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树 小说具有无可抵御的腐蚀性和侵略性

　　《乌暗暝》是黄锦树两部早期短篇小说集《梦与猪与黎明》及《乌暗暝》的合集，其中收录《落雨的小镇》《说故事者》等多篇得奖作品，阅读此书，是了解这位马来西亚华裔作家与马华文学发展状况的重要途径。

　　黄锦树，马来西亚华裔，1967年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于1986年赴台求学，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硕士、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博士毕业。1996年迄今于台湾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曾获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联合报文学奖、时报文学奖小说首奖、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小说奖等奖项。

　　1 “坏孩子”造成风波迭起

　　黄锦树青年时代留学台湾，1990年凭《M的失踪》掀起马华文学圈巨浪时他还只是台大中文系的学生，而其锐气已极具破坏力，此后强势不改连续挺进，纷争无数，锋芒毕露，因此王德威曾作《坏孩子黄锦树》专述其人其文。

　　马华文坛起步较晚，盘根纠结、相互倾轧的情况却很严重，黄锦树对此类现象深恶痛绝。《M的失踪》及其姐妹篇《胶林深处》就是揭露文坛丑相的力作。前者虚构了马华文坛寻找在国外爆红的匿名本土作家“M”继而引起各方争辩的故事，后者讲述叙事者寻找隐居的没落小说家林材的故事，林材在发表一通神智混乱的评论之后不久彻底疯狂。虽是小说，虚实互照，影影绰绰，甚而连人名都取用现成的作家，引致风波迭起。

　　在《M的失踪》里，当现代派与写实派吵成一团之际，作者让方修出面终结了这场无聊的争吵。方修何许人也？“马华文学史第一人”，筚路蓝缕的开拓者。可是，在黄锦树的小说里，方修被置于尴尬的位置，是作品讽刺的对象。如此，足见黄锦树有推翻既定的马华文学史、重建文学理念的抱负。事实上，黄锦树在诗、散文、小说、评论等领域皆有建树，其专著《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就明确带有重写马华文学史的意图，而小说正是他的文学理念在创作上的实践，进一步挑战既有格局和美学成规。

　　黄锦树所被诟病者，常聚焦于他所表现的决绝的二元对立姿态，过分的愤怒与情绪的宣泄有时遮掩了他的明智与洞察，被认为制造了马华文坛新的口角之争与恶性循环，使得他本人也沦为他所厌恶的“圈子”的一员。

　　批者众，挺者亦众。比如，以评论家陈大为《“马华文学视角”VS“台湾口味”》的看法，以黄锦树为代表的马华作家留台创作群的目的不是在打击，而是在“棒喝”，“将那许多不求长进的作家喝醒，将那许多不入流的作品涂炭了眼睛的读者喝醒……旅台创作群对马华文学作品的不满，源自于阅读经验的积累”。因此，在痛批马华文坛痼疾之余，更重要的是探讨以黄锦树为代表的马华新生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之路。

　　2 台湾经验与后设小说的广泛应用

　　黄锦树长期寓居台岛，学者刘育龙曾以“取经者回头引路”之语传神地点出黄锦树在世界华文创作中的超前意识、引领自觉与台湾经验的朦胧关系。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后设小说的叙事手法就广泛地应用于台湾小说的创作，其最大特点是对自身的结构进行自我反省，对其虚构方式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呈现鲜明的自我指涉特征。这部集子的多篇小说有着明显的后设形式。

　　全书附录三篇书评。杨照的《文学史的附魔纪录》，张锦忠的《<乌暗暝>评介》，张贵兴的《再见普罗米修斯》。

　　杨照将“后设”定义为“关于写作的写作”，他指出，“收在集中的各篇小说，每一篇的核心都无可避免地牵扯到写作、作品或作者”。杨照列呈，《大卷宗》《郑增寿》《伤逝》都是用一份文件、文本来推动叙事；《少女病》是影射川端康成的故事，《死在南方》写郁达夫，其中有虚植的引文作为情节的高潮……《M的失踪》和《胶林深处》更是后设手法的夸张化用。对黄锦树来说，他要反经典，在形式上却只能采取“后设”的立场，这是作家创作的困境之体现。杨照提醒我们注意文学史典范、问题意识走向所造成的不安与焦虑。

　　黄锦树在《梦与猪与黎明》初版序言《再生产的恐怖主义》一文里说道：“不是为后设形式辩护，而是为它在我的作品中的存在进行辩护”。在他看来，后设形式具有癌细胞式的、恐怖的再生产，一种难以压抑的繁殖欲望，“它可以入侵任何文类，探讨任何问题——以遮蔽的庄严，世俗、肉欲的神圣，华丽的腐败与潮湿”。黄锦树同时点明，这种联想的产生，来源于家乡雨季胶园生存环境给予他的深刻印象。

　　黄锦树出生于马来西亚南部的柔佛州。那里密林丛生、胶园遍地，是马华移民垦殖谋生聚居之处。抗战时期还是马共出没的地区。树荫、暗影、狗吠、蚂蚁、异族、枪声、血迹、暴戾的男人、被欺辱的女性、奇异的民俗、望子的母亲、归来的亡魂……诡谲神秘，血色迷离，人的忍耐、服从和抗争，与自然的残酷、社会道德的崩溃，融为一体。这些要素构成黄锦树诸多小说的主题与背景。黄锦树笔下的南洋密林，让我联想到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黄锦树小说的叙述方式与马尔克斯小说有个共性，即形式上的魔幻与感觉上的真实。《百年孤独》文本内在的后设性让读者不得不思索宿命与解脱的关系，黄锦树的小说的后设性是为了召唤更深刻更鲜明地直面马来民族历史的更多可能。黄锦树前人的亲身经验是大马历史的细节部分，但在记忆受到操弄的国度，人们怎样确认往昔岁月的真实性呢？

　　3 力图彰显的自主性

　　王德威说，黄锦树与马华前辈的争执，说穿了，聚焦在“离散”与叙事的吊诡上。马华文学传统的写实/现实主义以“文学反映人生”为能事，按照时间线性发展，务求言文合一，再现现实。马来西亚评论家林建国说，黄锦树后设策略所因应的是大马历史书写的困难局面，绝非有些批评者所认为的“语言的游戏”，历史阙如正是黄锦树选择后设形式的历史条件。

　　黄锦树自己怎么看呢？他说：“小说是一种弹性很大的文类，可以走向诗，也可以侵入论文；可以很轻，也可以十分沉重。它的特征是谐拟、模仿、似真的演出，且具有无可抵御的腐蚀性和侵略性”。可见，在他的定义里，小说创作从开始就应当具有“腐蚀性和侵略性”。小说在他手里，是文学的武器与武器的文学，是书写大马历史记忆的必要的工具。

　　杨照着眼于文学史的角度，而张锦忠思考海外华人的出路，张贵兴则注重“大马地方色彩”，阐述他所认为的黄锦树的普罗米修斯式“盗火者”形象。黄锦树说杨照的评论有些窄化作品的内涵，从他对二张的肯定与贴近则可见，黄锦树的文学必须放在政治语境里去体会。

　　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指出：“个人关于自身的形象由其记忆的沉淀所构成，在这个记忆中，既有与之相关的他人行为，也包含着他本人过去的想象。”在黄锦树的小说《大卷宗》里，“历史的整理工作也许更迫切”，祖父在逃命的那些年悟出这道理，“因为有太多的华人在这块土地定居下来。而人们是善于遗忘的。”小说讲述大马青年知识分子“我”寻找祖辈踪迹的经历。故事并非通常意义的精神还乡，而是在历史溯源过程之时逐渐产生了觉悟，在思索东南亚命运与族群自我意识的精神延续。若想建构属性，起点必在历史溯源，但在黄锦树的小说观念里，历史表现为淹没自我的深渊和幽暗回绕的迷宫。难以走出的“怪圈”，流露的后现代虚无意识，也是黄锦树文学创作遭受的一个批评原因。

　　黄锦树的小说有些自传色彩。比如家族故事的幻化，也比如人物塑造的自我投射。《胶林深处》的“我”不妨就看成作家本人。“我”为什么寻找林材？黄锦树在小说里直接写道，“我”想借这样一个本土作家来“透视大马华人的文化处境”，把他的处境视为“大马华人文化隐忧的象征”。而林材最终的疯狂结局是否意味着作家对这个命题思考的无解呢？

　　“失踪”也是黄锦树小说的一个重要命题。起自他对郁达夫南洋踪迹和最后归宿的追访，起自他那篇初期的《M的失踪》，起自他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由《鱼骸》《大卷宗》等一系列作品透露的“对骸骨的迷恋”。在黄锦树的小说里，父亲的缺席成为永恒的难以解决而又亟待追踪的谜团，就像大马的历史政治只能依靠这样的情境得到模糊的解释。黄锦树在消解秩序的同时建构他所主张的小说伦理观，或许就像鲁迅选择创作小说的动机是“治病”，但也正如鲁迅先生一样，他越来越发觉自己的无力，胸中怀着一把无尽焚烧的野火。

　　马华文学自始至终纠缠了复杂的中国性，黄锦树担心“中国性”的缠绕会让马华作家丧失对文学书写的高度自觉与对自身书写身份的确立，从而成为附属品。借助黄锦树先锋意识的小说创作和尖锐甚或偏激的文学批评，我们可以把握马华文学思潮的一种契机和路径。

　　□林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