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宇 要破除疫情信息逐级上报机制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一共准备了29份议案或建议，其中三分之二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

　　在1月初，湖北民进系统就对疫情暴发有所警惕。武汉“封城”前，湖北民进多次寻找机会向湖北省武汉市有关领导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提出具体对策建议。

　　武汉“封城”后，周洪宇指挥湖北5500多名民进会员参与抗疫，并发起全国百余位教育专家参与的“学术抗疫联盟”。

　　谈 抗疫初期

　　“参政专报”建议引导群众科学应对疫情

　　新京报：湖北民进系统在疫情初期做了哪些事？

　　周洪宇：武汉第一医院内呼吸科主任罗光伟是民进会员。2019年12月武汉发生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后，第一医院就及时启动发热门诊，罗光伟参与其中。

　　今年1月6日，武汉进入两会时间。也是在这一天，罗光伟向民进湖北省委会调研室同志报送了一份建议。

　　他写道，“此次疫情暴露出硬件设备不足、人才资源缺乏、应急救治能力薄弱等问题，更加凸显了加强我省传染病公共卫生应急救治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其中提出，目前武汉硬件设备不足，难以应对重大突发疫情。隔离病房数量不足、ICU病房不足、专项设备不足。一旦叠加重大疫情，现有的ICU病房数量远不能满足需求。没有给传染病人专用的大型检查设备，有交叉感染的风险。

　　罗光伟还指出，我省传染病公共卫生应急救治能力建设执业环境恶劣，医务人员防护措施有待加强。大部分传染病专科医院未建设值班医务人员公寓，医务人员长期和各类传染病人同在一幢楼，而且在应急状态下，一线人员经常一连几天不能回家，但是医院无法提供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休息场所，极易交叉感染。

　　新京报：你看后什么感觉？

　　周洪宇：我看了之后，感觉很重要，不到20分钟时间，我就让调研室同志转告罗光伟，“反应很敏锐，应尽快修改完善，从这次传染性肺炎突发事件思考武汉市乃至湖北省应急救治体系和能力建设问题并提出具体建议”。

　　民进作为参政党，是执政党的得力助手，要为执政党治国理政当好参谋。

　　1月21日省人大党组要组织学习，我需要列席。当天上午，民进湖北省委、民进武汉市委共同提出的这份“参政专报”《鉴于目前2019-nCov已出现扩散趋势建议省市政府加强传染病专科医院应急救治能力 积极引导群众科学应对疫情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战》，报送给了省市有关领导同志。

　　专报从传染病专科医院面临的困境、疫情引发的群众恐慌情绪亟需有效疏导两个方面提出了8条具体建议。

　　我们特别提出，要保障口罩的供应和佩戴。当时武汉各药店KN95型口罩已脱销，建议湖北省应集中医疗资源支援武汉，并在全国范围分批次集中采购KN95型口罩并下发到全省各地。要求公共服务机构办事人员特别是窗口工作岗位的工作人员佩戴口罩。

　　谈 抗疫经历

　　民进系统筹集价值3.6亿元物资

　　新京报：1月23日上午10点武汉“封城”，你是什么感受？

　　周洪宇：震动很大，可以说是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虽然前期湖北民进做了准备，有一些预判，但还是猝不及防。

　　新京报：“封城”后你负责哪些工作？

　　周洪宇：我是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时也是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1月23日，武汉“封城”后，省人大常委会开党组会，参考省委省政府做法，成立省人大常委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我任副组长。此后省人大的抗疫工作及相关会议我都参与，那时省人大机关也没有口罩，在到处找口罩。

　　我们及时将开展的抗疫工作情况向民进中央领导做了专题汇报。蔡达峰主席、刘新成常务副主席对我们因地制宜，发动会员开展相关工作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号召全国民进地方组织推广湖北民进的经验。

　　通过努力，筹集到价值3.6亿元的物资，现金有2000多万元。在那种完全封闭隔离的情况下，我们去做这些筹募非常艰难。这些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爱心关怀和无私支持，温暖了湖北人民，让我们深受感动。

　　新京报：疫情期间，你还发动“学术抗疫”，是出于何种考虑？

　　周洪宇：让全国专家都参与到湖北抗疫中，产生了诸多建议，并报送到国家有关部门。如2月份曾建议将高考时间延迟一个月，还曾建议今年实施第二学士学位扩招等。我们将这些报告反映的问题和对策一一梳理，提交至教育部。

　　谈 疫情应对

　　建议完善疫情报告发布制度

　　新京报：你怎么看疫情初期的应对举措？

　　周洪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次大考，而且是一次被考者临时得到通知、毫无准备仓促上场的闭卷考试，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可以参考依循。疫情初期出现应对失措、忙乱不堪、效率不高等问题，实在很难避免。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习近平总书记前几天在我们湖北代表团讲话中讲得最深刻，最全面。他指出，这次应对疫情，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来一些短板和不足。我们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加大改革力度，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坚持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着力从体制机制层面理顺关系、强化责任。

　　新京报：在疫情报告发布制度上，你认为有哪些不足？如何改进？

　　周洪宇：从应对过程来看，凸显出信息披露不及时、管理不到位、医疗资源挤兑等问题，同时也暴露出我国传染病防治相关制度在运行时的若干缺陷，建议对《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进行系统修改完善，完善疫情报告发布制度。

　　第一要破除疫情信息传统的逐级上报机制。现在信息技术发达，逐级上报本来也应当很快，但在实践中却失灵了，这是因为每一级的决策人都有不同的考虑。面对一种新的病毒，决策人作出科学判断确实需要一定时间。同时，决策人也要考虑避免造成恐慌，最主要的判断因素应该是基于流行病学基础上，以是否会造成人际间传播为标准做出判断，否则就会造成疫情信息报告的延误，反而会造成社会恐慌。

　　第二要完善“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这一制度规定。从疫情处置看，这个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被虚置了。建议具体规定单位和个人如何报告，报告后有什么后果，增强可操作性。

　　此外还要建立健全传染病直报系统，基层医院可以将发现的病例直接上报至中国疾控中心，但在这次疫情中，也没有起到应有作用。

　　新京报：你怎么看专家在决策参考中的作用？

　　周洪宇：此次疫情，教训惨痛。专家的意见对于政府决策来说太重要了。专家一定要本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深入实际去调研，讲真话。要有一双发现问题的慧眼，请你来是找问题的，提意见给领导做决策参考的，不是走过场的。发现了问题，要有勇气提出来。

　　此次疫情带给我们的冲击，前所未有。这也是我人生60多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经历。我们拿着一张白纸进考场做闭卷考试，凭着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应变能力来答题。

　　政府要鼓励更多公众发现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是专业人士发表专业意见，这非常重要。公众发现问题、积极建言，官方提供建言的渠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把事情做好。 ——周洪宇

　　新京报记者 何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