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吉登斯 权力集团在全球关键时刻发生变化

　　2019年12月，保守党赢得了英国大选。英国首相约翰逊真的能让英国“拖欧”的闹剧真正走向大结局吗？

　　与许多欧洲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吉登斯是一个“亲欧派”。在《动荡而强大的大陆》一书中，他为建立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欧盟而献计献策：他主张提升欧盟的主权、用新思维重振欧洲经济、以“积极福利”再造福利国家、以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移民问题、实现环保和经济增长的共赢，并与其他国家发展平等的外交关系。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执政期间，吉登斯被调侃为布莱尔政府的“国师”，他所提倡的“第三条道路”（Third Way）影响了英国及许多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但在2015年，吉登斯就承认“第三条道路”已死。

　　面对移民问题、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崛起等问题，欧盟的未来是乐观还是黯淡？如何看待当下世界各地社会民主主义的衰颓，以及绿党的崛起？为此，我们采访了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

　　英国人想通过脱欧来明确自己的身份

　　新京报：2019年12月，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所代表的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击败工党，重回唐宁街。你怎么看这次大选的结果？

　　吉登斯：这次大选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大选。它把英国带进了一个新的历史境况，我们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全知道这次大选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这次大选的背景是英国脱欧多舛的命运。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长期以来，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保持着一种矛盾的态度。在二战后初期，丘吉尔大力提倡建立欧盟，以此将欧洲从其灾难般的过去——两场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战争中解放出来。然而，丘吉尔明确地表态，英国不应该加入欧盟，他说，英国“将永远选择大海”，而不是与欧洲大陆融为一体。

　　当然，英国最终还是加入了欧盟，但有很多英国人对此持保留意见。直到现在，英国的反欧情绪仍然很强烈，尤其是老年人以及英国政治的右翼——保守党和英国独立党。前首相戴维·卡梅伦呼吁就英国脱欧举行公投，以帮助弥合英国对欧盟的态度分歧，并希望因此能让英国安心地留在欧盟内。但事实恰恰相反。脱欧公投非但没有消除分歧，恰恰反映出英国内部的深刻分歧，让分歧更加公开化和激烈化。

　　如今在英国，在老人和年轻人、北方和南方、城市和衰败的老工业区、富人和穷人、英格兰和苏格兰、北爱尔兰之间的分歧变得比以前更加严重。正是这种情况导致了英国议会的瘫痪，以及特蕾莎·梅政府与欧盟达成有效协议尝试的失败。这最终也导致了特蕾莎·梅的下台。

　　新京报：为何鲍里斯·约翰逊能够赢得这次大选？这次大选对英国脱欧来说意味着什么？

　　吉登斯：鲍里斯·约翰逊上台时肩负着“完成英国脱欧”的使命，这是英国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尽管在总体上，英国的“脱欧派”和“留欧派”各占一半，但约翰逊的反对者们无法团结起来，因为他们之间是分裂的。

　　约翰逊的竞选口号就是“完成英国脱欧”，在英国与欧盟进行了近三年漫长而似乎无效的谈判后，这句口号在选民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但这个竞选口号也有很深的误导性：英国脱欧仿佛只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就像某人如果不喜欢某个体育俱乐部的运作方式，就会决定离开一样。但实际上，英国脱欧要复杂得多。40多年前，英国加入了欧盟，英国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贸易占英国贸易总额的49%。英国和欧盟还存在着许多相互依存的关系，例如在国防安全方面。

　　约翰逊政府曾表示，一旦英国脱离欧盟，他将在全球范围内去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但所有这些协议的谈判都将是曲折而漫长的。单独行动的英国将失去欧盟的实力和规模在谈判中所带来的影响力。考虑到任何贸易条约都涉及许多细节，约翰逊能否在2020年底兑现他的承诺还远不清楚。而且，约翰逊的这一战略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英国脱欧使英国的身份危机达到了顶点。英国曾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国，现在的国际地位仍然很高，但再也无法回到那时的水平。一旦丧失了欧盟成员国的资格，英国的经济规模不仅被美国和中国超越，在未来还会被欧盟的其他成员国所超越。

　　“主权+”是欧盟解决移民问题方案的关键部分

　　新京报：移民在填补欧盟劳动力缺口、为欧盟带来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近年来欧洲反移民浪潮高涨，许多国家关闭了边境。这是否意味着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失败了？欧盟应该如何处理移民问题？

　　吉登斯：移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之一。欧盟给各成员国带来的“主权+”，在管理移民方面也至关重要。与所有发达国家一样，欧盟成员国也需要移民。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的出生率开始下降，年轻一代的劳动力的比例变得越来越小，无法养起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因此，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移民，如果能得到有效管理，将能振兴社会，并具有广泛的积极作用。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会导致巨大的问题。而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以及当今世界其他地区的兴起，与人们对接收移民所导致的国家认同被淡化的焦虑（无论这种淡化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息息相关。

　　左翼人士要发展新的进步主义

　　新京报：在一次采访中，你说你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已经失败了，为什么？在右翼崛起的当下，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似乎不再辉煌。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绿党反而在左翼党派的萎靡中掀起了一股“绿色浪潮”，出人意料地成为选举的赢家之一。你如何看待？

　　吉登斯：对移民的担忧，再加上在全球化时代维护国族身份认同的问题，是当今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衰落的部分原因。在大约20年前和后来几年里，社会民主主义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很有影响力，其中就包括两个大国——美国（克林顿和奥巴马执政的时候）和巴西（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索执政的时候）。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历史的终结”，促成了这一时期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功。计划经济被证明不起作用，但不受约束的市场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们会造成不可持续发展的不平等状况，以及经济上不安全感，并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当时社会民主主义者们寻求在这两种极端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希望将社会正义与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尤其是应对气候变化）协调起来。这一期间，社会民主主义者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例如，在托尼·布莱尔执政期间，英国出台了最低工资法和一整套福利改革措施。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结束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统治地位。最有远见的经济学家也没预见到危机的到来。当下更深层次的变革早已经开始。

　　数字革命的到来引发了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革。社会民主党的核心支持者一直都来自工人阶级——即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在美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从事体力工作的劳动者的比例在较短的时间内从35%降至不足8%。这更多是自动化所带来的结果。

　　工会一直是社会民主运动的核心，随着制造业的急剧衰退和“零工经济”（低层次服务行业所提供的不稳定工作）的兴起，工会的影响力在迅速下降。尤其在衰败的工业区和社区里，许多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就容易被右翼民粹主义所影响。在我看来，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再也无法回到它的经典状态了。目前，左翼人士的紧迫任务是发展出一种新的进步主义，其核心是一条绿色道路。科学研究发现，由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这给全人类都带来一个巨大的挑战。现在，我们没剩多少时间来回应这个挑战了，但我们必须回应这个挑战，否则，我们很快将无法回头。

　　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