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蒂成长史 思想之火的诞生

　　20世纪前中期，受到战争影响的人们以极高的热情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但是对二十出头的犹太作家卡内蒂而言，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分析除了为个人行动寻找统一借口外，完全没有任何说服力。况且，卡内蒂成长过程中母亲暴君般的管理方式，又怎么会让他产生所谓的恋母情结呢？

　　母亲的话语

　　“你的父亲死了，你还在玩！”

　　卡内蒂的母亲透过窗户朝着年仅七岁的儿子大吼。此时，卡内蒂正在和朋友炫耀自己的爬树技巧。他的父亲就在这一天突然去世了。这个突然袭来的事件成为了家庭内部的未解之谜。卡内蒂的母亲认为是吸烟过多导致了他父亲的猝然早逝，不过在此之前，卡内蒂的父亲并没有出现任何身体不适的状况。

　　七岁的卡内蒂不得不自己推想父亲去世的原因。他想到的东西是前几天早餐上的一张报纸，上面赫然印刷着巴尔干战争爆发的消息——不过，他们一家现在居住在英国，遥远的巴尔干半岛爆发的战争能和他们产生什么联系呢。但在卡内蒂父亲的眼里，只要战争爆发，就会有无数人死亡，不管发生战争的国家距离我们多么遥远，这都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这张报纸是卡内蒂父亲生前最后读到的一份。之后，父亲的突然死亡让卡内蒂将历史事件和私人领域联系在了一起，“战争的消息像雷电一样击中了他”，虽然这只是一个文学上的比喻，但这个比喻却扎根在卡内蒂的内心，让他形成了这样一条思想路径：将陌生世界发生的事情迅速和周围的生活联系起来。

　　父亲去世后，卡内蒂的教育者只剩下了母亲一人。与父亲相比，卡内蒂的母亲是个不折不扣的家庭独裁者，喜欢用秩序来约束卡内蒂的行动。通常，母亲在家庭扮演的角色就是当父亲和卡内蒂玩得尽兴的时候站在门口，严肃地说一句“是时候了，孩子们会变任性的”。

　　在葬礼结束后，卡内蒂母亲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家庭从英国的曼彻斯特搬到了维也纳，她似乎对维也纳有着圣地般的向往。八岁的卡内蒂十分不解地询问母亲，为什么要搬到奥地利，即使搬离曼彻斯特，卡内蒂也更喜欢夏天旅行时所居住的瑞士洛桑。在洛桑，他喜欢听湖上的乐队在船上演奏音乐。“维也纳有湖吗？”他问母亲。母亲回复他，“没有，但有多瑙河”——仿佛这条河流意味着什么精神源泉。同时，母亲要让卡内蒂搬到维也纳的另一个原因是，她强迫卡内蒂必须学会德语。在奥地利上学却不会说德语，对卡内蒂的母亲来说是个近乎羞耻的情况。

　　因为家庭教师的不理想，卡内蒂的母亲决定亲自教孩子德语。她教课的方式非常奇怪，不准卡内蒂阅读书籍。卡内蒂多次向母亲提出如果让他阅读德语书籍的话，他就能感受词语，更快地掌握这门语言，但阅读德语书却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家中的一项禁令——除非他能先学会德语。于是，在卡内蒂母亲的教育中形成了一个关于语言的逻辑悖论：如果不先认识词语，那么阅读书籍是有害的；如果不阅读书籍上的文字，词语又仅仅是口腔中喷出的、用于交流的音节。这个悖论造成的结果就是，每天晚上卡内蒂都要站在沙发旁边，跟着母亲的发音练习口语。母亲通过卡内蒂的发音来判断他是否掌握了词语，如果没有的话（这基本是大概率事件）就让卡内蒂复述几十遍，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再接着提问。

　　强迫学习德语只是卡内蒂母亲对他施加的影响之一。不管怎么说，在提心吊胆的日子里卡内蒂还是熟练地掌握了德语，并在日后将德语变成了他写作的第一语言。可是，对词语理解的模糊性却停驻在了卡内蒂的思想里——在无数次的复述中，我们究竟如何抓住某个词语的全部含义；我们如何说出、又如何理解一个句子；一个字母或音节的细微差别会给意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关于语言的问题成为了卡内蒂日后不断思考的一个大命题。幸运的是，在言语和文字之外，还有另一种让我们走入现实世界并打开其内部空间的形式——图像。这也让卡内蒂成为了一个小说家而非埋头于语言研究的文字学家。

　　邂逅勃鲁盖尔

　　中学毕业后，卡内蒂的母亲又强迫他做了第三件事情：放弃医学，选择他根本不感兴趣的化学专业。面对母亲的监管与咆哮，卡内蒂几乎没有什么抗争的余地。他尝试对自己进行心理疏导：即便是你毫无兴趣的专业，多学一点基础知识总是好的。不过化学实验室的乏味超出了卡内蒂的预期，很快，他就开始在实验室里做自己的事情，打发时间。

　　好在，卡内蒂生活在维也纳。化学专业很无聊，哲学与文学书籍又容易让人陷入思想观念的困境，此时的卡内蒂需要呼吸一些新鲜的、更具开放性的空气。欣赏画作无疑是个重新认识世界的好方式，它既是对现实的再现，也是对现实的重构。作为艺术之都，维也纳提供了丰富的油画储藏资源。在自传中，卡内蒂写道：

　　“通向现实的一个途径是经由绘画达成的。我认为，再没有比这更好的途径了。人们死守着一成不变的东西，并从中汲取不断在变的东西。绘画就是无数的网，出现在上面的呢，就是被捕获的猎物。”

　　在利希滕斯泰因宫，卡内蒂短暂地欣赏了勃鲁盖尔的油画（并非真迹，只是临摹品，但这对卡内蒂而言并没有任何影响）。油画上所描绘的东西冲击了卡内蒂对现实的感知。在这一年里，总是有人指责他说并不能认清真正的现实，总是凭借着哲学与词语，就像戴着眼罩一样观察世界。勃鲁盖尔的油画则让卡内蒂摘下了这个眼罩。油画中的人物形象如此平凡常见，然而，勃鲁盖尔用画笔所抓住的人物特征，正是卡内蒂所朦胧感知、但又无法准确言说的东西。那些人物在绝境中呈现的表情，他们仿佛要抓住什么的身体姿态，面对空虚的眼神和布局角度。其中，《死神的胜利》这张画尤其吸引了卡内蒂的灵魂。

　　这幅画中，几百个骷髅正忙着将活人拉到自己的世界。而活着的人则在努力抗争。这张画并没有通常以死亡为主题的油画那样渲染恐怖气息，恰好相反，在它面前，观者能感受到一种双重的努力与存在，不管死者还是生者都在奋力拉扯着什么。

　　“我明白，这里显示的是群体的力量，双方都是。每个单独的人都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死亡，对其他任何个体来说，情况也都如此，因此观众才应该将他们当成一个整体去看待。”

　　于是，对死亡的思考，就此成为了卡内蒂思想中的又一个主题。

　　难忘的七月十五日

　　“搬进新住处后没几个月，发生了一件事，对我后来的生活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

　　卡内蒂所指的，是1927年7月15日发生在维也纳的司法大厦纵火事件。由于一位工人被害，而法庭对谋杀者做出了无罪的判罚，这一天，工人群体们集体抗议。他们点燃了司法大厦，警察们随即开枪，工人们四散而逃，其中有九十人死亡。

　　这段时期的卡内蒂一直在书本中挣扎。他疯狂阅读书籍，同时又疯狂地遗忘。过多的文字与思想堆积在他的脑中，阻碍了卡内蒂用眼睛观察现实的通道。卡内蒂一直对“人”怀有浓厚的兴趣，然而文学作品中的人——即使是典型性非常明显的角色——在书的结尾也总让人感觉有没写完的部分，似乎书中人物的性格还可以继续发展下去，而且，小说与戏剧中的角色通常有着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他们更多地对自己说话，而非群众。

　　人的性格不是孤立的，它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它有个人的独立性，也有群体的影响性。

　　七月十五日的暴乱场景震慑了卡内蒂的内心。那天在街上目睹了全过程的卡内蒂对街上不同人流的行动产生了兴趣。那些参与纵火游行的工人，他们的情绪只有单纯的愤怒吗？当警察开枪，统率游行的领导者们消失后，剩余的人们为何顿时变成了一团散沙？当工人们窜逃时，支配他们内心的仅仅是恐惧吗——这些问题明显不是弗洛伊德理论所能解释的。

　　“从事这项研究应十分感谢这一事实：维也纳有弗洛伊德这么一个人，大家都在谈论他，好像通过自身的意愿和决心，自己就可以对事物做出解释似的”。这就是卡内蒂和弗洛伊德在思想上截然对立的关键，后者将一切行为归咎于个体那不可观察又不可避免的意识层面，卡内蒂关注的则是行动与其他因素之间的联系。例如在当时，有许多参加完战争回来的士兵，他们谈论起战争的残酷和屠戮行径时，都会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瞧，我们潜意识中就是有着谋杀的天性。于是，自我解释就这样完成了，责任被巧妙地推卸掉。卡内蒂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他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会成为一个热衷参与战争的群体，是什么支配了他们的行动？为何人总是在群体中陷入盲目并释放出强烈的趋向性？

　　七月十五日的游行之火很快被扑灭，但它在卡内蒂身上点燃的思想之火开始燃烧。他开始投入到对性格、群体、权力、话语等命题的研究中，并在《耳证人》《群众与权力》及笔记《人的疆域》中一一呈现。

　　撰文/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