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逻辑探求真理,以爱激励生活

　　2020年，是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1872-1970）逝世50周年，也是其来华访问100周年。

　　对大多数人而言，罗素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的名篇《我为什么而活着》被选入中国语文课本，他的许多关于人生哲理和幸福生活的散文，也颇受大众欢迎。但对其“本职研究”逻辑哲学和数理哲学，则不仅一般人难以入其堂奥，就连哲学专业人士也时常觉得过于艰深晦涩，曲高而和寡。很少有人能像罗素一样，横跨文理，在哲学、数学、历史、文学、教育学等领域，同时取得超常的建树。不过，罗素将近百年的漫长一生，从来不是一位安坐于书斋的学者，他的行迹遍布世界，对各种异域文化充满好奇与同情，且从不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他国，他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与和平主义者。

　　他经历过一战、二战、冷战和越南战争，因反战和反核两度入狱，第二次被拘禁时已89岁高龄。他与爱因斯坦发表联合宣言，反对原子武器；为促进核裁军，创立非暴力反抗运动委员会；还与法国哲学家萨特成立了“罗素法庭”，揭露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罪行。他以著文、演说、游行的方式深度介入世界，践行着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与道义。

　　可以说，罗素极其成功地将学术成就与社会责任、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融为一体。他在1920年10月受邀访问中国，并在中国停留了近十个月。身处内忧外患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罗素的到来寄予厚望，希望能从这位西方大哲口中找到改造中国之良策。但这是一次以期望开场，以双方失望告终的旅行，罗素艰深的逻辑哲学在中国难觅知音，而中国人所希望听到的关于民族独立、国家政体和自由富强方面的建议，却又收到罗素模棱两可的答案。但其实罗素的保守与包容，正是当时急于求成的激进知识分子所应该吸取和借鉴的。

　　即便旅途不悦，罗素回国后，还是撰写了一部专著《中国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尊重，认为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经验，并认为中国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大国，百年前的预言如今已成现实。百年后，他的一些理念已被后世学者超越，但其终生恪守的以逻辑为依归、以事实为准绳、以爱与和平为信仰的思想，虽历万世而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