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幻想未来

　　“公（恭）喜！公喜！新年了，到新世界了，真可喜！真可喜！”

　　梦，被叮当钟鸣与噼啪炮仗所惊醒，睁开眼睛，如今已经是新的一年。“恭喜新年”这句问候语，在每年这个时候都会被无数人不厌其烦地重复。虽然，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所谓新旧交替，不过是时钟上的秒针走过了一个刻度。不过，对这位自号“中国一民”的三十多岁青年来说，这一声“恭喜新年”所横跨的却并非仅仅一秒，而是整整六十年。除夕三十的一场大梦，竟让他横跨时空，循着新年钟声，来到六十年后的中国。

　　回想自己当初躺下时，心中还是满腔愤愤。那天是1904年2月15日，是中国旧历癸卯年的最后一天。年终正是盘点一年的时候，但回顾往昔，这位“中国一民”心中唯有酸涩痛楚。是年日俄战争爆发，竟以中国东北作为战场，而清廷政府却对自家门前的外敌侵凌熟视无睹，反而宣布局外中立，任由列强在中国土地上肆意蹂躏。麻木不仁的不止高高在上的权贵宰执，平民百姓同样对迫在眉睫的国难危机置若罔闻。尽管日俄战争的警闻时时传来，但商场里，过年气氛未有稍减，“还是讨债的讨债，求人的求人，祭神的祭神，吃酒的吃酒，忙个不了，连那看报纸都没有工夫看了。”在平民大众看来，比起国门内的熊熊战火，眼前的除夕元旦，才是“很大的节气”，这让这位容易冲动的“中国一民”怒不可遏。

　　或许正是对他这不合时宜的满腹牢骚的回应，新年梦境才会特意为他搭起通往六十年后未来的桥梁。在这六十年里，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人瞠目结舌，现实中迟迟迁延的议会迅速召开，集合各省公举议员共同筹划，对这个老大帝国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彻底改造。议会用强力刑罚对拒绝遵从新政的反动势力进行肉体消灭，用报纸、小说和唱本等手段打造民众爱国心理，同时建造的新型水底潜行舰和空中飞行艇在海空双栖作战，不仅将汹汹来犯的西洋列强兵舰化为齑粉，更逼迫列强放弃在华势力范围，与中国订立国际协约。战后，在中国的倡导下，世界各国完全取消军队，建立世界军，设立万国公法裁判所，使“文明的事业达到极顶”。在梦的尾声，由于世界和平已经实现，道德风俗更是臻于至善，因此五洲民众召开世界大会，废除了早已形同虚设的万国公法裁判所和世界军，成立了“胜自然会”，“大家协力的同自然争，要叫雨晴寒暑都听人类指使，更要排驭空气，到星球上去殖民，这才是地球上人类竞争心的归宿呢。”

　　梦之所以为梦，就在于它并非真实。梦中未来，自然也是虚幻出来的假想。但对这场“新年梦”的“造梦者”，36岁的蔡元培来说，它却不仅仅是一个虚幻之梦，而是自己孜孜希冀在未来时空将会实现的理想世界。那个做了一场甲子大梦的“中国一民”，正是自号“孑民”的青年改革家的自写小像。

　　可以想见现实中的蔡元培，在1904年2月17日写下这篇幻想小说《新年梦》时的情景：窗外是大年初二喧嚣欢腾的声声爆竹，掩过了东北冻原上日俄大战的连天炮火；窗内则是端坐冰冷屋中奋笔疾书的作者，“右手冻疮溃裂，肿得好似馒头一般”，却只能“套了一双半露指的手套，将左手放在大衣口袋里取暖”。国民麻木冷漠，四面天寒地冻，但他本人胸中却豪情炽热，在笔下的“新年梦”中穿越时空，来到未来，擘画一场除旧布新的变革大业。

　　梦中理想国

　　未来狂想曲

　　梦的魅力正在于此，它可以化现实中的不可能为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说，蔡元培的《新年梦》当然是在追逐一个中国古老的梦游文学传统。从牛僧孺《玄怪录》中古元之梦入仙乡的和神国，到沈既济《枕中记》里道破人世沧桑的黄粱一梦。以梦为质料，跨越时空，构建理想世界的小说传奇所在多有。但蔡元培《新年梦》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梦中世界并非如仙山桃源一般虚无缥缈，而是投射于基于现实发展的未来。如果说古代梦游小说中的梦是一座通往异界的桥梁，那么蔡元培《新年梦》中的梦则是一台穿越时空的时光机器。

　　梦的目的不是消极避世，而是积极地面向未来，这是身处晚清的知识分子发现梦的一种新功能。饶富意味的是，梦的这一功能的发明者，却是一本资质平平的美国幻想小说，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百年一觉》（Looking Backward）。这本讲述一位波斯尼亚青年沉睡113年后，在2000年醒来，发现社会主义理想国已经建立的小说，于1891年被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译介连载后，引起中国知识界一片震荡。1894年，单行本《百年一梦》由广学会出版刊行，更是成为一时热销著作，不断再版。梁启超在《西学读书法》中介绍这本书以“小说家言，悬揣地球百年以后之情形，中颇有与礼运大同之义相合者，可谓奇闻矣。”另一位名叫孙宝瑄的读者，在读过这本介绍公元两千年的未来世界的著作后，想到“今尚千八百九十七年也，为之舞蹈，为之神移”。

　　晚清知识分子捕获到幻想小说的密钥之一，它不仅可以完全凭幻想创造整个世界，更可以让读者在阅读时将幻想当作现实。现实在一端，幻想在另一端，而幻想文学则将两者连成一线。在这本书的刺激之下，中国古代的梦游文学传统重新披挂上阵，被赋予指引国家未来的重任。

　　与《新年梦》几乎同时出炉的另一部幻想小说《痴人说梦记》，书如其名，同样是以梦为线索。在全书最后，作者描绘了一幅不亚于蔡元培《新年梦》的未来梦境，甚至更加逼真细腻。梦游者稽老古梦见自己在上海登岸，发现“那些外国字的洋房，都换了中国字。那街上站的红头巡捕不见了，都是中国的巡警兵。这还不算奇，最奇的是铁路造得那般的快，据人说，中国十八省统统把铁路造成了，各处可以去得”。在车站，一个拿旗子的人告诉他“本国如今大好了，各处设了专门学堂，造就出无数人才”。在他的家乡，作者虚构的象征国人民智未开的愚村里，也添设了无数学堂，学童们各个手拿《申报》阅读，天文地理知识比过去冬烘学究胜出百倍。京城里灰土扬长的环境早已不见，“极干净的马路”上“马车、电气车满街都是”，甚至还铺设了“两层马路”的立交桥。当这位已经眼花缭乱的梦游者被数百艘飘扬黄龙旗的兵舰炮声吓醒之后，他的朋友大笑一声对他说：“这就是我们中国将来的结局”。

　　1910年，陆士谔的《新中国》同样也是大梦一场。与蔡元培一样，这场梦同样起源于新年的爆竹声中——搞不好陆士谔的这本小说就是蔡元培《新年梦》的扩写版，只是蔡元培一梦六十年，而陆士谔则将中国的变革之梦缩短在四十年里。当他睁开眼睛，翻开眼前的报纸时，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不再身处令人憋屈气闷的宣统二年，而是来到令人精神抖擞的“大清宣统四十三年正月十五，西历一千九百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七号”。漫步四十年后的上海，昔日拥满商铺的洋货已经全部被国货取代，这一切都是因为国人在偿还巨额外债的压力下所凝聚起的爱国心，终于战胜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外国资本。

　　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又在宣统五年（1913年）发现了巨量金、银、铜、铁、煤矿藏，已经长大成人的宣统皇帝也是有道明君，宣布裁革所有厘卡杂税，以纾民困。给整个国家带来真正剧变的是，三年后国会的按时召开。随后，一如《新年梦》里所规划的那样，收回租界，发展海军，唯一与《新年梦》不同的是，西洋列强并未因中国对外的强硬态度而发起挑衅，因为仅仅是看到中国舰船的规模，就已经让这些西方列强失魂丧胆，“一等巡洋舰八十五艘，二等巡洋舰六十二艘，战斗舰八十艘，驱逐舰一百艘，鱼雷艇七百艘，合并拢来共有一千艘。以吨数计算起来，共有三十二亿六万九千八百七十四吨，海军力为全地球第一”。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这则新年大梦中最引人瞩目的新中国未来预言便是在上海开办的万国博览会。只是在陆士谔的设定中，这场世博会的召开时间是宣统二十三年，也就是1931年，这一年，现实的中国则爆发了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

　　诚然，当这些兴奋的造梦者放下手中笔，环顾四周，就会发现自己身处的时代不啻一场噩梦。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庚子国变、辛丑条约，失败接二连三，领土日削月割，朝堂文恬武嬉，官员颟顸守旧，国民麻木不仁。身处亡国季世的忧患感，无时无刻不在侵扰着自诩救国济世为任的知识分子敏感的玻璃心。但恰如粪肥足以滋养树木繁茂结果，清末腐朽污浊的土地也为滋养幻想提供了用之不竭的肥料：恐惧、冒险、挣扎、悲伤、绝望、死亡、重生、信念、希望，以及绝处求生时所爆发出的强烈的乐观主义——所有这一切都在晚清的幻想小说中以丰富奇丽的色彩与质感呈现出来，有谁能抵御这梦的诱惑呢？

　　科学即法术

　　师夷长技以制夷

　　梦不仅可以通向未来，同样也可以重返过去，创造历史。不妨将时间的指针从末造季世的晚清时代，拨回到如日中天的康乾盛世。那时正是善用权术的雍正帝即位之初，西北的罗卜藏丹津却伺机发动叛乱，意欲侵占西藏。于是，皇帝派出心腹大将年羹尧与岳钟琪率军征讨。至此，是史书明载的真实历史。但战争，正是滋养史诗传奇的土壤。虚幻想象很难不插足其中，将残酷的战场肉搏血拼，装点成适合在街头巷尾茶馆书坊讲述的传奇故事。于是，这部名为《年大将军平西传》的传奇小说应运而出，无甚稀奇。但这部书并非诞生于年羹尧西征之后不久，而是在康乾盛世过去一个半世纪后的1899年。考虑到四年前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折戟惨败，戊戌年的变法改革又以血流满地而告终，而成为众怒所归的腐朽朝廷，则试图将民众对朝堂的不满祸水西引，大力煽动仇洋排外情绪。因此，此时诞生这样一部回顾往昔中国盛世，行军打仗所向披靡的小说，不啻一针刺激心神的兴奋剂。

　　但这部小说最饶富意味之处，在于其中出场的一个重要角色南国泰。这位南国泰乃是清初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南怀仁之子，颇有乃父遗风，善于运用西洋机械原理，发明出诸如升天球、地行船、借火镜之类的清代“黑科技”武器，协助年羹尧平定叛乱，战功赫赫。书中掌握西方先进科技武器的不止南国泰一人，还有一位西藏定禅老僧转世投胎的更生童子。这位更生童子为求破敌之道，远赴欧罗巴瑞典国，钻研电学，炼成一条电气鞭，“祭炼起来，迅如雷，捷如电，遇着些小使能丧命，就是铁汉金剐、菩萨罗汉见着这电气鞭，也无有不坏的”。不仅如此，敌方阵营中也有一位精通西洋化学的奇士安庆子，他的法宝是在山中炼成的“镪水”，也就是浓硫酸。这浓硫酸作为武器同样威力无穷，哪怕对方是仙人下凡，对阵时被泼上些许，也要中伤逃命。

　　西洋黑科技被运用于中国传统战争小说中，着实令人瞠目结舌。但它也并非凭空幻想，而是其来有自。早在五十年前，一部家喻户晓的传奇小说《荡寇志》（1847年），就已经将西洋科技掺杂其中。这部小说以《水浒传》为基础，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水浒好汉全部描写成叛乱逆贼，最后被忠臣义士尽数剿灭。在逆贼宋江阵营中，有一位智力不下吴用的洋军师白尔瓦罕。根据小说所述，白尔瓦罕乃是西洋渊渠国人，生长澳门，精通军械发明之术，原本想投效大宋朝廷，却被奸臣陷害，无奈投奔梁山。他所制造的奔雷车、沉螺舟，直可以视为现代战争中坦克和潜水艇的鼻祖。在南国泰的身上，时时可以看到《荡寇志》中洋军师前辈的影子。

　　洋人既为所用，他们掌握的西洋科技也被纳入到中国传奇小说之中，也就顺理成章。但《年大将军平西传》最具有时代性的一点，恰恰是它最荒诞的一面。尽管书中南国泰发明的种种西洋黑科技在战争中大显神威，但本质上，这部小说其实是一部神怪小说。小说中南国泰的同袍战友癞残、佛印都是仙道中人，善使法术，那位在战场上大泼硫酸的敌手安庆子也是修道之士。辅助叛乱头目葛尔丹的十二名术士，乃是雪山老祖手下，随身携带法宝，也是宛如经典神怪小说《封神演义》里剽窃来的宇宙杯、日月镜、阴阳盆、乾坤瓶之类。与电力科学研制法宝电力鞭对仗的胭脂巾，竟然是月经秽布炼成。

　　科学即法术。在晚清时人眼中，科学无异于法术的具象化，只不过时而它可以为我所用，与仙术同流，时而它助力叛军，成为邪道妖术。这类将科学视同法术的科幻观念，恐怕亦唯中国独有。但法术与科学之间的共存并不可能久长，一如西洋17世纪以降的科学时代逐渐驱散宗教与魔法的阴霾，在中国，科学与法术的冲突也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一部战争题材的幻想小说里。《年大将军平西传》刊行于世的一年后，以仇洋排外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终于发展成为剧烈的暴力冲突。

　　意味深长的是，小说有时比现实更清醒。在《年大将军平西传》中，是西洋科学的电气鞭战胜了中国法术炼造的胭脂巾。这多少承认了虚无缥缈的神怪法术，在蒸蒸日上的科学面前不得不俯首认输。

　　大同幻梦

　　洗脑造人的乌托邦

　　挟幻想之力，中国人不仅可以乘气球飞行天空，更可以航向宇宙。法螺先生就是航向太空的第一名中国人，当然，这一切只能发生在幻想小说里。在这部由徐念慈根据德国讽刺作家比尔格（G· A· Burger）经典名作《法螺先生谭》（今译《吹牛大王历险记》）仿写的小说《新法螺先生谭》中，法螺先生在高山上，被星球之间的吸力交互作用形成的大风吹得形神分离，却由此领悟到灵魂发光的新兴科学的真谛。尽管法螺先生高举灵魂巨光遍照中国，意欲唤醒国人，却只看到国人“无一不嘘气如云，鼾声如雷，长夜漫漫，梦魂颠倒”，只有一小部分未睡之国民，“亦在销金帐中，抱其金莲尘瘦，玉体横陈之夫人，切切私语，而置刺眼之光明于不顾。”

　　满腔怒火的法螺先生，形神再次分裂，灵魂的四分之一和躯壳留在了地球上，而剩余的四分之三灵魂则飞向太空。在与月亮撞击弹射出去后，他的灵魂飞越五大星系之间，在水星上，他目睹了一场造人术的奇观：

　　“余过时，见有二三人，系一头发斑白，背屈齿秃之老人于木架，老人眼闭口合，若已死者然。从其顶上凿一大穴，将其脑汁，用匙取出；旁立一人，手持一器，器中盛满流质，色白若乳，热气蒸腾。既取毕，又用漏斗形玻管，插入顶孔，便将器内流质倾入，甫倾入，而老人已目张口开，手动足摇，若欲脱絷而逃者，迨既倾毕，用线缝合伤口。”

　　从文字描述上看，这段开颅换脑手术着实令人瞠目而又战栗。但对旁观这一场景的法螺先生来说，却收获惊喜。晚清时代，传统中医提倡的心主说，已经被西洋现代科学的脑主说所代替。人们相信“人之生存运动思想，无一不借脑藏”。因此常葆青春的秘诀，就是保持大脑的年轻活力。这一观念经由晚清报刊上医学广告的宣传鼓吹，更是让民众入心入脑，心甘情愿地被一种名为“艾罗补脑汁”的所谓补脑神药骗得意乱神迷。法螺先生深信，倘若自己习得水星换脑之术，必能“将龙钟之老翁而改造一雄壮之少年”，“不独彼出卖艾罗补脑汁之公司，将立刻闭门，即我国深染恶习之老顽固，亦将代为洗髓伐毛，一新其面目也”。

　　制造新国民，乃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主题。对他们而言，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乃是不二真理。老大帝国中头脑老朽的民众必须更新再造，不然必定会在世界竞争中遭到淘汰。究竟该如何洗脑才能让民众返老还童？新的脑汁究竟是何成分？徐念慈虽然在《新法螺先生谭》中并未明确提及，但揆诸时世，答案不难找到，那就是所谓“文明”。

　　放眼20世纪初中国的幻想小说，以文明为名所进行的国民性改造实验层出不穷。蔡元培的《新年梦》里采用的仍然是创办报刊杂志、改良戏剧、演说宣讲的常规模式，但在更具奇幻色彩的《新石头记》中，凡是进入“文明境界”中的都要由医生在隔壁房间用“测验质镜”检验过，“倘是性质文明的，便招留在此；若验得性质带点野蛮，便要送他到改良性质所去，等医生把他性质改良了，再行招待”。文明境界中更有一种“制造聪明散”，但这种药散只能给文明人食用，以增长“脑筋”，至于那些被文明人视为低劣种族的红、黑、棕人种，是决不能给他们食用的，同样是增长脑筋，文明人可以增加文明程度，而野蛮人则只会“助长野蛮”。这类野蛮到底的人物，已经无可救药，只能让其死亡，以减少世界的野蛮含量。

　　至于那种使野蛮老朽化为文明少年的洗脑神药，尽管法螺先生不慎错过，但另一部小说中却已然技术成熟，推广使用。这部名为《女娲石》的小说，可谓晚清科幻小说中的另类，在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丛林中一枝独秀，整篇讲述一群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花血党”如何用高科技手段武装女界，进而改造中国。在这个外表是妓院内里却是高科技王国的女权文明世界中，洗脑和暗杀是文明改造的两大手段。对那些冥顽不灵的贪官权贵，花血党假扮成侍妾妓女潜伏身旁，伺机暗杀，“同时刺死督抚州县三百余人”。另一面，则是开设“洗脑院”，对那些愚昧中毒已深的人进行洗脑：“如脑筋为利禄所薰坏者，俺用绿气将他漂白，顷刻之间，再复元质。又如我国人民想望金银，其脑因感，遂定坚质。俺用黄水将他熔解，再用磷质将他洗濯……”为了解决彻底绝欲造成的人口繁衍问题，花血党的科学家们特意发明出试管婴儿之法，这一科幻创想比1978年全球第一名试管婴儿的诞生早了70年，只是它的用途不是为了让不孕夫妻享受亲子温情，而是为了改造国民的女权革命。

　　在20世纪初的幻想乌托邦中，基本的人性被牢牢桎梏在强制执行的道德规范之中，直到每个人都被洗脑再造，变成符合这个文明乌托邦的少年国民，才算拿到进入文明中国的凭证。在蔡元培幻想的“文明事业达到极顶”的乌托邦里，甚至个人的名字都被消灭掉了，“那时候没有什么姓名，都用号数编的”——这几乎就是17年后，俄国作家扎米亚京撰写的歹托邦经典《我们》中“联众国”的初稿。

　　然而，这毕竟是梦，是作者在除夕之夜昏昏入睡梦中的未来。现实属于每一个地球上的人，而幻想则属于自己。纵使它落于纸端，形诸文字，但在它找到通往现实的途径之前，仍然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梦。在那个国运蜩螳的暗夜抚慰着一颗颗焦虑的心灵，让人们相信腐朽中会孵化出神奇，暗夜中孕育着光明。尽管梦总要醒来，就像那位“中国一民”被梦中宣告新世界的钟声惊醒时的满心快意——他已在梦中看到了未来。“所以在这个黑暗世界，还要说道：公喜！公喜！新年了，到新世界了。”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