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

　　作为连续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今年周秉建向大会提交了5份提案，内容包括《草原法》修订、生物安全立法、加强财会监督等。

　　“十三年来，每年两会我都会带来一份与内蒙古大草原有关的建议。”近日，周秉建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面对执法不严管控不力等现状，应对现行《草原法》及时进行必要的修订。按照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严格对不作为、乱作为造成草原严重破坏的领导干部，实行终身追究制。

　　素来低调的周秉建，另一个身份是周恩来三弟周恩寿的女儿。1968年，她到内蒙古插队、读书、工作，生活了27年。1994年，她回京任职于财政部，后在离退休干部局巡视员任上退休。2008年开始，周秉建连续担任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疫情期间，周秉建的儿子周日和与友人主动向疫情严重地区捐赠防疫物资引发关注。“他承担起一个年轻人应尽的社会责任，也代表周家后人为国家社会做了一件大善事。”周秉建说。

　　谈 草原保护

　　建议完善草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新京报：每年两会你都会带来与草原有关的提案，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周秉建：1968年，15岁时我便到内蒙古牧区插队，住蒙古包，和牧民一样从事生产劳动，过游牧生活。这些年自始至终牵挂着牧区的牧民们。

　　蒙古族人民非常勤劳、勇敢、善良有大爱。老实说，我们在牧区插队的知青，相比其他地方的知青，身心得到很好的锻炼，尤其生活上也比在农村插队知青要好出一大截。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知青学到了做人的真谛。

　　我总是想着为牧区做些事情，感恩回报，这也是我的一种责任。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我也有义务为牧民发声、为草原发声。

　　新京报：你提出修订《草原法》有哪些考虑？

　　周秉建：离我们插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虽然草原的变化很大，但草场退化现状也很严重。

　　这有多方面原因。譬如，国家、地方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与《草原法》衔接不够紧密，且存在“碎片化”严重和相互矛盾。超载放牧是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草原承包主体责任不明确，缺乏可量化的草原生态健康评估制度。

　　还存在法规制度刚性不足、界限不明、执法不严、管控不力等问题，导致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难以落地。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分，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等天然草原属于禁止开垦开发区，但过度放牧、开垦、开矿等仍屡禁不止。

　　此外，草原多年的大规模网围栏已导致草原大面积的沙化与碎片化，草原生物链遭到严重破坏。现代化畜牧业无法实现规模化经营，草原网围栏建设亟待优化。

　　新京报：你有哪些好的建议？

　　周秉建：我建议对《草原法》做一些修订。应建立草原保护权责一体和对草原资源不敢破坏、破坏不起的新机制，通过训诫、封禁、收储、处罚、追刑等法律约束形成威慑，方可落实草原保护责任制。建立完善草原保护修复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将草原保护修复相关约束性指标纳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严格对不作为、乱作为造成草原严重破坏的领导干部，实行终身追究制。需要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对违法破坏草原的单位和个人，既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还要追究其草原生态损害的赔偿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

　　此外，还要严守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建设草原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严禁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草原上从事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加大草原执法监督力度，依法查处非法开垦、占用草原和乱采滥挖草原野生植物等行为。

　　完善落实草原生态修复制度，加大治理退化草原，提升草原生态功能。坚持科学编制草原保护修复规划，明确草原功能分区，针对不同区域、不同退化程度的草原，制定保护修复和治理措施。坚持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采取围封禁牧、补播改良、鼠虫病害和毒害草治理、人工种草等措施，促进草原休养生息，加快恢复退化草原植被，提升草原生态功能和生产能力。

　　谈 疫情

　　应感谢武汉人民、湖北人民的付出奉献

　　新京报：疫情期间，你会每天关注疫情进展吗？

　　周秉建：关注是必须的。我每天会看《新闻联播》、看手机新闻，时刻关注着疫情进展，也为一线医护人员和武汉人揪心。

　　这次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从党中央到普通百姓、一线医务人员，上下一心为战胜新冠病毒坚守岗位，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武汉人封一座城，护一国人，同生死、共命运，做出了巨大牺牲。

　　我们虽然不在一线，但非常理解武汉人民、湖北人民的艰辛不易，应该感谢他们的付出奉献。我们也看到，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

　　新京报：你儿子周日和与友人捐赠医疗物资，你怎么看？

　　周秉建：我很欣慰。他和朋友共同捐赠抗疫物资，他负责联系对接，他的朋友负责发货。国内疫情最严重那段时间，他们全球扫货，发往疫情严重地区。最近又给友邻国家日本、柬埔寨共捐赠了30万个口罩。

　　虽然数量不多，但尽了自己的力量，承担起一个年轻人应尽的社会责任，也代表周家后人为国家社会做了一件大善事。同时我们看到了一大批“80后”、“90后”在这场“战疫”中得到锻炼、迅速成长。

　　新京报：你对自己的儿子有没有特别的要求？

　　周秉建：对他的要求都体现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他上高中时，我就提出过十几个字的要求：自食其力、遵纪守法、注意安全、社会责任。

　　谈 家风

　　要始终做普通劳动者，不搞任何特殊化

　　新京报：你觉得周家的家风是怎样的？

　　周秉建：伯父他老人家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始终做普通劳动者，过老百姓一样的生活，不搞任何特殊化。这是对我们侄子侄女们的一个期望和要求。

　　这是一句特别普通的大实话，但要做到非常不容易。从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这辈人，都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做到了这一点。然而他老人家的思想精神，我们一辈子也学不完。

　　作为后辈，就要以他为榜样，一点一点去做，不辜负老人家的期望。不光我们这一代，包括下一代及他们的孩子们，也要用这种精神要求来做人。

　　新京报记者 何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