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中美之间需要“战略”而非“情绪”

　　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球流行数月，且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世界以及每个国家。裹挟其中的中美关系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从宣称“部分脱钩”“去中国化”到“完全断绝关系”，特朗普政府的反华情绪逐渐高涨。

　　如何理解这一状态下的中美关系，中美之间的对立又是否存在缓和地带，未来中美关系会如何发展？就此问题，新京报记者专访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李成博士。布鲁金斯学会是全球综合排名第一的智库，李成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百年来首位华裔主任。李成博士成长于上海，1985年赴美留学深造，并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的研究，对两国的政治与社会都有着深刻的理解。

　　李成认为，中美目前正处于“三环叠加”的一个特殊艰难时期，疫情扩散的恶果、大选之年的两党恶斗、中美关系的恶化，三者相互影响，导致了螺旋式的下行，走出这种困境尚需时日。在恐惧情绪主导下，产生了诸如“脱钩”之类的判断，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也很难实现。

　　中美目前正处于“三环叠加”的恶性循环

　　新京报：首先想请李成博士谈一谈一段时期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你对中美关系的一个整体判断。

　　李成：中美目前正处于“三环叠加”的一个特殊时期，它像螺旋一样处于恶性循环当中，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局面，甚至可能面临失控。所谓“三环叠加”，是指疫情扩散“恶果”、大选之年两党“恶斗”、中美关系“恶化”三者间的相互影响和叠加。

　　第一，疫情快速蔓延，对美国国内影响巨大。有学者认为疫情是美国建国244年来最严峻的挑战。就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而言，美国目前确诊病例接近全球三成，死亡病例占全球的20%。这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这对评估美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环境和特朗普的领导力，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另一个，就是非常高的失业率。

　　第二，大选之年两党的“恶斗”。大选之年，历来是动荡之年，但今年的竞争格外激烈。而在这个过程中，又将中国卷入这个漩涡中，敲打中国成为两党竞选战略的重点。此前，两党发布电视竞选广告，都不约而同地指责对方“对中国太软弱”。不过最近，发生了一些变化，民主党现在认为不应该把所有问题怪罪于中国，这样会减轻特朗普的责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所以，在大选当中，到底中国是不是主题或以怎样的形式成为主题，现在还不清楚。

　　第三，就是中美关系的“恶化”。美国之前提出要“全方位脱钩”，不仅是经贸层面，也延伸到科技、安全、文化、教育各个方面。我们要搞清楚的是，“脱钩”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根本原因就是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中国在很多方面开始追赶甚至领先，尤其是科技领域。但其实，这其中有相当多的不了解和误判。

　　美国方面夸大了两国的竞争，或者说扭曲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终意图；而中国也很疑惑：美国为什么这么没有自信？这种互相不信任是在不断加剧的。

　　当然，这种“三环叠加”的状态不是说不能扭转，实际上能够也是必须扭转的。但首先我们得去了解这三个方面的相关性、互动性和危险性，才能想办法来改变。

　　不赞成用“修昔底德陷阱”描述中美关系

　　新京报：中美之间的误解和误判体现在什么方面？

　　李成：我这些年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确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但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双方之间的误解和误判。

　　确实，两国政治制度不同，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其实也在积极学习美国的一些经验，中国民众对美国民众也是有好感的。拿意识形态说事，也站不住脚。举例说，特朗普和美国的价值观就一致吗？他反移民、反媒体、反民权，甚至有人说，最近处理华府和全国性反种族歧视的抗议活动时，他在挑战美国的宪法。如果一国总统都与本国的价值观念不同，如何去指责其他国家？

　　其实中美之间，我认为有两个根本点是一致的：

　　第一，都不希望世界经济和金融不稳定。就像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说过的：你可以想象中美两国经济都不错，也可以想象中美两国经济都不好，但很难想象两者一个非常成功，一个一败涂地。这在21世纪是不可能的。这就告诉我们，维持世界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是两国共同利益。第二，避免战争的可能性，也是两国共同利益所在。

　　如果说中美在这两点上都是一致的，那么根本利益冲突就无从谈起。

　　另外，我不同意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是把两千年前的城市国家对比到当今的国际体系。经济全球化、核武器、人工智能和科技革命，使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冲突来看待当下的国际关系，未免简单化了。

　　那么误解主要出在哪里呢？其实是双方的不信任和恐惧，双方都夸大了对方的实力。同时，把对方一些防守措施当作是进攻性威胁。新冠肺炎疫情，又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猜疑、忧虑和指责。

　　中国一部分人会担忧西方国家联手索赔，其实要求中国索赔的人在美国也是非常少的。美国则担心将被中国取而代之。这种过分的恐惧是很危险的，甚至可能将两国关系带入歧途。

　　令美国不安的，不是贸易逆差而是科技

　　新京报：疫情带来的影响不只在战略互信层面，经贸、产业链层面受到的冲击可能更直接。美国又声称要断供华为，对此，你怎么看？

　　李成：首先，经贸上的冲突的确存在，但目前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特朗普对华为耿耿于怀，表面是贸易问题，其实是科技问题，这也是美国对中国担忧和不安的核心。不少人认为，中国的5G、人工智能已经走到了美国的前面。

　　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挑战——除了冷战时期。而中国的实力又要比冷战时的苏联大得多，中国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华为又属于最核心的科技领域，美国认为芯片是华为的短板，所以要通过芯片来牵制它。

　　但问题是，华为也不会轻易被打败。另外，这种“脱钩”会带来一连串的反应。一方面，美国企业会受到冲击；另一方面，整个产业链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西方和美国的一些企业，也会不断游说来改变目前的制裁措施。

　　美国对华为的重视程度不会改变，但压制华为也会被反噬。这方面的战略对峙，在未来几年不会改变，但具体政策措施会不时调整。

　　美国对中国没有完整战略，只有片面的情绪

　　新京报：特朗普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真正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

　　李成：特朗普说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已经说了很多年，但并没有多少根本性的变化。在全球化的今天，要重建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既不符合当下的时代，更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的80%是服务业，金融和服务业的强大，是美国的实力所在。制造业回归到底能有多大帮助是个问号，况且，现在制造业很多已经不依赖人力，对解决就业也未必有多大效果。

　　跨国公司根本上是利益驱动的，而不是为了政治目的。中国市场潜力很大，他们不会放弃。同时中国对世界的依赖正在减少，世界对中国的依赖正在上升；而美国对世界的依赖在上升，世界对美国的依赖在减少。这种变化也表明，脱钩很难，全球产业链还是有很强劲的生命力。

　　当然，即便没有疫情，对美国来说，一些产业上的调整也是合理的，但全面回归是做不到的。

　　新京报：特朗普的商人做派很明显，你也提到过他身边缺少战略性专家，你觉得这种风格会给美国外交带来哪些问题？

　　李成：已经带来了很多问题，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在急剧下降。一个战略家，要求其战略有轻重缓急，还要加强与盟友的关系，但他在处理盟友关系上也非常糟糕，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同时，要有一个远景目标，并且有能力、有方法、有资源实现这个目标。另外，还要考虑行为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要避免擦枪走火变成全面的、多方位的战争。所以，我不认为特朗普有长期的战略考量，这也是美国智库中不少学者为何说，美国对中国没有战略只有情绪。

　　中美关系改善，可在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寻突破

　　新京报：我们再来谈谈年底的美国大选。有观点认为，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当选，中美关系都将会很难改善，你怎么看？

　　李成：我不认同这种观点。目前美国的内政外交，既与总统个人特色相关，也与国内环境有关。如果换总统的话，起码会改变50%。

　　可以预言拜登的治理方式、执政团队的作用，与特朗普会完全不同，对华政策一定会发生变化。特朗普的团队，在对华政策方面基本都是强硬派。而拜登的团队里有一些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问题专家，并不是说他们不会批评中国，但至少对中国是比较了解的。

　　不过，也得看到，另外50%的大环境是很难改变的，这需要时间。

　　新京报：中美关系的大环境要改善，有哪些层面可以突破呢？

　　李成：我认为可以有两个角度。第一是突发事件，例如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两国更应该合作。但很遗憾，一些国家还没有看到合作的必要性。不过，我们仍处在疫情的过程中，未来也有可能走向合作。

　　另一方面，我认为需要靠“全球公共产品”上的合作。就像习近平主席在世卫大会上所表示的：要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同时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成为全球公共产品。

　　美国和中国都算是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在全球公共产品合作上的潜力很大，包括疫苗研发、维持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防止核扩散、反对恐怖分子、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应对难民潮等。这些合作将成为推动因素，但这同样需要数年的持续努力，两国都要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好，进而真正了解和认识对方。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疫情之后的世界，是会恢复紧密的联系，还是会相互疏离？

　　李成：疫情对全球的确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它会使各国重新思考很多问题。但我们要认识到，全球化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现实。而且疫情警示世人，国际配合与互助是最好的应对方法。

　　疫情真正改变的，是资源的分配和整合方式。举个例子，网上学习根本改变了教育资源的配置。你可以在全世界去找教授、找课程、找演讲。同时，科技也会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作用，包括人工智能等。

　　所以，一些声称“逆全球化”“全球化结束”的判断不免偏颇，我认为更多是要改善和弥补全球化的缺陷。孤立主义的道路，是没有出路的。政治界、学术界等需要思考和讨论的，是如何构建一个“更包容互惠的全球化”。而这一全球性探讨的关键，是我们要换位思考，要有人文关怀，要有跨越种族、阶级、代际、国界和价值观的视野。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孟然

　　名片·李成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及资深研究员，兼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杰出研究员、美国耶鲁大学中国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会员和百人会会员。

　　以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冲突来看待当下的国际关系，未免简单化了。

　　跨国公司根本上是利益驱动的，而不是为了政治目的。中国市场潜力很大，他们不会放弃。

　　孤立主义的道路，是没有出路的。政治界、学术界等需要思考和讨论的，是如何构建一个“更包容互惠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