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宋明炜 科幻小说能够包容他者的无限可能

　　从2010年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出版《三体Ⅲ》，并陆续斩获国内外各种科幻文学大奖开始，中国的科幻文学就正式进入了新篇章。越来越多中国科幻作家的作品进入图书畅销榜，或被改编成爆款影视、动漫，或被译介到海外。

　　美国卫斯理学院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宋明炜，将这股新兴的科幻热命名为“中国科幻新浪潮”。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宋明炜师从著名学者王德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著有《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等作品。后来，他接触到刘慈欣、韩松等科幻作家的小说，对科幻文学的兴趣瞬间被点燃，他开始从事中国科幻小说的英文翻译工作，并将科幻小说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

　　经过十年积累，宋明炜创作了一系列以科幻文学为主题的论文和书评，其中的精华部分在近期结集成书，命名为《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部对科幻小说黄金十年的见证之书。”近日，新京报记者围绕这本新书中的内容对宋明炜进行了专访，畅谈了中国科幻的前世今生。在他看来，科幻小说看似是距离现实最远的文类，实际却通过构造一个迥异于日常生活的“异托邦”，揭示了许多生活表象之下更为深层的“真实”。

　　中国科幻新浪潮与鲁迅遥相呼应

　　新京报：你如何界定“中国科幻新浪潮”？

　　宋明炜：我称为“中国科幻新浪潮”的这个群体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末，以王晋康、刘慈欣、韩松、陈楸帆等为代表，这个作家群体其实创造了一个中国科幻发展的黄金时期。这里的“新浪潮”，不完全是“英美科幻新浪潮”的概念。英美科幻新浪潮指的是一种实验性很强的科幻小说类型，当然，从这些我界定的中国科幻新浪潮作家的写作中，你确实也能够感受到类似的前卫意识，但我更多地是把整个科幻文学的兴起看作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新浪潮，而不仅是科幻小说内部的新浪潮。

　　在这批“新浪潮”作家中，无论是刘慈欣这样“太空史诗”的风格，还是像陈楸帆那样具有文学实验色彩的写法，或者是韩松这种卡夫卡式的充满隐喻的写法。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对长期主导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造成了冲击。这些新浪潮作家创作的科幻小说看似跟现实没有关系，它发生在架空的世界中，但其实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现实世界发生着深刻的关系。比如韩松的《地铁》，是从写一个普通人坐地铁开始的，这是每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读者都有的体验，但是最终这个乘客搭上了一趟永不到站的地铁。

　　科幻小说创造的是一个异托邦，它未必是一个更好的世界，也不一定是一个更坏的世界，但是，它通过某种危机的方式把深藏在我们时代、不为我们在日常经验层面所感知的某种特征、某些力量释放出来了。

　　新京报：你曾专门撰写过论文探讨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否能算作一部科幻小说，并且在提到新浪潮作家群体时，指出刘慈欣的《乡村教师》、韩松的《地铁》等都在不同层面上呼应和继承了鲁迅的精神。鲁迅和科幻小说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宋明炜：我那篇论文对《狂人日记》是否可以算作一部科幻小说其实是下结论的。鲁迅和科幻小说其实是有密切关系的，鲁迅在成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一位新文化运动文学大师之前，其实是一个科幻青年、科学青年，他曾经翻译过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也写过很多文章来介绍当时的西方科学，其中包括放射线这样最新的科学知识。我们的文学研究在讨论鲁迅的文学史意义时，往往忽视了他和科幻小说以及科学的联系。

　　我目前正在撰写一本有关科幻小说的理论性英文专著，叫《看的恐惧》（The Fear of Seeing），在这本书中，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科幻小说给我们看到现实中不容易看到、但对我们的存在而言至关重要的方面，这就是看的恐惧，因为那些异样的真实总是让人害怕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其实就是这样一篇作品，它让我们看到恐怖的真相——如果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小说文本作为一种异托邦的构造，恰恰要把这个真相作为危机展示给我们。

　　在这个意义上，科幻小说所做的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做的非常相似。当代的“新浪潮”科幻作家，他们在寻找思想资源时，不一定会去学习过去的科幻作家，而是回到鲁迅。鲁迅作品中的一些“意象”，都成为他们笔下科幻世界中的架构，比如“铁屋子”。韩松写过很多以交通工具为对象的科幻小说，比如飞机、地铁，它们其实都是鲁迅笔下“铁屋子”的新技术版本，乘客在永不到站的地铁里面一直昏睡着，除了主人公没有人意识到世界的异样和深藏在日常生活表象下的“真相”，恰似鲁迅笔下铁屋中不愿醒来的人群。

　　科幻能否超越各种“中心主义”？

　　新京报：我在阅读这些中国科幻新浪潮作家的小说时常常有一个感受，就是他们书写的人物、表达的关怀，其实往往不局限于一国一地、一个民族，比如《流浪地球》《三体》中都有“人类联军”出现。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命运共同体”，你怎么看待科幻小说体现出的“世界性”意识？

　　宋明炜：这刚好是我最近写的一篇论文的话题。我们一直在讲中国文学要“走出去”，其实科幻从文类来说，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文学”意识的产物。第一部科幻小说、玛丽·雪莱写的《弗兰肯斯坦》，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的作者是一个英国人，主人公是一个日内瓦人，主人公的足迹遍布欧洲各地。科幻小说的第一次亮相，就是一种具备世界意识的书写。所以，科幻小说的传统处理的往往是一个以“人类”为单元的主题，它要书写的是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经验。为什么《三体》在国外有那么多人喜欢读？因为它具有的“世界感”太强了，当然，《三体》中也有显而易见的“中国性”。

　　新京报：你现在身在美国，近段时间美国正在爆发大规模的黑人抗议活动，出现了许多立场不同的群体之间的尖锐对立，而关于性别、族裔、肤色、宗教、政治等方面的价值撕裂越来越常态化。从你刚刚的论述中，我看到科幻小说帮助人们“理解他者”的可能性，你觉得科幻小说是否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包容的世界？

　　宋明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里涉及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应该读一读科幻？我觉得科幻小说相较于其他文类，更能够颠覆而不是巩固你已有的感觉结构。科幻小说一定是会让你感到阅读之后“世界变得不同了”。

　　科幻小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者的关键在于，它从来不吝于呈现异于我们的存在，这种存在甚至会让我们感到恐惧——和我们在现实中遭遇他者时发生的经验一样。比如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面对他创造的怪物那一瞬，他完全吓坏了。而当我们跟随故事的发展与这个“他者”共度一段旅程，我们至少获得了一些对他者可能性的想象和思索，这种认知上的冲击，会慢慢校准我们和“与我们不同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弗兰肯斯坦的怪物让我们感到恐惧，可是到小说的后半部分，我们却直接在“听”这个怪物讲话，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怪物”也需要爱，也有好奇心和求知欲，也需要被认可。

　　你刚才讲到黑人运动，其实还有女权运动、少数族裔运动等，甚至包括我们即将面临的人和机器人共存的问题，都在科幻小说探讨的范围内。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科幻小说也是最具“民主性”的。比如，陈楸帆的《巴鳞》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一部小说，这个小说设想出来一个“他者”——来自南海的类人而非人的巴鳞，他会模仿人类的动作，因此成为人类的玩偶。主人公后来试图了解巴鳞的内心，可他用尽一切办法都无法实现，个中缘由就像小说开头引用的亚当·斯密的句子：“我用我的视觉来判断你的视觉，用我的听觉来判断你的听觉，用我的理智来判断你的理智，用我的愤恨来判断你的愤恨，用我的爱来判断你的爱。我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方法来判断它们。”这是对于理解他者难题的一个深刻的描述，也是对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破除。

　　就像我在书中写的那样：我们如何理解人，其实很多时候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所谓的“非人”。科幻小说通过种种思想实验，帮助我们在这个难题上多思考一点，对于各种类型的“中心主义”也就多破除一点，无论是人类中心，还是男人中心、白人中心。

　　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亚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