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诞辰120周年 他的哲学生涯，是一部跨世纪的德国学术史

　　我曾亲身感受过一次伽达默尔在哲学公众中的“效果历史”。几年前的秋天，我在海德堡大学访学，参加了教授秋季学期第一次公开授课。除了哲学系的年轻面孔，阶梯教室中座无虚席，多数竟是热爱哲学的市民：一群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的老人。讲座是关于海德格尔的。讲座的气氛是严肃的，但在某个时刻伽达默尔的名字被提及时，课堂上传来一阵友好的笑声，洋溢着崇敬的气氛：首先，是因为授课者的教席当年属于伽达默尔；其次，一个传统也随之被触及了。

　　现场体验德国哲学公众的热情和他们对传统的敬意是奇妙的。自1933年以来、1968年之后，“传统”在德国人的生活中也许难免有几分沉重的色彩。相比海德格尔教席的命运，伽达默尔为这一从雅斯贝尔斯手中接过的教席增添了殊荣。但效果史总是有其吊诡之处。伽达默尔的名字，又常常伴随海德格尔之后。即便是在他开创了半壁江山的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中，他也总是侧身，让其伟大老师隆重登场。实际上，哲学人物的这种半隐状态，可能在推崇“原创性”的时代——尽管人们可能对原创性既无确切的说明也无法达成一致——并不罕见，但作为哲学史战场上已经夺得一席之地的人，伽达默尔则显得独树一帜。在汉语学界，《真理与方法》及自传性质的《哲学生涯》早已有了中译本，但与他同时代的人物，尤其海德格尔及列奥·施特劳斯相比，伽达默尔所获得的关注似乎少得多。

　　好在，今年恰逢伽达默尔诞辰120周年，让·格朗丹这本传记的移译及时打开了一扇窗口：传主罕见的长寿也使其哲学生涯本身就是跨世纪的德国学术史。

　　来自两位父亲的压力

　　让·格朗丹在附录中提及，为伽达默尔写一本尽可能客观的传记，诱因在于1980年代海德格尔纳粹时期的丑闻的再度掀起讨论。作为海德格尔最忠实的学生之一以及动荡年代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伽达默尔也不时遭遇类似的质疑。而作为伽达默尔的学生，让·格朗丹感到有必要让历史材料为伽达默尔做出澄清，不过他也坦言，替海德格尔学派的思想家立传，要充分考虑到他们对传记的立场：真正重要的唯有哲学家的思想。但毕竟，哲学作为一项公共事业，与生活世界的关联在所难免。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好的传记，就应当揭示伽达默尔是怎样炼成的。撇开丰富的历史细节不论，这部杰出的传记至少成功地做到了一点，描述了伽达默尔个人性情、思想及命运上的独特性是如何形成的。这对真正认识和理解伽达默尔其人，无疑是巨大的帮助。

　　正如在德语作家身上屡见不鲜，甚至有些陈腐的主题，伽达默尔也成长于两位父亲的阴影之下。母亲的不幸早逝，使伽达默尔从年幼时便置于父亲严厉的影响之下。他的父亲不仅是一位成功的药物化学家，后来担任了马堡大学的校长，而且还是一位想要对自己儿子施加强有力影响，将他引向真正的精确科学的教育者。可想而知，当伽达默尔执意选择人文学科的道路时，他父亲有理由感到不解和担忧。

　　伽达默尔选择投身哲学，一开始便在马堡这个新康德主义阵地中如鱼得水。此时，他遭遇了另一位真正的精神之父：当时已崭露头角，享有德国哲学“秘密国王”（阿伦特语）之誉的海德格尔。这位深得纳托普及哈特曼偏爱的弟子，转投海德格尔门下。不久之后，海德格尔却对年轻的助手感到失望，并以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件表达自己的看法。伽达默尔气馁沮丧之余，并未放弃与海德格尔的亲密关系，但转向了古典语文学研究，以便为哲学前景的黯淡提供另一种选择，即成为一名古典语文学家。当然，现实考量的表象之后，也不乏严肃的思想动机：哲学问题与语文学问题不可分割，只要哲学反思试图回到原始经验，后者则在解释学中担纲重新开启古典文本的契机。随着伽达默尔在古典语文学领域的成功，海德格尔再度认可了这位弟子，并主动提出担当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导师。这是伽达默尔梦寐以求的事情，他由此才真正成为了海德格尔学派中重要的一员。不过，与同窗卡尔·洛维特、格哈德·克吕格先行的批判态度相比，伽达默尔当时还并未显示出脱离老师影响的独立性和原创性。实际上直到晚年，伽达默尔才谨慎地在著作中发展对海德格尔的批评。

　　传记提及的一段轶事，有力地证明了来自两位父亲的压力是如何塑造了早期伽达默尔。当1927年他的父亲被癌症击倒时，这位校长将海德格尔请到病床边，希望后者向他证明伽达默尔在哲学上有好的未来。海德格尔肯定了伽达默尔的哲学能力，向他的父亲做出了担保。面对父亲的自我辩护也许一直是伽达默尔哲学生涯的隐秘动力。尤其面对作为精神父亲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很长一段时间都生活在其思想的滋养和阴影之下，以至于声称“我始终有一种该死的感觉，海德格尔在我的背后看着我。”（《伽达默尔传》）

　　迟到的成熟：自我理解的图像

　　按照传记的描述，伽达默尔无论如何也不属于以尖锐犀利著称的激进思想家。有意思的是，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伽达默尔根据同辈学者的表现的自我评估和自我感觉，也是如此。不过，他已经开始意识到自身哲学立场及教学方法上的独特性。让·格朗丹精彩地形容了伽达默尔的哲学品格：“立场分明永远都不是伽达默尔的力量所在，在任何立场中，甚至是那些对立的立场中迅速地认识到其真理的核心才是他的力量所在。……人们在这里看到了犹豫和宽容的标志……的确，曾经在他周围的都是强大的、多产而自信的知识人士：他的父亲、赫尼希斯瓦尔德、纳托普、哈特曼、沃尔特斯、库尔提乌斯、布尔特曼、弗里德兰德，尤其还有海德格尔。面对如此众多的大师，我们不能理解他成为‘不但……而且’的拥护者，他学会了培养谦逊和无知的博学的美德，后者也成为他哲学的主旋律（leitmotiv）。他后来会说，他的解释学的灵魂在于承认‘他人可能是对的’。这一完全苏格拉底式的认识也包含了一个传记学的背景。”（《伽达默尔传》）

　　但与这种理想化的学术环境相比，“政治”这个大他者则对伽达默尔思想的成熟施加了时代的惊骇，对其人格及思想的影响不容忽视。在艰难年代中，伽达默尔的存活与其说得益于犹豫和审慎，不如说是自我隐忍。在1933年-1945年这段德国的黑暗岁月之中，伽达默尔坚持审慎地“不问政治”。但是，官方机构和大学都直接面临纳粹化的问题，作为一个身在其中并担任公职的教师，伽达默尔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不少令他名誉受损的签名。实际上，伽达默尔与纳粹的牵连，哪怕在中文语境中，也因为理查德·沃林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够准确及审慎的话题制造式的过度解读，而变得广为流传。这种解读加固了伽达默尔身上的“保守主义”标签，似乎在他对“传统”的强调中早已深埋着一根倾倒于德意志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引线，甚至由此反证哲学解释学也包含了不光彩的思想内核。让·格朗丹出色地从历史材料和伽达默尔本人的思想发展出发，力图还原和呈现这些行为的历史语境，从而为审视流行意见提供出一种对照。他通过历史材料证明，即便在纳粹统治最黑暗的年代，伽达默尔仍和他的犹太朋友保持了坚定的友谊，甚至与旨在颠覆纳粹政权的政治抵抗运动团体及个人都有所来往，虽然并未（实际上也不可能）参与其中。当然，传记也并未讳言后来成为伽达默尔第二任妻子的女学生凯特·莱克布施当时悲惨却又幸运的遭遇。这些事件构成了伽达默尔在这段梦魇岁月中刻骨铭心的经历。

　　让·格朗丹认为，虽然在纳粹暴政快结束的那几个月里，伽达默尔的态度并不是很光彩，但的确是无计可施的妥协，任何一线的政治抵抗者都不可能安然度过那段岁月。伽达默尔认得清，作为一个哲学家的真正使命在于追求卓越的哲学教育，以便帮助战后德国培养亟须的独立知识分子。同时，他在纳粹时期艰难、灵活且不失人格的生存赢得了荣誉，使他在1945年德国解放之后被推选为莱比锡大学的校长，开始在美苏两大阵营的监管之下再度重启德国大学。这种战后重建的工作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冲突，一直延续到1947年左右。伽达默尔辞去了校长职位，并获得了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教职，之后在1950年，决定性地接过了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席。这位思想家仍然蒙受着哲学的召唤。

　　伽达默尔在海德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写出了迟到的巨著《真理与方法》，而且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才俊。他在之前岁月中养成的博大性情再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没有“伽达默尔主义”，而是指导学生走上各自的道路。不仅如此，他还乐意提携当时虽然不属于自己学生，但特别有天分的年轻一代思想家，包括哈贝马斯、卡尔·奥托·阿佩尔、恩斯特·图根哈特以及奥托·珀格勒等后来声名卓著的人物。因此，伽达默尔赢得了一个绰号：德国哲学的“幕后主导者”。不仅如此，1968年荣休之后，他开始了年轻时错过的世界讲学，在不同的国家都继续培养了许多外国学生。这种令人艳羡的成功，归根结底与他所倡导的“理解”思想密不可分。

　　从反思的角度来看，伽达默尔的哲学生涯完美地诠释了自我理解的图像必然显现在与他人的交道之中。他的哲学道路达到极盛，恰恰是因为他洞察到了自身的有限性，而且受惠于对他人的倾听，尽管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争执。传记在还原伽达默尔思想及性情的成熟过程方面非常杰出，因为它准确地理解了世界上存在着一种不同于灵感的迅疾与澎湃的天才。实际上，理解要达到的意义正是“不同于”。传记试图表明的，恰恰是伽达默尔既不同于海德格尔，也不同于那些才华横溢甚至咄咄逼人的同辈之处。解释学，正如其名，是一种精耕细作的、苦心经营的洞见。正如我们无法通过某些既定的范畴或抽象的意识立场来理解某个具体的人或物，有待解释的作品也是如此：要整体地把握一件作品，实际上就是要把握其最富有独特个性之处，把握其独特个性之所以如此显现的那个场域或事件。要达成这种理解，需要敏锐的意识乃至妥协，而非那种披荆斩棘的决断之思。

　　哲学解释学的堤坝

　　一定程度上，伽达默尔思想最深刻方面，会因为理解者的专业语境而受到限制。说起哲学解释学，视之为文本解释的方法论或哲学说明的理解仍不可避免地大行其道。如果，这种理解将自身视为哲学解释学的应用甚至延伸，也算是符合其服务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题中之意，但最重要的则是要避免其带来的误解，因为某种释义方法或专业意识（最显著的例子正是“审美意识”）恰恰是哲学解释学本身要求避免的。毫无疑问，伽达默尔的思想酝酿于长期的文本解释实践之中，但毋宁说，当直面理解本身的时候，他触及了主体性的局限，并且坚持哲学解释学能够超越这种局限：存在远逾出意识（mehr sein als Bewusstsein）。这里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海德格尔对存在追问的深刻踪迹。这是对意识，或者说对主体性暴力的诊断和治疗。“存在”本身，远比那在意识中成为透明的，即成为了可分析、可解释、可计算的客观化的东西更多。

　　如果从语言哲学的视角来理解伽达默尔的核心思想，其名言“能够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便显示出对所有专业意识的善意的超越。无论是精确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所动用的概念，总是对存在经验的某种削减。当“语言”无法完善地传达这种经验时，我们所能言说之物比起事物向我们敞开的经验而言，就显得贫乏了。那么，何处能够克服这种贫乏呢？正是在这个关键性问题上，伽达默尔与其老师拉开了距离。解释学确实对语言作了本体论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本身只能在基础主义的方向上“言说”。语言的丰沛性确实被主体性所限制，但也并不意味着其一定源于超主体的语言结构。换言之，伽达默尔的洞见恰恰在于，语言自身的自反能力，语言自身的精细化能力，能够应对和克服这种限制。在由语言所编织起来的事物（无论是人的自反性意识，还是社会成员的自我认同）之中，或者说，处于由语言所构成的解释学视域之中的事物，其存在所依的语言有能力进行自我更新。而这意味着，有时候人们无需在一切自然语言稍有笨拙的地方，便宣告其失效，而追求一种具有超越结构的形而上学语言。当伽达默尔的上述语言本体论洞见，辅以他反复强调的苏格拉底式无知的对话意识时，解释学最动人也最深刻的层面就出现了。正是在对话之中，语言的贫瘠性，或者说，言辞之于事物的那种不精确性，才能够被克服掉。正是根本上依赖于对话经验，伽达默尔才拒绝了海德格尔的决断哲学。不仅如此，“对话”必然显示为对所有源始哲学的质疑。因为对话并不要求彻底地抛弃主体，而是要求对话者的主体性不隅于单方面的“你”或“我”；同时，“你”“我”之间的语言关涉，也并不彻底跨越主体间的互动，成为语言的无名事件。

　　伽达默尔由此认为，我们之于事物的遭遇或把握，更多是前见而非判断。判断这个词指向了经验的主题化及专门化，不仅让人想起伽达默尔曾经浸润其中的新康德主义及现象学的传统。前见能够不断地进行修正，为对话敞开了空间。关键是，前见的这种理解特性——恰恰遭受最多指责——并不是意味着极端的历史主义，即彻底否定超历史语境的事物存在；相反，前见恰恰意味着在文学和艺术这种哲学解释学所仰仗的历史经验之中，存在着超越历史语境的经验“典范”，其标志性特征正是不断从产生的语境中跃迁至解释者所处的当下语境。这就是伽达默尔深入批判自笛卡尔以来“主体性自我透明理想”的深刻指向：主体在理解中无法彻底地，或者说，一劳永逸地将有待理解的任何对象转化为客体。与其说这种洞见规定了释义活动，倒不如说，它在一切释义活动可能进行之处，标示出了解释的界限和可能性。传记也出色地概括了这一点：“理解与其说是‘主体性的一个行为’，不如说是一个‘视域融合’的活动，在这里过去和当下相互渗透：没有与过去的关系，就没有当下的提问，而没有当下，也就没有使得当下得以可能的过去。”（《伽达默尔传》）尽管这种洞见难免遭受最严厉的历史主义指责，但伽达默尔的历史主义批判实际上提醒了一种流行的危险：如果彻底地反对历史主义，那么，很可能只剩下永恒的教条和由它秘密指定的捍卫者。哲学解释学并不幻想着彻底克服历史主义那消解一切规范的惊涛骇浪，而是几乎笨拙地筑起一道堤坝，迎接历史主义的巨浪拍击其上所激起的阵阵浪花。

　　对话，或无尽的等待

　　让·格朗丹这本杰出的传记一定会让读者认识到，天才，如果这个词是指一切自我成就者皆自有其天赋根源的话，必然有不同的显现方式。但无论如何，伟大的人远为谦逊。甚至连伽达默尔所捍卫的理解经验本身，也远比决断或宣告更为脆弱，归根结底，它并不完全起于神思之接，而是内蕴于生活世界的历练。唯有如此，人们才不会惧怕误解。然而，的的确确，在误解与真正的理解之间，往往隔着一道阴影环绕的拱廊，有时候人们并未穿越过去，已将那仍被阴影笼罩的形象误认为是巨人之姿。但即便说并非其旨趣所在，难道“理解”不总是意味着置身于这种状况之中吗？洞察并惬意于这种状态，比起冷静的分析或犀利的批判而言，是另一种才能。在真正对话之前，总是有可能需要无尽的等待。

　　这又使我的思绪回到了几年前。在海德堡一个秋日午后，我专程去寻访伽达默尔的长眠之所。伽达默尔并不安息在韦伯、拉德布鲁赫等巨人沉睡的城中老公墓（Bergfriedhof），而是在他晚年的居住地，距离老城几公里处的齐格尔豪森（Ziegelhausen）一处山顶的新公墓（Neuer Friedhof）。上山途中会路经一处修道院，其餐厅出售着海德堡最好的本地啤酒。新公墓全无老公墓中富有高度艺术气息的纪念碑和铭文，一望皆是朴素的简洁石碑。矗立半晌，也无法确知伽达默尔究竟沉睡于墓园何处。恰好进来了看守墓园的一位老人，我向他请教时，他茫然不知所措，直到说起伽达默尔曾是海德堡大学的一位教授，才仿佛恍然大悟，用手指着墓园一角：“大学的人都在那边”。如果你见过马克思·韦伯庄重肃穆，两侧镌刻着选自《浮士德》等书中名句的高大墓碑，相比之下，小巧的枣红色幕碑则极不起眼。墓前也没有韦伯墓前成簇的鲜花，而只在墓碑的顶端——兴许是本地习俗，不得而知——轻轻地零星放着一些压着树叶的小小石子，似乎显示着不久前也有人来过。

　　□汪尧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