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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藤周作 在沉默中筑起信念的石头

2020年08月29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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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
译者:林水福
版本:可以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
《沉默》
译者:林水福
版本:新经典|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5月

  通常意义上,远藤周作被视为宗教作家,表象是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孜孜不倦地探讨基督的信仰问题。远藤周作十岁时,因母亲的影响而受洗,这并不符合大多数人对日本作家的整体印象,因此也就成了他难以抹去的标签。然而,他虽然没有放弃这一宗教信仰,但某种具象的宗教形式显然不是他所依怙的对象,而是审视和叩问的心灵对境。

  壹 远藤周作的东方信仰

  对宗教信仰者来说,他们为了从人生的虚无状态中超拔,期望获得好的生命品质,须从已有的信念出发,让信念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个信念与经验世界的认识无关,所以人不需要从怀疑一切开始对信念进行检验,只需凭意志实践即可。显然,远藤周作不属于这样的信仰人群,他的创作不是在推广某种救赎或恩典仪式,而就是从怀疑出发。他感兴趣的是,在我们所遇因缘不断迁流的环境下,超越的信念还有怎样呈现的可能。

  他是一个头脑灵活的快乐主义者,自承“并非可以实践禁欲主义的人”,他不会为了实现某种宏大的目标而放弃一部想看的电影,而是选择尝试一切、享受一切眼前的愉悦。这并非说他拒绝追求目标,他只是拒绝接受任何他人规训、固化的方式,诸如受难或忍耐。对他而言,随着境遇变换,每个具体的不同的人,总有对他而言更好、更合适的办法达到同样的目的:“模仿强者的办法未必总是好的,你的脑海中必定有自己的智慧与方法,就像我一样,它会让你与强者一同生存下去。”

  日本人一贯崇拜强者,武士道经典《叶隐闻书》,开篇写道:“武士道即迈向死亡之道。”在他们的观念中,勇敢高于一切。一个人为了所践行的道而毫不犹豫地迈向死亡,当然是值得感佩的。这在西方,仰药的苏格拉底、钉十字架的耶稣,都是例证。然而,这“道”是什么,东方武士道与上帝之道有着本质的区别。苏格拉底、耶稣的道,都带有超越世间的性质,他们殉道的指向,是终极性的不变的所依。日本的武士道,信仰的却是儒家的价值观,新渡户稻造总结为“义、仁、礼、信、忠、勇、名”,由于“敬鬼神而远之”,其信仰并没有超越世间的性质,而是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指向具体的因而不断更替的统治者。

  信仰的指向不同,其间的误解、矛盾,也就在所难免。远藤周作选择日本德川幕府初期为时代背景创作的小说《沉默》《武士》,便集中探讨了东方语境模式下,超验的个人信仰如何安置的问题。

  贰 《沉默》:17世纪的德川幕府

  基督教于16世纪中期在日本传播,战国乱世,是新思想赖以存活的环境,这一切终结于德川幕府建立。由于千年的消化融合,神道、佛教,能在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形态中找到合理的位置,然而基督教还没上过这一课。信仰基督教,就意味着治下百姓的心灵不能完全纳入权力的主宰范围,而一切颠覆稳定的行为,其青萍之末必然先诞生于异于权力的观念,禁教也就为幕府势在必行。

  《沉默》的故事,就发生于德川幕府全面禁教的17世纪初。在日本传教的神父,遭到残酷迫害。此时,葡萄牙神父费雷拉弃教的消息传到欧洲,费雷拉的学生洛特里哥神父偷渡日本,希望査明真相,旋即被捕。幕府一面对信徒用刑胁迫,一面安排弃教的费雷拉劝说。最终,洛特里哥无法忍受信徒们因自己的坚持而受“穴吊”酷刑,于是踩踏基督像弃教。

  《沉默》是西方“约伯记”传统的东方续篇。在西方,上帝对人的考验,假手于撒旦,《浮士德》《大师和玛格丽特》都继承此传统。然而,无论德国还是俄国,都是基督教影响覆盖之地,上帝、耶稣、撒旦在其中出现,理有当然。然而当时的日本,民众另有神祇,武士信仰权力,上帝在这片土地如何“化现”,本就是问题。

  古代日本,权力的力量大过宗教的力量,上帝在这块土地被剥夺了话语权,从而“沉默”。书中第八章,洛特里哥踏像弃教,耶稣的面孔本是他心中最美、最高贵的东西,现在,他却要用脚践踏这张面容,于是喊出“好疼啊”。幕府翻译回应说:“只是形式罢了。形式不都无所谓吗?形式上践踏一下就行了。”也即是说,神父的内心到底怎么想,他的“敌人”根本无所谓,不需要在灵魂深处革命,只需形式上做出幕府认定的“弃教”之举,就可过关。神父似乎完全可以内心拒绝,而表面作为一个形式上的弃教者存在。这在东方文化中,叫作“外不殊俗,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

  权力社会可以容忍虚伪,因为权力是人对人影响力、控制力的体现。能够让对方不得不虚与委蛇,这本身就是权力强大的象征。而只要其他人相信了这种虚与委蛇,三人成虎,那么权力控制便得以成形。可这种内外分裂的“信仰模式”,不是西方神父能接受的。因为,在宗教向度上,如果一个人内外不一,其他人又如何相信他们的言行呢。一旦无法辨别言行真假,终极信仰又如何具有对普通人的引导力呢。而一旦信仰在人心中不具有终极确证的意义,那么信仰任何事物都行,又何必选择某一种宗教呢。

  据说,日本信仰宗教的人数,是总人口的两倍。这样一个看似荒诞的数据,说明就信仰而言,日本人有着过于独特的理解。即便再宽容的宗教,只会做到尊重选择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但绝不会认可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多种宗教。每个宗教的独特之处,就是他们不同的见地。正如东南西北不能被合并为一个方向,同时选择两个乃至多个方向,那就哪儿也去不了。同时“信仰”两种乃至多种宗教,本质上等同于一种宗教也不信,“宗教”对于他,只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填充物,好比墙上的饰品,尽可以随大流更换。

  西方人“误认为日本人变成了天主教徒”,其实日本人只是“把我们的神依他们的方式扭曲、变化,制造出另一种东西”。而“把经过美化、渲染的人称为神,把跟人同样存在的东西叫做神”,这样的神也就没有超越意义,与上帝已没有关系。当你呼唤上帝时,只是对着一个被自己贴了上帝标签的对象,上帝又如何回应你?“呼唤者与被呼唤者很少相互应答”。这是悲剧,但在《沉默》里,它又是荒诞剧:或者是你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或者,干脆是你拨错了电话号码。《沉默》中的费雷拉神父,正是发现了这一点,从而走向弃教之路。

  如果没有了外在形式,信仰如何安置?费雷拉说,“毫无疑问,即使基督本人也会为了他们弃教。”在这里,如果基督本人象征纯粹的信仰,那么信仰的核心,就是“为了他们”,而非“教”。只要“为了他们”这一核心精神在,教的内容即在,而弃“教”或取“教”,都是这一教的内容的不同显现而已。立足于此,他们就可以另一种形式,在东方重建信仰大厦。

  叁 《武士》:叩问内心的坎坷道路

  那么,天然误解着上帝的日本人,又怎么办呢?他们在这片新服务区,拿着传抄错误的电话号码,能否与上帝相遇?这也是“非自觉”受洗的远藤周作本人,必然要叩问的问题。

  《武士》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路彷徨在稀里糊涂中已经信奉的现世信仰(武士道)与被迫接受却慢慢融合的宗教信仰之间。刚毅木讷的武士,本欲在德川幕府的和平年代平凡终老此生,但某天接到主上之命,前往西方。为顺利完成主上任务,武士在西方接受了形式上的洗礼,却在回到日本后因入教受到审问。虽然武士辩称自己是为忠于主上受洗,并无信仰宗教之心,但在一系列的冤屈中,他慢慢发现“那个男人正在改变自己的命运”。最后,武士在心中默默接受了信仰,并被处决。

  武士在非自愿的情况下接受洗礼,许多日本人在误解的情况下皈依基督,这一起步便错的开始,能否最终导向真实的信仰?远藤周作认为,武士从海外归来被现世信仰抛弃形单影只之后,武士首先与之对话的,便是悲惨的耶稣。因为,在人内心的某个角落有一种期盼,希望寻求一种一生都与我们在一起、不会背叛我们、与我们不离不弃的存在。武士“现在不知为何不像从前那么轻视他(耶稣),也不觉得有隔阂。甚至觉得这个可怜的男子和在转炉旁盘腿而坐的自己非常相似。”跟可以抛弃自己的外在主上相比,内在于自己的永不离弃自己的存在,是信仰最坚实的秘密和诞生地。

  一个西方教士选择弃教,一个东方武士选择信教。教士抛弃了他熟稔的所有从西方学来的宗教表象,以弃教信道,武士从被迫安置的宗教名分开始,以真诚凝聚对基督的思考,在孑然一身时与信仰相遇。他们处境不同,但都学会了“沉默”,而沉默本身,或许就是上帝用沉默在东方实现的教导,它先被教士体验到,并最终被武士听到。在集体主义的语境下,或许只有先彻底地走向孤独,走向沉默,才能体会到真实,而真实,就是在一无所有中筑起信念的第一块石头。

  □吴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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