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朝廷》 乾隆“六下江南”究竟有何意图？

　　说起乾隆“六下江南”的故事，中国人大都不陌生。从古装剧中来看，乾隆在江南，无非是视察河道、惩治贪官，或者微服私访、游山玩水。事实上，乾隆南巡的政治内涵，远比我们印象里的“下江南”复杂得多。

　　美国华裔学者张勉治（Michael G. Chang）的著作《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即从展示满洲传统、拉拢汉人精英及构建王朝合法性等方面，为我们剖析了乾隆南巡在表面说辞之外的真实动机。中国学者张婷在《漫谈美国新清史研究》一文中，称该书是“新清史中讨论清中前期统治意识形态的代表作之一”。

　　乾隆创新巡幸理由

　　张勉治毕业于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师从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毕克伟（Paul Pickowicz）等著名中国史学者，现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艺术史系副教授。在《马背上的朝廷》序言中，张勉治申明要以“新清史”的研究方法，填补有关南巡的研究空白。

　　所谓“新清史”，是上世纪9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个研究学派，代表学者有柯娇燕、欧立德、路康乐等，他们的主要观点包括反对“汉化”理论及“汉族中心论”，倡导“满洲中心论”，认为清朝具有“帝国性”与“世界性”等。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观点在中国学界备受争议。

　　在书中，张勉治首先考察了巡幸在中国历史上的多重含义。上古时期，巡幸被称为“巡狩”，具有军事训练和管理诸侯的双重功能。进入战国，儒家为巡幸注入文治属性，且日益将盛大、奢侈的巡幸和败家亡国联系在一起。到南宋，如张勉治所说，“巡幸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政治失范的同义词”，很容易让士大夫们联想起历史上那些昏君、暴君。不同的是，在元、辽、金等“非汉政权”中，巡幸与“逐水草而居”的民族传统相呼应，君主们每年要在国境内做“季节性迁移”。罗新《从大都到上都》一书，考察的就是元朝皇帝，定期由大都（今北京）“迁移”到上都（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辇路。

　　由于存在这种认知上的分歧，康熙意图开启巡幸之旅时，创造性地另辟蹊径，先是以尽孝的名义北上盛京，拜祭祖先陵寝；然后声称视察水利，六次巡幸江南。

　　乾隆即位后，想要恢复巡幸，直接打出“法祖”（即效法祖父康熙）旗号。为加重“孝道”的分量，乾隆又拉来皇太后做挡箭牌，自称南巡是为陪母亲游览江南美景。鉴于历史教训，汉人士大夫虽然不希望看到皇帝远离京师，可他们也不可能去阻止皇帝尽孝，乾隆由此为自己争取到一次又一次的巡幸机会。

　　南巡中的复杂考量

　　皇帝想要到京师外看看，可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换掉龙袍，说走就能走的。乾隆南巡一次，通常需要随行人员3000-3500人，往返行程6000多里，历时100余天，期间要用到上百处休息的尖营、过夜的大营和小住的行宫。《马背上的朝廷》书后有两个附录，分别为“乾隆南巡的地方备办情况”和“乾隆南巡全部支出的估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皇帝离京前两年，涉及的地方就要修路、修桥，征用上万的纤夫、马匹。为应对六次南巡，清廷付出的总开支在1900万-2000万两白银之间。

　　负责安排历次南巡事宜，以及扈从左右的官员中，几乎没有汉人，全部是作为清廷中坚的满洲人和蒙古人。一路上，乾隆住行军帐篷、检阅八旗官兵，时常刻意骑马前行、演练箭术，以展现满人尚武传统。在他看来，天下是满人从马上“得之”，同样要在马上“治之”，所谓“创业之君无不以马上得之，而败业之君无不以忘其祖以马上得之，以致覆宗绝祀”，元顺帝便是乾隆眼中的反面典型——贪图享乐，抛弃骑射传统，终至亡国。

　　为宣扬武力，乾隆甚至在1762年第三次南巡时，特意接见了新近归附的哈萨克、维吾尔等部贵族。按照张勉治“新清史”视角的解读，乾隆此举是要同时提醒内亚归附者和早已被征服的江南精英，“他们只是一个幅员更为辽阔、多民族帝国的一部分，这一帝国不是任一特定疆域所构成，而是由一个移动满洲朝廷的军事力量和美德所建立”。

　　在恐吓的同时，乾隆也没有忘记拉拢一下江南汉人精英。他手腕高明，一方面通过给两淮盐商发放荣衔、增发盐引，换取商人们对南巡经费的支持；另一方面又迎合士人，资助书院、创作汉诗。由此，处于对立中的商人与士人，竟都将乾隆视为了“自己人”。

　　相对于各项政治目的，乾隆一再宣称的视察水利，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尤其是最后两次南巡，他所谓关注浙江海塘整修，更只是一个幌子。张勉治发现，整个1770年代，乾隆统治都处在危机中：乌喇纳拉皇后在第四次南巡途中被送回京师，随后神秘去世，以至民间谣言四起，传说乾隆因在江南召妓或纳汉女为妃，和皇后发生冲突；又有生员金从善上书要求复立皇后，并公开立储；加之由江南士人徐述燮《一柱楼诗》引发的文字狱，意外牵扯到深受乾隆宠信的老臣沈德潜。

　　在乾隆看来，传播桃色谣言或要求复立皇后，都是变相抨击南巡；要求公开立储和写诗非议清廷，则是汉人精英发泄对满洲统治的不满。此种背景下，乾隆进一步向江南士人灌输“民族-王朝”观念，于是在1780年代，带着一众皇子，又两度亲临江南。

　　乾隆之后再无南巡

　　通过南巡，乾隆实现了自己谋求的一系列目的，可同时也几次极大地滋扰了江南百姓。对此，乾隆十分清楚，于是他一再申明反对奢靡，如指示地方官员，“朕省方所至，戏台、彩棚、龙舟、灯舫，俱可不必”；斥责扬州商人，“今来驻跸，实觉过华不为喜也”。

　　乾隆最不希望看到，南巡被百姓当作皇帝的游山玩水之旅，因此他在海量“御制诗”中，除称颂江南美景外，一再表现对民生的关注，打造勤政形象。比如，乾隆有诗说，“牙樯春日驻姑苏，为问民风岂自娱”；又说，“只论游观无不可，重因农务望晴和”，言明自己南巡为的不是享乐，而是考察吏治、民生。不过，所谓的“微服私访”，是不可能有的。

　　深入解读乾隆御制诗，是张勉治这本书的一大亮点。他认为，乾隆的4万多首诗，之所以显得“呆板”，很可能是刻意为之，因为乾隆写诗的目的不是抒情，而是传达意识形态——“反击任何对他是肆意挥霍和不负责任的君主的暗示。他将自己表现为勤政、仁慈和恪尽孝道的统治者，通过他的诗作为媒介达到目的。”张勉治对一些御制诗的解读或许并不准确，但无疑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在康熙、乾隆之后，清朝其他皇帝再未南巡，不是他们不想，而是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再去“法祖”了。嘉庆亲政后，为清除和珅党羽，被迫重用汉人精英，所谓“满汉一家”渐成事实，自然不能再像康熙、乾隆那样，到江南炫耀满人武力及对帝国的掌控。

　　张勉治的想法很好，即通过对乾隆南巡的研究，揭示清廷建构统治合法性的方式，可是在论述过程中，不免有一些瑕疵。比如，杨念群曾指出，此书在书名中说是研究“巡幸”，事实上对东巡、北巡等一带而过，只单单写了南巡，没有理清几种巡幸间的关系；另外，过分强调满人特性，而忽略了乾隆一些言行，受的其实是汉人儒家文化影响。

　　最后要说一下译者董建中，他于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清史研究，此前翻译过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白彬菊《君主与大臣》等清史名著，可谓既有专业素养，又富翻译经验。因此，《马背上的朝廷》的译文准确而流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张勉治及其“新清史”研究。

　　□杨津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