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愚公”杨维骏逝世 赞赏我的人很多，却没看到效仿者

　　姓名：杨维骏

　　性别：男

　　终年：98岁

　　逝世原因：病逝

　　去世时间：2020年6月9日

　　生前身份：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

　　6月10日上午，新京报记者从杨维骏夫人王婉琦处证实，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因感染肺炎抢救无效，于6月9日18时03分在昆明离世，享年98岁。

　　王婉琦告诉新京报记者，不久前杨维骏因感染肺炎住进医院，一直在ICU抢救，因年纪大身体弱，“没几天就不行了”。

　　6月12日，杨维骏的遗体告别仪式将在昆明跑马山公墓举行。

　　杨维骏的一位朋友告诉新京报记者，两个月前他曾去医院看望，杨维骏还在为违法征占地而不平，挂念着失地农民。他说杨维骏认起人来有时清楚有时糊涂，“但是讲起反腐还是思路很清晰。”

　　2010年12月，为了帮助昆明市某区农民解决耕地被毁坏、强征的问题，88岁的杨维骏带着农民代表，坐上政府配给他的黑色奥迪A6专车，驶进省政协大院。随着这起著名的“公车上访”事件引发舆论热议，作为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的杨维骏走到台前。

　　三五年后，他致力举报的白恩培、仇和等一干在云南任职的官员先后落马。盛名之下，杨维骏创造了中纪委实名举报人中年龄最大、职务最高的纪录。

　　杨维骏和新京报渊源颇深，最初杨维骏走入公众视野就是因为“公车上访”事件后新京报的一篇深度报道《云南副省级退休官员开道带村民上访》（刊发于2010年12月21日），此后新京报曾多次采访杨老，刊发《反腐“愚公”杨维骏：反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能停》《举报白恩培、仇和的反腐斗士，曾被人威胁“永远闭嘴”》等多篇报道。去年10月下旬，新京报记者曾去昆明拜访过杨维骏，不想竟成永诀。

　　“快一百岁了”

　　2019年10月21日下午四点半，97岁的杨维骏刚输完液，从昏睡中醒来。因为半年前摔倒受伤，他每隔一阵就要到医院挂水。

　　几个小时前，杨维骏和老伴吵了一架。老伴儿王婉琦身体也不好，她提到自己生病都是因为杨维骏反腐害上的。就这么一句，触到了杨维骏的“底线”。他说，不和“反对我反腐的人”回家。老伴怄气走了。

　　一觉醒来，杨维骏仍未消气，他梗着脖子，“大是大非问题，我怎么能退让，说我反腐错了？”

　　身为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也是凭着这股倔强，成了云南官场的“异类”，继而为大众所知。

　　2010年，他用政府专配的黑色奥迪A6专车开道，带着失地农民到省政协大院上访，以“公车上访”事件跃入公众视野。4年后，他坚持举报了十余年的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落马，让他二度迎来晚年的高光时刻。一时间，媒体、访民络绎不绝。

　　尽管行走困难，右眼几近失明，口齿也不再伶俐，杨维骏没有就此停歇。收集材料、写举报信、更新博客，他的长矛始终对向不公和贪腐。用友人的话来说，他还是那个不知疲倦的“堂吉诃德”。

　　见杨维骏并不容易。他居住的小区坐落于昆明市中心，一溜的橙白色独栋别墅，住的几乎都是副省级以上高官。这里门禁森严，事先预约，到达小区门口后，须由主人通知保安放行，来人才可进入。

　　近两年，随着身体每况愈下，杨维骏和老伴住的这栋三层别墅，明显冷清了许多。

　　杨维骏微弓着背，坐在客厅的米色皮质沙发里，衰老正以不可逆转的态势向老人的每一处肌体蔓延。

　　头发灰白，老人斑遍布两鬓，颧骨因消瘦而高耸，难以连贯地说一整句话。杨维骏爱喝凉水，每嘬完一口，都颤颤巍巍地捡起杯盖，因右眼视力受损，杯盖在杯沿上摩擦许久才能合拢。“我快一百岁了。”他对记者说。

　　记者来访前，杨维骏正在等着他的“助手”冯清（化名）。冯清在某国企就职，七八年前杨维骏替失地农民维权时两人结识。他们原本约了这天下午要继续撰写举报某落马高官的材料，冯清临时有事来不了。

　　冯清回忆，五六年前，杨维骏腿脚还灵便，常常下到云南各个州县了解民情。两年以前，杨维骏每隔一周都要到小区1号门左侧的打印店，请店员打印材料，再帮忙发在博客上，一坐就是一整天。

　　但这两年，衰老不容许他再做这样耗损精力的事了。

　　由于脑供血不足，要是没人与他说话，杨维骏常常坐着坐着就昏睡过去。“也许闭上眼睛就醒不过来了。”王婉琦压低声音，皱着眉头。谈话间，杨维骏眼皮耷拉下来，微张着嘴，沉默被呼噜声取代。

　　退休高官反腐

　　2010年12月，杨维骏家的三层小楼突然涌进了许多记者。此前不久，刚刚发生了让杨维骏闻名的“公车上访”事件。

　　当年12月17日，已经88岁高龄的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给他的黑色奥迪A6轿车，领着两辆破旧的面包车，驶进了云南省政协的大院。他带着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的12个失地农民，准备向政协信访处上访，但领导办公室人去楼空，只好空手而归。

　　杨维骏事先得知，由于时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强推“全域城镇化”，福海社区三千多村民世代耕种的1800亩良田被政府强占，房屋遭强拆，不少无家可归的老人租房受阻，只能住到猪圈，一个92岁的老妪不堪煎熬跳鱼塘自杀。此事始终没有得到处理结果。

　　杨维骏带着村民上访的消息在政协大院传开后，第二天，政协老干处的处长就跑到他家质问，不想被杨维骏反将一军：“难道公车只能用来游山玩水，不能用来为民请命？”这一幕被一旁的记者记录下来后，杨维骏一下成了网友心目中“最可爱的官员”。

　　早在这起事件之前，杨维骏就是云南官场上出了名的“刺头儿”。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对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的举报。

　　2001年，白恩培从青海调至云南任省委书记时，杨维骏已经从云南民盟离休三年。本该是颐养天年的年纪，但白恩培上台后力主的“一湖四片”造城运动，挑起了杨维骏紧张的神经。2014年接受《环球人物》采访时，杨维骏回忆，当时中央提倡“又好又快发展”，白恩培却主张“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

　　杨维骏屡次劝谏未果，还因为“党外人士”的身份，被剔除出了每年两次的省老干部座谈会的名单。

　　2013年，白恩培早已离开云南，调任全国人大，但杨维骏并没有停止反映白的问题。那年夏天，借到北京治疗眼疾的机会，杨维骏直接把举报包括昆明福海案、贱卖矿案及省银监局和省政法委共设陷阱的“金座”诈骗案在内的云南“六大要案”的材料，递给了中纪委。在贱卖矿产的问题上，他把矛头直接对准了白恩培。

　　2016年10月9日，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白恩培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白恩培在法庭上接受审判。

　　伴随举报而来的，是威胁。

　　杨维骏曾向中纪委举报过云南省纪委的一位时任领导。后来一个“好心人”写信给他，说这位领导公开放话，要让他“永远闭嘴”。

　　杨维骏有游泳的习惯。几年前，某个驾驶员传出话来，说有人准备在他去泳池的途中制造车祸。

　　王婉琦说，有天凌晨4点，有不明人士爬上阳台撬锁，“咔嚓咔嚓”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第二天她向公安报了案，从此，物管在她家斜对面增设了个岗亭，保安从每晚8点值守到次日早上6点。

　　但杨维骏似乎对这些都不以为意，“我想到的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大官，他违反党纪国法，我就是站在维护党纪国法这边。”

　　从家仇国恨中走来

　　杨维骏多次对人说，自己是在家仇国恨里长大的。

　　他的祖父母都是昆明城里的贫民，靠帮人挑水和缝制帽子度日。杨维骏的父亲杨蓁自幼学习刻苦，后考入云南讲武堂，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高级参谋。杨维骏三岁时，父亲死于军阀范石生之手。

　　尽管父亲早逝，但杨维骏从小就从母亲那儿听说父亲的许多事迹。父亲爱兵如子，爱民如子，不准长官打骂部下，发动士兵种蔬菜种稻谷，成立士兵食堂，任滇中卫戍司令时，曾连夜率兵从土匪手中救回被掳掠的村民。

　　父亲死后，为了躲避军阀的迫害，杨维骏和家人去了上海。在十里洋场，杨维骏既目睹了列强的趾高气扬，也见证了保家卫国的新思潮。

　　随着时局恶化，日军占领上海，包围租界，1937年，杨维骏举家迁回云南。在云南大学政治系就读期间，他和同学建立学生自治会，加入新成立的民主青年同盟，毕业后又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1949年，成功策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后，杨维骏仕途坦荡。1951年1月，云南省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结束后，不到30岁的杨维骏被委任为云南省政治协商委员会专职副秘书长。

　　几年后，经人介绍，杨维骏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1958年，杨维骏和王婉琦成婚。也是在这一年，因不愿揭发被打成右派的费孝通，杨维骏也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如今，杨维骏再回想，却把那些苦日子咂摸出滋味来了。他被分去放牛，牛安静吃草时，他就拿出马恩文选，这一读，让他一下“看到了光明”：“我觉得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不可能有什么力量阻止人类前进，受挫折是暂时的，不可能永远。”

　　被打成右派的二十年，也是杨维骏的一双儿女长大成人的二十年。即便杨维骏后来彻底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恢复了在云南省政协的职务，儿女也并未因为父亲的身份沾过什么光。

　　儿女各自奔着前程远去后，那幢三层小楼，就只剩杨维骏和王婉琦“相依为命”了。他坦言，自己从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对老伴的关心，只体现在行动上。

　　2014年夏天，王婉琦因心慌，到一家医院吸氧，不想误吸了二氧化碳。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杨维骏和王婉琦怀疑这是腐败分子的报复。因为担心老伴再受伤害，杨维骏陪着王婉琦住了整整一年院。

　　王婉琦是个闲不住的人。80岁的年纪，还能一口气从家骑车到翠湖，打拳、跳舞。但近几年，她感到身体大不如前，最多只能走上100米，出门买菜都要保姆推着。

　　面对这个比她还要衰老的丈夫，王婉琦不时感到照顾的疲累。她说，自己不是贪图享受的人，丈夫人品好，一生为国为民，在这方面她敬重他，但“负担太重了”。

　　战斗到最后一刻

　　“反腐不付出代价，怎么反腐？”杨维骏说，赞赏他的人很多，却还“没看到有哪一个效仿我”。他不强求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只是他越来越感到时间的紧迫了。

　　“我快一百岁了。”杨维骏又把这句话提起。他的老朋友们大多故去，剩下的，要么看不见、听不见，又或者是因误会断了联系。他说，正是“跟腐败分子生死搏斗的时候”，“想他们没有意义了”。

　　虽然从未动摇过反腐，但相比从前，话语间，杨维骏似乎多出了不少困惑。

　　他说，2014年白恩培落马后，自己的举报再没有过什么大的成绩。说到失地农民因上访被非法拘留，杨维骏本就严肃的语气又立马急促起来：“农民就是靠土地生存，你把农民的土地抢掉，农民还活吗？不能轻描淡写，说限制人身自由。”

　　冯清解释，在老人家看来，云南的贪腐问题，归根结底是土地等公共资源被强占后的权钱交易问题，“所以老人家想解决的最终还是归到土地问题，而不仅仅说把一个人抓掉处理就完了。”

　　有时聊完了正事，杨维骏也会和冯清拉些家常，说自己到了这个年纪，放心不下的事有两件，一是云南的贪腐和土地问题，二是反腐文集的出版，“如果能有一个结果的话，他也能瞑目了”。

　　去年10月21日，老夫妻发生口角那天，保姆透露，王婉琦曾悄悄打来电话：“能劝就把他劝回去，不回去就让他吃点苦。”

　　杨维骏果真坚持“原则”，没回家。第二天一早，放心不下的王婉琦，又跑去了医院。

　　“您觉得杨老是个什么样的丈夫和父亲？”

　　“正直。”问了两次，这是王婉琦唯一的答案。

　　（参考资料：《杨维骏自传》《杨维骏争鸣文集》）

　　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