A12-A13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飞 李木易 吴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