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新科幻的四个纪元

　　飞船正绕着一个看不见的东西疯狂旋转。

　　黑洞，那里连光都无法逃脱。远方一颗蓝巨星的表面物质向黑洞倾泻，形成炽热的等离子流漩涡。飞船在漩涡里越陷越深，越转越快。就在即将坠入深渊的一刻，飞船突然加速，笔直地冲出漩涡，就像被雨伞甩出的水滴!

　　这是诺兰的电影《星际穿越》吗?不，这出自中国天文学家郑文光先生写于1978年的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

　　三名中国少年参观的飞船，因北方敌国破坏，提前起飞，冲出太阳系向银河之心飞去。少年们运用天文知识，最终利用黑洞的引力弹弓加速，重回祖国怀抱。这部满载科学知识的“硬科幻”，为中国文学开辟出了时空，如奇点爆炸。

　　这一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知识分子被认可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家们卸下枷锁，成为“进军现代化”的主力。科幻作家们也相继发表雪藏多年的书稿，追回荒废的时光。叶永烈的少儿科普读物《小灵通漫游未来》首印160万册，高度自动化的“未来市”妇孺皆知；童恩正的惊险派科幻《珊瑚岛上的死光》完成，即将改编为家喻户晓的电影。新中国科幻的第二次热潮来临了。

　　谁也没想到，仅仅五年后，在“科学的春天”里，科幻却遭遇“倒春寒”。此后十年，中国科幻的飞船再也没有飞越火星轨道。

　　坍缩纪元

　　逃出科学伊甸园

　　在经由科技现代化“重返伊甸园”的美丽愿景下，科学家们登上神坛，指点江山。科幻作家由科研工作者兼职，负责普及科学知识。作家本人归科研单位领导，各地科普创作协会附属于科技协会(而非作家协会)，科幻刊物由各地科协和科技出版社创办。科幻作家只能做科学神殿里的卑微婢女。她们传递(源于苏联的)“科学文艺”火把，专职向人们解释科学“神谕”的含义。

　　此时的科幻还只能是科普，甚至是少儿科普。科学家是这时科幻作品里绝对的主角。他们都饱含人定胜天的科技乐观主义，为造福全人类而殚精竭虑，一边谋划上天入地，一边向少男少女娓娓道来：你们遇到的神秘现象，只是这伟大工程的表象，未来就看你们的了。脑洞不求惊奇，在于切实可行；情节不求跌宕，务必寓教于乐；想象若脱离现实和理论，立即会被科学界斥为伪科学；讲解不够通俗，马上有文学界批为没价值。

　　改变科幻的工具属性，挣脱科学乐观主义/唯科学主义的桎梏，是这一纪元里科幻作家的使命。而他们每一步都踟蹰犹疑。

　　尽管信息闭塞，当时中国科幻空前绝后、独具一格：孤帆横渡大西洋，只为验证印第安人曾抵达欧洲的设想（《美洲来的哥伦布》）；从南极拖运冰山，用以缓解非洲干旱（《壮举》），或者制冷来消灭台风（《XT方案》）；是烟囱废气像吐烟圈一般升到高空，避免空气污染（《吐烟圈的女人》）；用腐蚀性麻风病细胞和肿瘤细胞进行整容（《甜甜的睡莲》）；用生物电操控球拍，让瘫痪队员赢得乒乓球大赛（《悲剧之花》）……

　　当威尔斯、阿瑟·克拉克、阿西莫夫作品翻译出版，星际航行、无性繁殖、仿生机器人等概念为科幻作家熟知。而主流媒体痛批全球热映的《星球大战》毫无科学依据，充满封建思想。中国科幻作家既不能表现欧美国家的科技优势，也不能突出科技革命对伦理和社会秩序的冲击，科学家只能“迷误”和困惑。尖端科技成果和创意尽管是舶来品，但科幻作家坚持重新处理这些科幻元素——取其设定，“去其糟粕”，反其道而用之。

　　郑文光的《太平洋人》想象中国宇航员在彗星上发现来自地球的穴居人，命名其为“太平洋人”，并自豪宣称西方的“大西洋人”纯属传说，而“太平洋人”货真价实；叶永烈的《自食其果》为美国科幻《In His Image - The Cloning of a Man》的续写，让克隆人继承自私的基因，杀死富豪“父亲”，夺其遗产；王桂海《无根果》讲述仿生人双胞胎因分别被正邪双方培养而人生殊途，表达人的价值“在于给世界留下什么”，而不在于其“出身”和家庭成分。宋宜昌的《祸匣打开之后》首次展现人类与南极苏醒的外星人的全景式战争，有威尔斯《世界之战》与《星球大战》的格局，但战争不是先进国家主导，而是亚非拉美各国英雄们前仆后继，甚至得到正义的星际英雄的驰援。

　　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也引发热议，其中最有趣的是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他设想计划生育时代，无生育权的男性可以挑选一位机器人妻子，她们窈窕温柔，百依百顺。小说被批为“曲解三定律”、色情低俗。可能因为主人公命令妻子饭后舔盘子，以及忽闪着幽怨的大眼睛学猫叫。

　　1980年，当科普界争论科幻“姓科姓文”之际，科学家郑文光立场鲜明地提出，科幻文学是文学，能用超前的角度折射现实，也应去反映“医治旧创伤、建设新生活的斗争”。他再开天地，尝试社会派科幻，叶永烈、童恩正、金涛等也纷纷加入。科幻转向关注知识分子命运和科研背后的牺牲。

　　外星文明，再次成为中国科幻的乌托邦。他们相信那里平静祥和，发达的文明必然高度善良，全宇宙有普遍的道德标准，而外星人处处留给人类启示。在郑文光享誉世界的《地球的镜像》中，中国终于登上文明外星球，而外星人避而不见，放映给他们中国历史上战祸、屠杀的全息录像。当宇航员看到哥哥死于“武斗”的一幕，瘫倒在地……

　　然而，科幻作家越是想摆脱工具属性和科学乐观主义，与科学科普界的论战就越激烈，终于演变为“姓社姓资”的大批判。“清理精神污染”运动瞄准科幻，科学高塔发射出的“死光”，指向每个怀疑和意图逃离科学“乐园”的人。首当其冲的郑文光因激动而突发中风，叶永烈就此搁笔，萧建亨、童恩正星散海外。全国百余家科幻报刊停刊，宇宙坍缩了。仅成都《科学文艺》获准自负盈亏，离开体制，逃出母宇宙。

　　多年后，叶永烈仍心有余悸：想用个巨大玻璃碗罩住上海，让冬夜不再寒冷。可这玻璃原料何来？为何超出国家产能？夏天怎么掀开？“别，别这么幻想了……”（《五更寒梦》）

　　新星纪元

　　赛博人类的崛起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夏夜，出差北京的青年刘慈欣被一个噩梦惊醒：无尽的雪原上刮着狂风。天上的不知是太阳还是星星，发出刺目的蓝光。一支由孩子组成的方阵，端着有寒光四射刺刀的步枪，唱着不知名的歌整齐行进着……

　　这噩梦催生了长篇科幻《超新星纪元》——所有成年人因为“死星”爆发而不久于人世，留给茫然无助的孩子们一个空荡荡的世界。

　　新老世代交替和冲突是90年代初的主题，也是当时中国科幻的写照。长生的老者哀叹世风日下，迷茫的青年驾驶“钢铁飞蝗”横冲直撞，明星偶像被选来领导社会，往日幽灵在数字网络里徘徊（刘慈欣，《中国2185》）；“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对于年轻一代，父辈为之奋斗终生的宏大理想变得永不可解，一如遍布宇宙、坚不可摧的巨大墓碑，也可以一瞬间消失无踪（韩松，《宇宙墓碑》）。

　　离开体制的《科学文艺》已更名《科幻世界》，在大众读者支持下发展壮大，每年举办银河奖征文，成为新科幻作家的摇篮。

　　中国科幻再起的标志，也是一个多重意义上的“父子交接”的故事。工程师王晋康给10岁儿子讲故事，讲的是，老一辈自然人如何放弃执着，将世界交给脑后植入芯片的“新智人”。从此人的地位由其植入智能决定，就连激情都经过精密计算。“就像我们的祖先从树上下来之后就失去了尾巴……我们将沿着造物主划定之路，不可逆转地前进，不管是走向天堂还是地狱。”（王晋康，《亚当回归》）

　　在新星纪元，科技（现代化）不再是福音，它冲击和颠覆既有伦理和社会秩序，乃是一种必然。其间的失控状态和个体抉择，是最迷人的科幻主题。科学家角色不但不再是先知，而且屡屡沦为妄图用黑科技统治世界的大反派。而主人公常是身负异禀、误闯科学疆域的平民英雄。

　　科幻作家也不再是科学家，而是科幻迷。他们多是工程师和理工科学生，他们习惯用键盘写作，是中国第一代网民，年纪轻轻就经历了由农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巨变。但是即便在北京，具备这些素养的科幻迷仍寥若晨星。他们曾在手抄本和自办刊物上互传信号，也曾千里赴会，抱团取暖，一整天只聊科幻。

　　互联网，这源于美军的技术甫一接入中国高校，年轻人们便自我赛博格化，准备在知识经济中占据主动。星河的《决斗在网络》（1996）第一次呈现着赛博格化生活，年轻人网上逛街，网上恋爱，网上化作病毒代码跟情敌决斗，将意识一分为三捉对厮杀。

　　在外国作品和好莱坞大片的启发下，中国科幻开辟了新疆域——时间旅行、平行宇宙和赛博空间。稳定时空破碎，过去与未来、虚幻与真实开始交织。在故事里，你尽管穿越六层叠加的世界，去追踪邪恶科学家（何夕，《六道众生》），也可能悲惨地重复过同一天，既死且活着（柳文扬，《一日囚》）；你可以开车兜着风，便无意间卷入部落民摧毁网络帝国的计划（宋宜昌、刘继安，《网络帝国》）……这些作品诞生时，还没上映《蝴蝶效应》《黑客帝国》和《盗梦空间》。新星纪元科幻写遍了所有对信息社会的希望和恐惧，20年后作品也仍无法超越。

　　但沉溺网络也会造成“痴呆症”，在老人看来似被“电老虎”操控了心智。也许，父与子、自然人与赛博人终将和解，一同对付肆虐的网络病毒。怎么对付？两代科幻作家宋宜昌和刘慈欣给出的方案非常一致——弄断网线。

　　狂飙纪元

　　长征星海与冷酷平衡

　　世贸中心双子塔烧成两团火球，轰然倒塌，全美国陷入分裂……这是韩松写于1999年的《2066之西行漫记》的开场一幕。人们说他预言了9·11，而他只说灵感源自在美国感受到的族群对立氛围。媒体说这是“中国世纪来了”。而韩松要问的是，如果美国崩溃、中国崛起，世界到底会好成什么样？

　　刘慈欣正屡屡暴露他的军迷特质，他已经让“中美交战”三次了。一次他把世界交给孩子，结果中美孩子在南极演习中动了核弹！（《超新星纪元》）一次明明是讲宏观的量子叠加态，却发展为中国研发出降服美国的大杀器。（《球状闪电》）还有一次，主人公开着空间站撞进太阳，只为给我军创造三天的电磁静默。（《全频带阻塞干扰》）更不用提，他那些将第三世界国家用非常规战术抗击霸权主义的作品了。（《混沌蝴蝶》《魔鬼积木》《光荣与梦想》）

　　大国崛起是时代命题。而刘慈欣热衷的宏伟工程，最能表达崛起的伟大与艰辛。气化煤装置燃烧的烈火（《地火》）、贯穿地核的“地球大炮”、让农村娃飞向太空的“中国太阳”、能模拟全宇宙的超级计算机（《镜子》），以及高耸入云、以蓝色喷焰给人类希望的行星发动机（《流浪地球》）……大刘的重工业美学，其实填补了百年来缺失的、能象征中国的现代化意象。

　　但大刘是孤独的。科幻界众所周知，一项技术普及之时，便是它退出科幻之时。因为人们不再新奇，也不再恐惧。新世纪初，太空探索、数字网络题材的科幻逐渐稀少。与科幻相比，奇幻题材更受追捧：要上天，何不骑上扫把或狮鹫；外星人，哪有精怪妖狐迷人；回到过去，不如直接穿越吧。感觉科学原理束缚了情节，又厌倦“软硬科幻之争”的作家，相继转写奇幻。中国科幻面临衰落的危机。

　　这时，《三体》开始连载。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熟悉了。

　　《三体》三部曲的真正主角不是手握生杀大权的科学家精英们，而是整个人类种群，或整个“零道德宇宙”。这是关于人类社会秩序和道德在末日前如何演化的思维实验，也是对一个遍布文明的宇宙模型的演算——那是他曾在电脑上推演过的模型。大刘的结论是，道德应随物质条件而演化，“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而个体为种群/文明而牺牲却是道德的。渺小的地球文明为坚守人之为人的底线，直到最后一刻，或许三部曲中最动人的篇章。

　　《三体》故事是完全中国化的，是现代中国的预言，也是背负“启蒙”使命的科幻小说的终章。科技落后的人类，便是现代中国的对应物。意识到“适者生存”的人类，必须以巨大的人道代价，方能勉强救亡图存。但当艰苦奋斗的人类终于飞向宇宙时，面对的却是仍个拥挤不堪、弱肉强食的“黑暗森林”，必须牺牲道德，即“人类性”。于是，刘慈欣的地缘政治思考再次派上用场，把宇宙类比为冷战世界。地球文明只有用类似“核捆绑”的威慑战略，实现脆弱的平衡。

　　废土纪元

　　垃圾人会梦见红海洋？

　　站在“现实版《三体》红岸基地”——FAST望远镜下，比星空更震撼的是，那里曾是贫困村。

　　寻找宇宙射线的灰色铝钛板，悬于木瓦房和庄稼田上空，张力十足，这就像中国各地的景象一样。贵州农民在工厂流水线制作出口纽约的玩具，高速列车在雾霾中穿梭，光洁的“巨蛋”建在六百年的紫宫殿旁，佝偻的上班族用手机收看冰下捕鱼的直播……这是正在飞速变幻的中国，传统与科技感层层叠加后的诡异光景，有人称之为“中托邦”（Sino-topia）。

　　怪诞感在韩松的《地铁》《高铁》等书中演化为惊悚。列车明明撞毁成了一片废墟，却依然在行驶！生还的乘客永远找不到列车长，也到不了车头；长期封闭行驶首先改变性观念，然后人长出了尾巴、鳞片或鳃，最后连时空规律也改变了。主人公发现，高铁已自成一个宇宙。以“鬼魅现实”呈现片面发展中人的异化，是韩松不变的主题。他说“把现实写下来就是科幻”，为此他接连写过“宇宙就是一块再生砖”、“宇宙就是一台安检仪”、“宇宙就是一所医院”。而如今他感慨“科幻写不过现实”。

　　在新的科幻纪元，“造福全人类”的科技不会有了，也许从未有过。在新技术试验期，广大平民可能默默成为试验品，其中间或诞生一两个超级英雄；而在技术成熟期，投资开发技术的精英阶层自然先享其成，用以加固他们的精英地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基因修饰、脑机接口，难保不是这种技术。

　　郝景芳在科幻作品中传达对阶层固化担忧，赢得世界科幻迷的关注。韩松的小品文《十环，或二零三八年，北京四十二分钟》，则点出未来操控人们生活的商业寡头，正是今天风头正盛的科创企业：某电商包揽物质交换，某网游公司控制青少年，手机厂商出品性机器人，隐私数据完全共享……这哪里是未来北京城，俨然是当下都市人的焦虑分布地图。

　　陈楸帆取材自家乡的《荒潮》，则揭示这些科创企业的产业链，早已造成“人类”的非人化：在电子垃圾岛密密麻麻的工棚，成百上千外地劳工徒手拆解电子废料，任凭重金属酸雾、烧焦电路板的黑烟，被海风拌匀后，沾染全身，钻入鼻孔。他们牺牲健康和生命，赚取果腹之物，建筑起新富们的奢靡繁华，却被弃之为“垃圾人”。然而，他们拒绝跨国公司的环保项目，怕机器抢走自己的饭碗！

　　今日中国科幻已涵盖从黄金时代、新浪潮、赛博朋克、科幻现实主义到惊奇冒险、架空历史、日系清新等世界科幻所有风格，鲜有人提起“姓科姓文之争”“硬软科幻之别”，更遑论百年前的启蒙重任。

　　最近四十年里，中国科幻的素材库从几条公理、几本译著，扩展到影视音游全媒体，中国的科技同步于世界前沿，科技革命的新技术不断嵌入现实，科幻作家的想象力却未见得拓展。

　　世界科幻一直是中国科幻大树的源头活水。八十年代第二次科幻热潮的中兴代作家们，极力扬弃世界科幻设定，使其为中国化的主题服务；九十年代至今的第三次热潮中，模仿和借鉴外国科幻风格和主题，频繁拼贴、致敬国外经典桥段，乃至局部设定和情节的照搬，都屡见不鲜。刘慈欣也常说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对克拉克的拙劣模仿”。但新生代作家中，王晋康的黄土地情结、何夕的古典浪漫笔调、刘慈欣的苏式重工业记忆、韩松的汉字意象迷宫，都令科幻想象依托于民族性。而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的民族性本就变得可疑。更新代作家笔下，中国与世界并无区别，世界科幻的任何风格都是可以轻松模仿的。

　　与刘慈欣追求科幻作为“思维实验”不同，一批新作家称自己的流派为“科幻现实主义”，反映现实，介入现实。令人担忧的是，这类创作容易落入陷阱，抛弃科学想象，仅仅是把日常事务换些夸张的名词，达到新奇感。更何况，大家都记得，八十年代转向反映现实的郑文光、叶永烈，曾遇到了怎样的危险。

　　放眼世界，科幻文学早已陷入停滞和衰落。科幻向来繁荣于发展日新月异的大国。如果要问“中国经验”能否给世界带来希望，那么首先该问的是，中国人对未来的想象力——中国科幻，能否开辟一个新的想象世界。

　　也许有朝一日，对技术的想象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习惯。那时科幻寿终正寝，它的启蒙使命终于完成，而想象的乐趣永存。

　　□邱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