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子超 失落的中亚，在全球化边缘校正轨道

　　自2011年起，前媒体人刘子超多次前往中亚，几乎走遍了中亚所有能去的地方，他被那里的景象和族群多样性所震撼。

　　在苏联解体后，过去的辉煌不再，中亚像一颗失落的卫星，在全球化的边缘和大国夹缝中校正着自己的轨道。在新著《失落的卫星》里，刘子超写下许多被不同方式“困”在中亚的小人物。他们有“滞留”在中亚的俄罗斯人，有渴望出国留学逃离这一切的中亚年轻人，有在中亚辛勤工作的中国人，还有在中亚的朝鲜人。中亚复杂的群族认同，特殊的地缘环境，以及处在被全球化遗忘的角落，使得这些心灵都共享着某种共同的生活状态。

　　这本书在气质上与以前的《午夜降临前抵达》和《沿着季风的方向》有所不同，精彩的人物刻画成了此书的重心，以至于有评论夸他为“中国的何伟”。刘子超认为，好的旅行文学就是要呈现当地的人心。这本书还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以往异域经验大多是由西方人的视角书写——如今，我们也有了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的旅行文学，从自身的角度观察和反思这个世界。

　　全球化有意无意地“放弃”了中亚

　　新京报：你曾说过，2011年的首次中亚之行给你带来很大震撼，为什么？2016年再去的时候，感觉变化大吗？

　　刘子超：2011年我去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感觉苏联解体就像发生在昨天——街上的汽车还是苏联时代的拉达，人们的穿着打扮和城市的建筑风格，好像还停留在20年前。从一个不断发生巨变的国度，来到一个相对停滞的地方，看到很多似曾相识的东西，那种感觉非常震撼。

　　还有一点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中亚人的长相特别丰富——蒙古人、突厥人、波斯人、俄罗斯人、高加索人、朝鲜人和鞑靼人的长相都有。我惊讶于中亚地区民族的多样性，原先并没想到中亚的群族如此混杂丰富。

　　与中国相比，中亚这些年的变化并不算大，而且各国发展速度也不平均。哈萨克斯坦一直是现代化比较快的国家，其他几个国家相对缓慢。乌兹别克斯坦前两年换了总统，之后发展得也比较快。中国在中亚有很多工程。乌兹别克斯坦提出过一个想法，他们想修建从乌兹别克斯坦出发经吉尔吉斯斯坦到喀什的铁路（中吉乌铁路）。这条铁路要贯穿天山山脉，施工难度很大。但是一旦通车，乌兹别克斯坦到中国的路程能缩短1400公里，一天之内能抵达太平洋，中亚离全球化又能靠近几步。

　　新京报：说到全球化，你在书里写道，在中亚，苏联的遗产正在无可奈何地被磨损，渐渐沦为废墟，这废墟并非全球化冲击的结果，而是全球化有意无意地放弃了整个中亚。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因为一般来说，第三世界国家受全球化冲击的影响更大。你能大概阐释一下这个观点吗？对比东南亚和南亚，你觉得这个现象特殊吗？

　　刘子超：中国和东南亚已经处于全球化的生产链条中，但中亚并没有。它主要还是依赖出口矿产资源和棉花等原材料——这些资源也大都是可替代的。乌兹别克斯坦有一家雪佛兰工厂，这也许是中亚唯一一个与国际资本有关的加工型工厂。

　　在消费领域，直到这两年乌兹别克斯坦才开了第一家肯德基。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直到现在都没有这种全球化的连锁店。可能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中亚的市场太小了。而且，中亚的普遍消费能力也达不到开店的标准。因此，这些品牌都没有考虑打入当地市场。

　　新京报：这就像一处未开垦的处女地。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后，按理说“世界是平的”，信息全球化应该也影响了中亚吧？他们的年轻一代在文化和信息上能够与世界接轨吗？

　　刘子超：中亚是多面的，跟世界接轨的年轻人也不少，但在文化上，中亚年轻人更多接触的是俄罗斯的流行文化。比如说，一些夜店歌曲在莫斯科火了之后，第二个月就会传到中亚。

　　“困住”的状态是一种被迫滞留

　　新京报：你在书里写了很多在失落的卫星里被“困住”的人物，比如说那个困守在咸海的“咸海王”，滞留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俄罗斯人，还有那个被困在杜尚别的男孩“幸运”。除了这两个明显的例子，还有很多人物也给读者呈现出一种生活、地域和政治“困住”的感觉。这是你在中亚观察到的年轻人的普遍生活状态吗？

　　刘子超：“困住”是被迫滞留在一种自己不喜欢的生活状态里，又没有办法去改变，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生活在伊塞克湖地区的俄罗斯人，人数本来就少，也不会说吉尔吉斯语或哈萨克语。他们看不起当地人，觉得当地人粗鲁、没文化、只会喝酒。可当地人也同样看不起他们。在苏联时代，可能还有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但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都在“去俄化”。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把书写文字也改成了拉丁字母。这些滞留在中亚的俄罗斯人想离开，但又能去哪儿呢？

　　真正的俄罗斯人是看不起这些在中亚的俄罗斯族的。以他们的教育程度，去俄罗斯工作也没有任何优势，只能做做服务员这种比较辛苦的职业。他们不喜欢中亚的环境，但是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因此给我一种被困住的感觉。像“幸运”这样的男孩，当我遇见他的时候，他在学汉语，想来中国留学。现在，他已经在中国留学了。他代表了那些想走出去的中亚年轻人。

　　“咸海王”是在咸海工作的中国人。中国人做生意很能吃苦，去这种艰苦地方的中国人还有很多。除了中亚，在非洲的很多地方，到处都有这样辛劳工作的中国人。“咸海王”也没有觉得自己很特殊，他只是觉得，生活把他带到那里。他一开始在新疆，后来就顺理成章地被派到咸海。这是他们的职业路径。要搜集那种虫卵，只能在盐度比较高的湖里，而这些湖大都位于比较偏远的地方。

　　新京报：你在书里有个观察，说在哈萨克斯坦，年轻一代相较于成长于苏联的长辈们反而更加保守和传统。这个现象普遍存在吗？据你的观察，这是为什么呢？

　　刘子超：苏联解体后的信仰真空，导致中亚国家开始重新拥抱伊斯兰教。这些年轻人的父辈在苏联时代成长，很多人是无神论者。到年轻一代，政府在国家层面上推崇伊斯兰教，建造清真寺。土耳其和沙特也会给他们捐款修缮清真寺，派遣宗教老师。所以，很多中亚年轻人反而比他们的父辈更虔诚和保守。

　　当然，不是全部年轻人都是这样的。我刚刚说到那些想出国的年轻人就不是这类人。想出国的年轻人相对而言处于中产阶层，而更保守的年轻人一般生活在相对偏远的小城市和农村里。

　　中亚的族群冲突与族群认同

　　新京报：你刚刚说到中亚是一个民族的大熔炉，你在书里也很关注群族认同问题。比如说，你提到在哈萨克斯坦的朝鲜人，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吉克人，在塔吉克的帕米尔人，还有各个国家的民族英雄和真实历史。你如何看待他们的民族建构问题？你为何会特别关注中亚边缘群族的认同？

　　刘子超：首先，这些民族的名称有些是在1920年代才出现的。当时，苏联将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套在中亚这片还处于前现代的土地上。最明显的例子是，在1924年以前，苏联人把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都称为吉尔吉斯人。之后，他们决定继续细分，才把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称为哈萨克人，把山区的游牧民族称为吉尔吉斯人。

　　在撒马尔罕、布哈拉这样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信仰杂居之地。人们一般只会用突厥人、波斯人来互相区分，或者用所信仰的伊斯兰教的不同派别来互相区分，要不就是用撒马尔罕人、布哈拉人这样的地理概念来区分。不会有人说，“我是乌兹别克人”，“我是塔吉克人”。现在基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是近一百年来才慢慢被建构起来的。

　　苏联解体后，每个国家都要加强自己的民族认同。这就要从建构自己的民族神话、民族英雄和民族历史开始，所谓建国“三件套”。这就造成了很多的麻烦和冲突，甚至与史实不符的地方。

　　现在这些国家之间，不时爆发族群间的摩擦冲突，边境线互相缠绕，像一笔糊涂账，还有飞地散落其间。这一点，当你在中亚旅行时，会感觉特别明显。于是我就顺理成章地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状况，就发现这是同被建构出来的族群认同和边境线的划分有关的。

　　采写/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