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字词的井喷与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的动力

　　张灏先生曾将1895-1920年称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亦即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期。“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他举出其间一系列重大现象，其中有一项就是语言：文体方面，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文章正统；语汇方面，随着西学的输入，大量新词语在短期内涌现，大幅刷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面貌。围绕这些议题，学界近年已经出版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澄清了许多以往的模糊见解。这其中，有好几位语言史学家的贡献不容忽视。

　　沈国威教授最近出版的《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一书，意在解析清季民初汉语史上的一个重大现象——二字词（即两个字组成的词，也称双音词）的井喷，作者称之为“词汇体系的近代重构”。在他看来，这不只是个词汇问题，同时也横跨了语法和文体层次，“赋予了汉语最明显的近代特征”，成为现代汉语形成的主要契机之一。沈著所讨论的现象，恰好落在张灏先生所说的“转型时代”，并构成了后者的一个重要内容。从思想文化史视角解读这部作品，不但是题中应有之意，亦可反过来深化我们对近代思想转型的理解。

　　“词汇化”假说与语言接触说

　　本书讨论的基本问题是：“现代汉语的二字词来自何处？”作者举出董秀芳的“词汇化”假说作为商榷对象。董氏认为，作为“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主体”的双音词，主要是汉语“词汇化”的结果。“所谓词汇化，是指原来非词的语言形式在历时发展过程中变为词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语言单位从理据清晰到理据模糊、从分立到融合的变化”。词汇化的途径有三：“从短语降格而来；从由语法性成分参与形成的句法结构发展出来；从本来不在同一句法层次上但在线性顺序上紧邻的两个成分所形成的跨层结构中脱胎出来。”董秀芳强调，“词汇化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

　　沈国威指出，词汇化假说是局限于一个“封闭环境”中的观察，“只能处理偶发的个案，对数以千计的二字词不具备解释力”。他对六千余条现代汉语常用二字词做了调查，结果显示，“直至20世纪初为止”，现代汉语中很多二字词甚至作为文字列都还无法在“本土文献中发现紧邻、共现的事实”；即使有，很大一部分也是以短语方式存在的，“并无所谓词汇化的征兆”，那种“由古至今、一以贯之的二字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大量二字词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并迅速定型的。那么，是什么使得汉语在短短十多年中实现了一次跃迁，完成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里一直停滞不前的“词汇化”进程？董书对此并无细致分疏。多数情况下，她先从中古文献中选取初始书证，再跳到20世纪的文献，至于中间的具体演变过程和成词契机，则往往以“后来某个表述在语义上泛化了”一类说法，含糊而过。

　　与词汇化进路强调“内因”的作业方式不同，沈国威试图从语言接触史角度理解这一现象。在他看来，二字词在20世纪初的井喷，并非汉语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它和其他语言接触的产物；尤其是日书汉译运动，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而且这不是20世纪才出现的新现象，在历史上亦曾出现类似情形。近代之前二字词生产的两次高潮，就分别和中古时期的佛经迻译及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士的西学翻译活动密切相关。沈著成功地将词汇化假说所忽略的传教士译著和日本文献纳入考察范围。在此基础上，作者甚至提出一个“极端”之论：“二字词化与其视作汉语词汇变化的趋势，毋宁是16世纪以后中外对译，20世纪以后中日对译所引发的词汇现象。从语言由综合向分析发展的大趋势上看，汉语自身是否存在二字词化的动机令人怀疑。”

　　使我更感兴趣的，是两位学者观察历史方式的差异：语言接触说注意到，“数以千计”的二字词是在一个极为短暂的时间里融入汉语体系的，其着意点在于历史进程的突变；词汇化假说则将此现象放入长程时段，视其为历史连续性的结果。语言接触说从空间角度出发，关注异文化的交流对汉语发展的影响；词汇化假说更侧重于时间维度，强调汉语本身的“自然”演进。

　　历史的连续性与突变性问题

　　沈国威和董秀芳的争论，对于思考其他领域的类似现象亦不无启发。比如，近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流行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我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短语）的思路，就与词汇化假说异曲同工。持这种思路的学者，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视为其前近代脉络的自然延展，西来的影响则被相应淡化乃至刻意贬低。像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就宣称，西来观念只是“促进”了中国前近代思想传统的“蜕化”，起到的不过是加速器的作用。王国斌和罗森塔尔（Jean- Laurent Rosenthal）虽然强调，历史乃是“人们在不同环境下的选择”结果，但也声言，由于接触西方之前的中国人亦曾有过“发展正式制度”的尝试，因此“从外国引进的正式制度只是加速了那些本来就该出现的变化”。

　　他们没有回答的是，为何只有在与西方接触之后，中国那些原本只在小范围和零星出现的“尝试”才凌空一跃，变得更为普遍和重要？“蜕变”前后的观念是否有所变化，如果有的话，仅是量的差异，还是质的不同？所谓“本来就该出现的变化”，既然无从证实，自然不具多少说服力。事实上，用沈国威讨论的例子来说，即使语言自身真的具备了“变化的潜能”，如果没有“适当的外部环境”，也不能保证其必然实现。

　　这里存在一个很简单但也往往被忽视的区分：“偶发的个案”和“数以千计”的普遍性案例，论证效力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未曾充分考虑相关条件的变化，我们绝不能轻易地把前者当作后者的发轫或萌芽。空间和时间永远是一个无法切割的整体。“历史”一词尽管看来更强调时间的绵延，但故事所在的环境绝非可以随意撤换的布景，而是其内在的组成部分，环境一变，故事就随之改变。将一个“主题”从不断变动的语境中抽离，放入线性时间的脉络中，虽使线索更加清晰，却也不可避免带来扭曲史实的危险。

　　沈国威的著作大致廓清了在词汇层面日语影响汉语的实际状况，提示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决定语言格局变化的，并非语言的内部状况，而是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不过，这也不意味着“内因”的作用就可以忽略不计。沈著有一节专论近代译名创制过程中的方法之争。这两种方法，一是造字，一是组词，目的都是为了表述新鲜事物。许多传教士希望通过制造新汉字或启用已废弃的旧汉字的方式来表达这些概念，一些本土士人如章太炎、梁启超、黄遵宪等也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但是除了傅兰雅新造的化学元素名称，其他的类似努力几乎无一例外地落空，而采用常用汉字组成复合词的做法则顺风顺水，广为接受。

　　不过，我们不能仅仅从行动策略角度理解这一事例，而应充分意识到，任何变革都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受到内部力量的调节和制约。同时，一种活的传统也有能力采取简洁方式，既实现改革目标，又避免更多代价。事实上，现代汉语二字词的表现足以证明，尽管面对一个不断刷新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汉字仍具有强大的应变能力。这也从一个侧面确认了中国文化传统实现转换的潜能。

　　现代汉语变革的文化意义

　　沈著给我们带来的另一个启发是，仅有“概念史”的框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加宽广的言语行为脉络中，思考现代汉语变革的文化意义。此书将清末民初出现的二字词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表达新概念的名词。它们大都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学术用语，近年已引起学界的浓厚兴趣。另一类词汇则为人冷落，那主要是一些谓词，包括动词、形容词和区别词在内。这类词汇所表达的概念在传统汉语中本不缺乏，只是多采取一字词的形式；到现代汉语中，则大都变为了二字词。作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现代汉语的“单双相通”原则：同一概念具有“一字和二字两个长短不同的词形”，既可“用一字词表示，也能用二字词表示”。

　　从表面看，这只是一个形式变化，纯属画蛇添足，实际上却自有其原由。沈国威强调，现代汉语的发展，首先需要满足的是“科学叙事”的要求，简单地说，就是要通过课堂讲述，使普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让人听懂。在清季民初的社会转型中，这个需求比“文学革命”来得迫切；而“仅有名词，没有谓词”，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当学术用语和二次谓词全部具备，“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建构”才算真正完成。沈氏这里提出的课堂演述的需要，确是现代汉语变革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推动因素。

　　在形式要求之外，二字谓语的产生，也是为了适应“精密描写”的需要：“动词词义变化常常是主语、宾语引起的；形容词的增加一是区别事物，大量新增的非谓形容词所起的都是这个作用，二是为了表达新的感觉，或者说语言的使用者追求用新的词（或词形）表达新的感觉。”语言是一个系统，而且必须通过具体的使用才产生意义。新名词的涌现固然是现代汉语变革的核心，但仅仅关注这一点，还远不足以从语言史角度展示整个中国近代文化的复杂变迁。新名词的出现，充其量只是提供了一堆新材料。这些材料必须要进入各种动态实景，才能发挥作用，参与生活的建构。

　　这也就意味着，大量新概念的出现，也需要我们有新的感觉方式、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来与之配合。只有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中国近代的思想转型才成为可能。这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关键词”和“新概念”之外，还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现代汉语谓词，乃至语式和修辞变革的考察中，以进一步探索它们和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情感世界的微妙关联。

　　□王东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