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科特 站在加勒比海地区与欧美文化的交界处

　　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1930-2017）出生于加勒比海的岛国圣卢西亚的首都卡斯特里，是闻名世界的诗人、剧作家。沃尔科特是加勒比海地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被他的好朋友、诗人布罗茨基称作迄今为止英语世界最好的诗人。沃尔科特的父亲是英国和荷兰血统，母亲是黑人血统。沃尔科特在《飞行号纵帆船》一诗中说：

　　我体内是荷兰人、黑人和英国人的血，我或者什么都不算，或者是整个民族。

　　1 兼具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两种血统

　　加勒比海的族群组成很复杂，既有印第安人的血统，也有白人殖民者和黑奴的血统。沃尔科特的身世既有个人的特殊性，也有这一地区的普遍性。如何认识这样一种复杂性，既是沃尔科特本人内心纠结的问题，也是晚近从殖民者独立出来的加勒比海地区人们共同的问题。沃尔科特代表“整个民族”的自信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过艰难挣扎后达到的认识。沃尔科特大学时期写的《来自非洲的呼喊》一诗里说：

　　我这个被两种血液毒害的人，

　　从血管里便已分裂，我该如何选择？

　　曾诅咒过英治时期

　　醉酒军官的那个我，在非洲

　　和我热爱的英语之间何去何从？

　　背叛两者？还是全都回报？

　　我怎能面对那屠杀，平静超然？

　　我怎能背向非洲而活着？

　　沃尔科特从良心上站在被殖民者的一方，但却无法否认自己身上的白人血统，以及对英语语言的热爱，因此沃尔科特的身上充满了分裂和矛盾。如何调和、解决这种兼具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两种血统的矛盾，成了沃尔科特最为迫切的问题。他一生的事业和使命都在于弥合两者在他个人身份认同上造成的裂缝。这种身份的特殊性在他的笔下，被塑造成了一种现代社会的普适性，可以说不仅仅抓住了加勒比海的命运和脉搏，也抓住了当代全球化、后殖民社会的脉搏。

　　沃尔科特成长于一个卫理公会的家庭，从小讲英语，而圣卢西亚的主流社会则信奉天主教，讲法语影响之下的克里奥尔语，所以沃尔科特在一个访谈中说，他小时候总有一种“被围攻的感觉……我们对自己的立场有步步为营的感觉。事情从没坏到不可收拾，但我们确实有抱团取暖的需要”。沃尔科特14岁时在报刊发表的第一首诗，还曾因为宗教原因遭到过批评。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矛盾给了他痛苦也给了他财富。接受这种分裂，并且弥合伤痛，在此基础上寻找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民族认同，这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心路历程，也是圣卢西亚乃至于整个加勒比海地区血统混杂的族群的公利所在。沃尔科特通过他的诗，在超越了个人有限性的层面上，实现了这一理想。2017年沃尔科特去世，一个多姿多彩的写作生涯画上了句号，圣卢西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备极哀荣，这也证明了沃尔科特的成就不仅局限于他个人的挣扎和奋斗，而是推而广之，撬动了一个地区和民族的共同想象。

　　2 继承父亲的绘画和诗歌事业

　　沃尔科特的父亲沃维克是个业余画家和诗人，31岁时死于耳朵发炎，当时沃尔科特和双胞胎兄弟罗德里克只有一岁。沃尔科特在《奥麦罗斯》的第十二章提到此事，并且注意到父亲和莎士比亚的忌辰在同一天，病因相同，且都出身于英国的沃里克郡，所以不无揶揄地模仿父亲的口吻安慰自己:“我相信这些相似之处，给了你某些安慰。/死亡模仿艺术，呃？”

　　虽然父亲去世的时候沃尔科特因为年龄尚小，没有记忆，但父亲的影响对一家人此后的生活来说，却无处不在，因为母亲终其一生，都对他有着深切的怀念，经常跟沃尔科特和双胞胎兄弟以及姐姐三人谈论父亲的事迹。家里还挂着父亲的水彩自画像，他从墙上注视着这一家人，好像一直在参与着他们的家庭生活。沃尔科特的父亲虽然是个业余画家，但技艺高超，“对色彩有一种敏锐的捕捉”（《巴黎评论》沃尔科特访谈）。沃尔科特后来从事绘画，对绘画的激情保持了一生，甚至一度曾认真考虑以绘画为生，这和父亲有很大的关系。沃尔科特很小的时候就明确了自己的志向，继承父亲的绘画事业和诗歌。

　　沃尔科特的父亲也写诗，留下了一本“淡蓝色笔记本”，在沃尔科特的想象中，父亲对诗歌艺术的追求有着天真而深刻的认识。在《奥麦罗斯》中，“父亲”是一道光投射出的幻影，每当他遭遇心灵的挫折，或者面对迷茫不定的未来，那道幻影从“阳台柱廊的明暗变幻”之间出现，投射到他的身旁，引导他踏上正确的选择。沃尔科特写《奥麦罗斯》的时候，年纪已经是父亲的两倍，在幻象中，父亲说：

　　……看来是我决定了你的生活，

　　你的生命之路，在和我迎面对撞之时，

　　前者同时倒转和推进了后者，现在你已是

　　我两倍大的年纪，那么哪个是儿子的，那个是父亲的？

　　沃尔科特回答“先生，它们是同一个声音”。父亲和儿子在时间的维度上错身而过之时，儿子一天天长于父亲的不光是年龄，还有阅历、对世界的认识，而父亲一天天小于儿子，但留下了继承，一天天地清晰、强化。所以，沃尔科特一方面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另一方面又超越了父亲。在他们的年龄到了两倍大的反转时，那么从继承的角度，沃尔科特最自然的反思便是“哪个是儿子，哪个是父亲”。父亲已经和他不可分割了，这样的反思证明，诗人终于有了绝对的自立，从而直面自己的来源。父亲的早逝反而把父子的血缘关系，升华到了哲学的层次。这正是命运难测的地方。沃尔科特也因此在内心接受了一切，在老年之境，才对父亲早逝的伤痛达成了内心的和解。父子在时间维度上的错身而过，本该是发生于外部的世界，现在却内化为作者的内心和想象中，继承和发展因此有了更深、更好的秩序。

　　沃尔科特还多次借助父亲的声音来表达自己对文学事业的态度：“相对名声，我更爱诗，但我只用业余/之心写作。你继承的，正是这种意志。”父亲教导他说，你的使命就是为那些在码头背煤炭的黑人妇女代言：

　　跟着她们的脚步，那些惯于攀爬的先辈

　　缓慢的节奏；没有她们，就没有你的作品，

　　因为正是那些以倍数增加的脚步双行体，

　　给了你最初的韵律。看啊，她们在攀爬，

　　不为人知；她们凭力气挣来铜板，而你，

　　……

　　被那力量和美刺伤，即承担了相应的使命

　　他父亲最后说道，“现在就是你的机会，给那些脚步一个声音”。让那些黑人妇女踩着的木梯，逶迤蔓延，成为现代的英雄双行体。让白人父亲说出这些话来，有很深的含义。沃尔科特在内心里想必多次争辩过自己的矛盾处境，亦即，用白人的文学传统解释黑人的事迹，或者说，让这两者在自己身上交汇融合，这究竟是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在这里，沃尔科特通过父亲的“教导”，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从这些片段，可以看出父亲，在沃尔科特心目中无可替代的位置。他不仅仅是一个父亲，还是一个文学想象的指路人。“父亲”对沃尔科特的引导，很容易对应于《神曲》中维吉尔和但丁的关系。而沃尔科特的迷惘，渴望得到父亲的教诲，岂非现代版的忒勒玛科斯？儿子（沃尔科特）在恍惚中或梦中和父亲相见，并听取父亲的建议，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埃涅阿斯》里埃涅阿斯和父亲在地狱里的会面，以及父亲给埃涅阿斯的预言。通过西方经典的重重映射，父亲的形象，不仅作为个人，同时也作为整个文明，直接参与到了沃尔科特的全部人生以及全部的诗学追求之中。

　　3 从象征层面逼近自己内在的矛盾

　　如果说白人父亲给了沃尔科特一种精神上的向度，那么黑人母亲则给他提供了生命中最深沉的根。沃尔科特的母亲是学校老师，为了养家糊口，还兼职裁缝。她经常在家里给沃尔科特姐弟三人朗读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西方的经典文学作品，浇灌沃尔科特心灵里父亲种下的文学种子。沃尔科特十四岁的时候出版了平生第一首诗，尽管家境并不好，但是母亲还是筹了大约200元钱，按当时的标准算是一笔巨款，帮助沃尔科特在20岁左右出版了两本诗集《诗25首》（1948），《青年墓志铭：诗章12篇》（1949），每本大约定价1元钱，沃尔科特在大街上，在熟人和朋友之间兜售。母亲对沃尔科特的支持并没有停留在物质层面，而是和父亲一样，在象征的层面，用她非洲的古老血统，成为沃尔科特坚守自己本心的信心的源头。《奥麦罗斯》的第32章描写诗人去养老院探望母亲的情景，诗人从养老院出来，来到一个村庄，感觉到了非洲对自己的接纳和包容，“我之所闻给我的肌肤包了层更老的黑”，并且认识到“村子里的火光/在我脑海里，用我不再懂得的语言/闪烁，但我的血肉不需要被翻译；/我塞住的耳朵打开，再次听到了土语。”在《奥麦罗斯》中，和母亲属于同一个传统的吉尔曼，通过梦回到了非洲，找到了治疗书中一个重要人物菲洛可提提的药物，治好了他。这种治愈既是身体上的，也是象征意义上的，适用于整个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创伤，并在某种程度上，让整部书的矛盾得到了最终意义上的解决。沃尔科特的疗伤之药来自于母亲一脉的非洲传统，这并非偶然，而是沃尔科特对自己文化处境的认识的结果。

　　很明显，沃尔科特的家族史，是他诗歌的立足之处。一般来说，诗歌或者立足于自我，从自我出发认识世界；或者立足于世界，从世界出发回到自我。两种选择都有很深厚的传统。但沃尔科特的立足点却很独特。我们可以想象，在贫瘠的加勒比海，一个有抱负的青年人很容易走上离乡背井的叛逆之路，因为文化不在本地，只能去远方寻找。但沃尔科特的天才在于，他通过本能就走上了正路。他选择接受自己的混血事实，不光接受，而且从象征的层面，从形而上的层面，绝对逼近了自己内在的矛盾，而不是南辕北辙，从远方寻找、确认自己。所以沃尔科特的立足点非常坚实，而且完全出自天性的自然。这是他的文学世界伸向加勒比海现实的巨大的铁锚。让他的作品有了坚如磐石，毫不动摇的基础。

　　4 戏剧和绘画经验对诗歌的影响

　　沃尔科特是个多产的作家，一生出版过十几本诗集，近三十部戏剧。他在戏剧上用力尤深，成就也很高。但是国内对他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他的诗歌成就上，还没有深化到他的创造力的其他方面。1959年沃尔科特创办了特立尼达剧院作坊，上演莎士比亚等人的传统剧目，还有自己的剧本。他的很多戏剧都在探讨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和历史，著名的有《猴山之梦》等。在一个访谈中，沃尔科特说“写戏比写诗更让人激动，因为它是一种集体的努力，人们聚在一起，共同发现”。舞台的反复磨炼，不光让沃尔科特获得了艺术的把握能力，还逐渐深化了他对加勒比海艺术的体会，对加勒比海性格和历史的认识。这些经验也必然反馈到了他的诗歌写作之中，包括对加勒比海地区种族的冲突和融合的处理，对加勒比海地区政治未来的思考，对西方史诗的借用，对自己在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文化位置的艰难定位，等等。

　　确实，沃尔科特在戏剧上的探索和实践，对他的诗歌写作是有很深的影响的。沃尔科特的诗在音调上的独特性，其实建立在他的视觉敏感之上。尤其是《奥麦罗斯》，因为题材的需要，几乎每一个章节其实都选取一个到数个具体的场景，所有的描写、感叹、反思都和这些场景的视角的转换、距离的远近、场景的淡入淡出有关，非常有技巧性。我相信，沃尔科特的画面感、空间感，还有人物的对话，人物和场景的关系，人物关系的以点带面式地发展，都可以追溯到他几十年来积累的戏剧舞台经验，以及他的绘画实践。

　　沃尔科特的职业是教师。大学毕业后，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间，他先后在格林纳达、牙买加和圣卢西亚做过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沃尔科特来到美国，先后在波士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哈佛大学教过二十多年的书，和当时同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教书的爱尔兰诗人希尼、布罗茨基交好，互相提携，互相鼓励。他每年往返于圣卢西亚和美国之间，深深植根于加勒比海的现实与传统的同时，也浸淫于西方经典及批评理论的氛围。他的矛盾的身份认同已经在文学中得到了安置，但是出入于两个世界的自由，给了他审视两者的独特角度，也给了他随时可以从两地轻易抽身的“轻”，因为所有的重量加起来，也不比一张机票重多少。沃尔科特对此抱有完全的警觉。他的泥潭不在加勒比海，也不在美国或欧洲，而是在两者的交界之处。对于这个立足点，沃尔科特的写作从来没有回避、退缩。这是他，作为一个加勒比海作家，必须肩负的责任，也是他不可推辞的命运。沃尔科特以自身的分裂与弥合，参与到一个文化想象和身份认同的政治之中，通过他的诗提供了一个史诗化的加勒比海的现实与未来。

　　《搬运工》

　　这是我早期的战争，时值正午，

　　搬运货物的男人怒吼着争吵，

　　在尚未动手的纷乱咒骂声里

　　海鸥尖叫着它们单调的元音；

　　强壮的汉子转动鳕鱼桶

　　举起米袋子，他们有蹩脚的绰号，

　　他们能，单手，举起惊人的线缆盘，

　　双臂举起摇晃的镀锌板

　　把它固定在支架中，这时吊钩和摇柄

　　在附近摆动。午饭时他们在绳索捆绑的

　　如山的货车的影子里吃东西，

　　不理睬海鸥啄食他们卵石般的面包。

　　随后有人会受重伤，有人失去一条腿

　　陷入朗姆酒和糖尿病。你会看到他缩

　　进他的绰号，并非太高傲而不屑于乞求，

　　喝醉时他会像一辆加速的卡车那样怒吼。

　　（选自《白鹭》，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译者程一身）

　　《岛屿》

　　仅仅提及它们的名字是日记作者的

　　散文，把你造成一个名字，

　　给喜欢旅客同样赞赏

　　他们的床铺和海滩的读者们；

　　可是只有我们在其中爱过，

　　岛屿才存在。我寻求——

　　就像气候寻求其风格——写作

　　脆硬如沙砾、明亮如阳光、

　　寒冷如翻卷的浪花、普通

　　如一杯岛上的淡水的诗句；

　　然而，像个日记作者，此后

　　我品尝它们总是有盐的房间

　　（你的身体搅动揉皱的床单

　　起皱的海），其中的镜子失去

　　我们挤在一起、睡眠的形象，

　　就像爱情曾希望使用的词语

　　与海浪的页面一道被删除。

　　所以，像个沙上的日记作者，

　　我记下你光顾特定岛屿

　　而带来的和平：走下

　　狭窄的楼梯，顶着夜浪的

　　喧嚣去点灯，一只手

　　护着跳动的灯罩，

　　或只是刮鱼鳞做晚餐，

　　葱头、狗鱼、面包、红啮龟；

　　记下每个吻上的咸涩的海味儿，

　　以及你如何就着月光被迫

　　用大部分时间来研究海浪不屈

　　不挠的耐性，尽管那像是种浪费。

　　（选自《德瑞克·沃尔科特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译者傅浩）

　　□杨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