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之痛：在路上之后的凯鲁亚克

　　永远不要成为文学主将类的人物。这是朋友给凯鲁亚克的劝告。但在“垮掉的一代”势头旺盛的时期，偶像光环成为凯鲁亚克无法摆脱的痛苦。人生中后期，凯鲁亚克深陷困境，支撑他创作的激情经历所剩无几，大众对小说的曲解与挪用愈发增多。随着凯鲁亚克精神的衰退，“垮掉的一代”也渐渐成为一个停留在寥寥几本小说中的过去时。

　　偶像诞生

　　从被拒稿到一举成名

　　66号公路已经成为了一条具有象征意味的道路，宣示着永远年轻、探索自由的意义。不过，凯鲁亚克本人对“66号公路”这一标志并不喜欢。在美国电影《66号公路》中，几个喜剧演员扮演了《在路上》一书中三人行的角色，他们扮相滑稽，看似讲述着在路上的剧本，实际上却充斥着嘲讽的意味。一切就像这本书刚完成的时候一样。

　　《在路上》起初的出版并不顺利。面对这样一份三周内写完的书稿（其实凯鲁亚克本人用“在路上”的方式反复修改了七年），没有出版社愿意冒这个风险。相比于这本代表作，出版社对凯鲁亚克之前那本有着浓烈托马斯·沃尔夫气质的小说《镇与城》更感兴趣，他们希望凯鲁亚克能够拿出这样的作品。维京出版社的编辑寄信给凯鲁亚克，希望他能修改里面不恰当的词句。凯鲁亚克开始表示了强硬的拒绝，但还是配合编辑进行了修改。然而，即使在这之后，出版社对于是否要印刷这本小说还是充满疑虑。他们先把里面的部分章节寄给了《巴黎评论》，想看看片段内容会引起什么反响。

　　等到《在路上》终于出版之后，虽然没有像金斯伯格的诗歌那样成为禁书，但在文学圈，它遭遇了一致的差评。杜鲁门·卡波特就曾经有过一句著名的评价——那不是写作，而是打字。人们认为凯鲁亚克的即兴写作缺乏严肃的创作态度。

　　改变发生在一篇《纽约时报》的评论上。一位名叫吉尔伯特·米尔斯坦的评论家在《纽约时报》上刊发了一篇书评，夸赞这本小说“在一个强劲的时尚瓦解人们的注意力和挫钝人们的感受力的时代里，它作为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出现了，它的发表自然堪称历史性大事”。同时，米尔斯坦在这篇书评里还将凯鲁亚克树立为“垮掉的一代”中最具标杆性的人物。问题从这里开始便出现了。

　　“垮掉”的人设

　　公众眼中的人到底是谁

　　兴奋的凯鲁亚克开了一箱香槟，庆祝自己成功的时刻，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之后降临到他身上的会是什么。在此时，好友艾伦·金斯伯格给他提过建议，希望他谨慎对待“代表人物”这类头衔，这会给他添加偶像的约束，限制其行为自由。

　　凯鲁亚克意识到这一点也好，或在兴奋中陷入盲目也罢，之后的事情都并不取决于他的选择。《在路上》成为畅销作品后，媒体开始对凯鲁亚克进行源源不断地报道。各家报社都派出记者对凯鲁亚克进行采访，但最后成文的稿子却和对话内容大相径庭。

　　记者们模糊了凯鲁亚克在文学上的观点，而将访谈的精彩部分设置为“多找几个女人”之类的观点。他们竭力将凯鲁亚克塑造为符合“垮掉”一词的人设，丝毫没有理解凯鲁亚克其实是这群人中最保守的一位。据朋友回忆，在接受了四五次采访后，凯鲁亚克终于不堪重负，他像个吓坏的孩子一样躲在床上，声称自己患了重病。为了逃避，凯鲁亚克开始喝得烂醉，不愿面对媒体歪曲的文章——然而这恰好又是媒体想要的：酗酒烂醉的“垮掉”作家。于是，又冒出了几篇新的人物稿。

　　命名了“垮掉”一词的作家约翰·霍尔姆斯在回忆凯鲁亚克时写道：这种情况把他弄蒙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再也，再也没找准什么是北。再也没有。

　　《在路上》的畅销让凯鲁亚克的世界里涌入了难以计数的新读者，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欢迎他。粗鲁的读者指责这个家伙连句号和分段都不会用也能写书，严肃的家长担忧阅读凯鲁亚克会将孩子们引上歧途，即便是已经成年的大学生群体，对凯鲁亚克也并不欢迎。在布鲁克林学院参加诗歌朗诵会的时候，凯鲁亚克遭到了当地学生拳脚相加的围攻。

　　以上是反对者们的表现。至于他的支持者，也没让凯鲁亚克感觉好到哪里去。追求放浪的年轻人们只看到了凯鲁亚克文字中所讲述的流浪，却忽略了文本语言抒情性所连接的关于自我的顿悟及禅思。凯鲁亚克从来不曾说过一个人若要追求自我，就得做流浪，酗酒，吸毒之类的事情。任何人都有自己抵达该终点的方式。然而那些近似嬉皮士的读者们却将此理解为必经之路。

　　“我是一个技艺高超的讲故事的人，是个遵循伟大的法国叙事传统的作家，我不是一群乌合之众的代言人。”凯鲁亚克在一本斯蒂夫·艾伦的影集注释中写道。他想要捍卫自己是一个叙事作家的身份，让人们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语言艺术而非个人生活。可惜的是，凯鲁亚克的模仿者们也并没有把握到这一点，他们模仿凯鲁亚克的文风写着流水账一般的日记自白。他厌倦了“垮掉派之王”的称号，想要找回无名时期的自我，但此时的他不管走进多么隐秘的乡村酒吧，都会被人一眼识破。

　　他不得不逃离。

　　“大瑟尔”之行

　　最后的解脱与崩溃

　　在凯鲁亚克的作品中，有一本比《在路上》的内容更倾向于一种摇摇欲坠的自我，那就是《大瑟尔》。1960年后的凯鲁亚克被困在多重囚笼中，其中也包括自身灵感的枯竭。自从《在路上》之后，他成为了热门作家，但人们通常只是冲着他的名气去购买书籍。之后的许多小说，其实充斥着凯鲁亚克式的陈腔滥调，我们甚至能在不少作品中发现他模仿自己作品的痕迹。即便如此，能写的素材也所剩无几。个人生活的经历总是有限的，尤其是当作家以激情式的喷薄将数年的心灵波动都挥洒一尽之后，他就再也找不到什么可写的了。

　　在那一阵子，凯鲁亚克甚至开始给《恶作剧》（一本类似于《花花公子》的美国杂志）这类刊物写时政类稿子了。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不适合他写的文章。凯鲁亚克的朋友们也对此感到遗憾，认为他的文字正变得越来越廉价。这些杂志工作唯一的好处是给凯鲁亚克带来了稳定收入，正如他的朋友们所回忆的——凯鲁亚克内心一直有稳定生活的向往，但却又不断抗拒它。

　　保守和稳定的倾向也让凯鲁亚克在60年代和朋友决裂。起因是金斯伯格参与了一场与嬉皮士相关的政治运动。而在凯鲁亚克的眼中，“垮掉的一代”——如果这个名称勉强适用的话——不应卷入任何与政治相关的活动。人应如赤裸般纯真。

　　带着这些困境，凯鲁亚克前往一个名叫“大瑟尔”的地方，开始新一轮的自我修行。他隐遁在一个小木屋中，试着戒酒，并开始书写新的作品。

　　“自打我出版‘路上’那本书，就是那本让我‘声名大振’的书后，这是我第一次离家（我妈妈家），可事实上这三年来我都快被逼疯了，无穷无尽的电报、电话、请求、信件、来访者、记者，还有没完没了的窥探者……而我实际上无时无刻都醉醺醺的，好给自己戴上一顶快活的帽子来适应这一切，可我最后终于意识到，我被重重包围而且势单力孤，所以我得逃离这里，一个人待着，或者死掉算了。”

　　在《大瑟尔》这本书中，凯鲁亚克留下了最后救赎的尝试。他在远离尘嚣的地方试图给自己来一场净化，这本小说里也留下了不少呈现此心境的段落。但在小说之外，“大瑟尔”之行是彻底失败的。戒酒几天后，凯鲁亚克便重新开始了酗酒的恶习。与世隔绝的环境反而加剧了他的痛苦，因为在那里，他连最后的朋友都没有了。

　　凯鲁亚克后期的困境，似乎预示着“垮掉的一代”的集体退场。包括这个活动起初的灵魂人物尼克·卡萨迪，都开始过起了平静的生活。从大瑟尔回家后的凯鲁亚克恢复了酗酒，每天不断给老朋友和旧情人们打电话，回忆着20年前的岁月，同时也不再抗拒巴勒斯和金斯伯格推荐的毒品与致幻剂。在人生末期，见到凯鲁亚克的人几乎只会说一句话——救救杰克。

　　这个团体成员后期的沉没，以及他们逐渐向平凡生活“垮掉”的倾向，似乎证明着这个文学史上著名的流派，并不存在一个抱有共同信念的团体，只是一堆试图逃避政治的年轻人巧合地聚集在了一起。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痛苦与不同的生活信仰。然而对读者来说，理解一种文化现象，一个文学流派，要远比理解一个人容易得多。那些他们无法再写出的、淹没在酒精中的句子，为人们留下了一个无需破解的生活之谜。

　　撰文/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